在这个被股市和房价控制着节奏和情绪的城市,

    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存在

    每年6月,差不多是上海最糟糕的季节,潮湿,闷热,梅雨连绵不绝。可在有条件的人家至多拥有一台华生电扇的那个时代,精明知体面的上海人就已不满足于只能在大马路上乘凉,最闷热的时候,他们会拿着一条毛巾毯,抱着孩子,举家去附近的电影院看廉价的连场深夜电影。在一片黑暗里,吹着凉爽的空调,孩子安静睡去,熟悉的电影台词缓缓入耳,游离脑际，如梦似幻。

    老人们口中关于上海的辉煌记忆,往往是从某个电影名伶灿若星辰的传奇故事开始。如果问上海人为什么格外钟爱电影,他们通常回答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说,大概,是种本能吧。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过,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做一百场讲演,往往也比不上一部好电影的影响。精明的上海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所以在1993年初广电部“三号文件”——《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颁布后,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应势而生。

    中国惟一的国际电影节,偏偏被选定在上海最糟糕的六月。湿热的天气里,索性请假不去上班,一场接一场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在永动机般的城市里,擅自停住脚步,发一阵痴呆呆的白日梦。

    60岁的陆明祥,今年3月刚刚退休,乐呵呵地说再也不用为了电影节请假或开溜,接下来的每一年、每一届,都可以尽情地看自己喜欢的电影。

    这个在机关兢兢业业干了30多年资料管理员的老先生,一辈子做得最出格的一件事,就是三年前为了电影节上仅映一场的一部电影私自“跷班”。那天偏赶上上级领导来视察资料室,焦急的同事们却怎么也找不到从来都是规矩老实的陆明祥。

    陆明祥有一顶深咖啡色的贝雷帽,过于时髦跟本人很不搭。但小区里熟识的邻居们一看到陆老先生头顶贝雷帽出门,就知道“哦,电影节又要开始了”。在大多数邻里眼中,这位丧偶多年的独居老头此时甚是新潮,让人刮目相看。

    在上海影城工作了十几年的邵振华并不认识陆明祥,对于他以及像他这样的一群老人却不陌生。“每年电影节前,他们会提早一个多月就来打听放什么电影,哪些导演明星会来,还会跟我讨论哪部片子拍得好。等出票的时候,他们就会早早地结伴来排队买票。”

    1994年,18岁的邵振华当上了上海影城的一名大厅服务员,高兴坏了,因为他从小就爱看电影。那时候,他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为同事顶班,做十点以后夜场的撕票员。

    “撕完票,观众入场了,我就可以坐进去看电影了。而且还有加班费,加一场是5元,加两场15元。其实就算不给钱,只要让我看电影,我就特别愿意干。”邵振华觉自己太幸运,找到了一份很幸福的工作。

    后来,邵振华从服务员变成了放映员,从放映员慢慢成为了业务员,从业务员变成了业务部经理助理,最后变成了每年电影节最“抢手”的工作人员,他的手机在电影节的十天里永远在响。（孙轶玮）

    邵振华再也不能好好地、完整地看上一部电影了,这让他很难受。

    “拿今年的电影节来说,180多部电影,没能看上一场。”惟一有过一次夜场,主持完见面会的邵振华终于把那天所有的事做完,以为可以好好看场电影了,但没过2分钟,他就直挺挺地坐着睡去。等醒来已是灯光大亮,观众只剩三三两两。

    空荡荡的放映厅对邵振华来说是异常熟悉的。还是个放映员的时候,他总是会提早来,一个人站在场子中央,闭上眼睛,感觉着灯光渐暗,一束亮光突然从后方射来,包裹住自己,然后做一个深呼吸。

    “我会有一种满足感。”邵振华说,“我能感受到电影这个行业的意义所在。所以在遇到困难时,我常常会去放空的场子里呆上一会儿。”

    2004年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朱文的《云之南方》已开场,95个席位早早额满,可仍有无数观众在门前苦苦守候。有的抓住赶来维持治安的邵振华急急说,出多少钱都愿意,只要能进去。最后,影院决定让这些观众都入场观看。

    邵振华记得,方才乱哄哄的人们自觉地排成了队,默默进场。悄无声息地在地上、台阶上坐下。等到电影结束,灯光亮起,制片方和影院方都被震撼了,狭小的放映厅竟然塞下了数百人。他们安静地坐着,脸上是满足和期待的神情。

    陆明祥当时就头带贝雷帽挤坐在三排的台阶上。黑暗中,他想不到只隔一个手臂距离的左前方就坐着他最喜爱的演员李雪健。

    唐丽君能体会这样的感觉。走进放映厅前,她是妻子、是妈妈,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执行秘书长。但当灯一灭,她就变成了自己。可以笑,可以哭,可以愤怒,可以感动,可以在这个被股市和房价控制着节奏和情绪的城市,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存在。

    聪慧能干的上海女人唐丽君说,这是一种特别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