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城市的幸福密码

    考察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最集中的方式是考察它的节日形态,考察它的人民是否尽情忘我地投入到节日之中

    公元前480年6月,波斯王薛西斯率领的军队到达希腊温泉关,发现对手只有几千名希腊士兵和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领的300名勇士。

    此时正值四年一次的希腊奥林匹亚节庆,各城邦男性公民聚集在伊利斯庆祝这一节日,在此期间全希腊“神圣休战”。

    波斯军队无视希腊城邦的这一传统,以众击寡攻下了温泉关,但入侵最终全然失败。希腊的这一节庆传统此后又保持了上千年,直到希腊衰落后被罗马人禁止。

    但在19世纪中期,奥林匹亚节庆及其和平传统被重新发掘,发展为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2004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回到了其发源地雅典。

    这一历程如同一个漫长的寓言,传达着节庆对于城市文明的意义——希腊人宁肯输掉一场战役,也不愿背弃全希腊城邦相聚欢庆的传统,不愿放弃在节庆中尽情分享和交流的幸福与自豪感。这种幸福感最后帮助他们战胜了来势汹汹的敌人。

    在过去三年中,《望东方周刊》连续举行有关城市幸福感的调查,此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首届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我们的报道,将重心落在各上榜城市的节日上,希望从这一关窍入手,更贴切地把握城市幸福的脉搏。

    节日是幸福感的集中体验

    相比于平时的艰苦劳作,节日是幸福感的集中体验,而只有城市才能把一家一户的节日聚合为全民的节庆,通过情感的分享和交流使幸福感达到仪式、象征的层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最集中的方式是考察它的节日形态,考察它的人民是否尽情忘我地投入到节日之中。

    同时,大规模的节庆哺育和保护了艺术、宗教与哲学等人文成果,这些精神要素正是城市生命力和创造力之所在。古希腊的节庆哺育了希腊文明的核心成果—— 悲剧、体育运动和哲学,而中国的闹元宵则与灯谜、剪纸、诗词艺术乃至火药发明密不可分。

    和实行城邦制度的古希腊相比,中国上古农耕社会有自己的节日系统,它体现为崇拜神灵、祖先和寓于四时节气之中的神意。

    在许慎《说文》中,“节”的原始含义是竹节,引申为节气、节制等义,说明了上古节庆之中包含的庄重的祭祀神灵和顺应诫命的性质。但当祭祀和诫命的庄重意味消退,崇拜神的活动渐渐变为娱神和娱人,心灵和人性的欣悦代替了神性,真正意义上的节日就产生了。比如端午节即产生于对阴阳二气相交的忌讳,而后脱离神秘性质并带上了诗性色彩。

    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各地文明的发达,大规模的节庆活动与地方性质的节日分头兴起,大约与《东京梦华录》及《水浒传》记载的“汴梁空巷庆元宵”同期,产生了东南沿海的妈祖崇拜及其节庆。

    宗教、传说、人文、情感、风土、经济皆可能成为诞生某个节日的诱因,而使一个节日超越具体环境长久流传的根本因素,则是契合了人群的心灵需要,并植根在心理传统之中。脱离人文和心理传统的节庆仪式则会逐渐消亡,比如秦皇汉武的封禅、巡狩。

    随着农耕社会进入现代时期,政治、工业文明和外来因素打破了这一节庆体系,而城市在节庆体系中的地位也随着城市地位的统治性显得尤为突出。

    今天我们“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节日面貌各有不同,节日与城市的关系及其意义也要复杂得多,但节日来自人文传统、旨在安抚和凝聚心灵——这一点乃是九九归一。

    本刊关注的不仅是展示每个城市节日民俗的丰富性及其历史变迁,更关心背后的人性和心理脉络,关注人在参与节日之中的幸福体验。因为人的幸福是城市幸福的最终尺度,也是它的原动力。

    普通人的心灵诉求得到尊重

    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人参加或者强制参加的节日。

    不管现代社会造就和影响一个节日的因素变得多么复杂,节日的生命力和幸福感只能以人为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传统的节日和各地形形色色的民俗节日被当作旧事物忽视或废止,在法定节日之外,人们缺乏体验幸福感和交流情感的仪式场合。这种被压抑的需要蛰伏了一代人的时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猛烈喷发,在极短的时期内繁盛热烈。

    与以往相比,在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叙事背景下,新时期以来的城市节日体系呈现出鲜明的自觉性特征,无可避免地参与到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中去。当下城市的节日,更承担着创造幸福的功能。

    今天新生的节日,既有传统节庆的自然复活,也有对传统和地方人文、自然资源的有意识发掘,还有外来因素的植入。民间力量自发推动着,地方政府也有介入、引导乃至设计。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城市政府重视节庆的作用,始于发展经济、建设城市的需要,它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涵盖了曾经泛滥的“交易会”。“会”之所以演变为“节”,是由于后者植根于人文传统和人心体验幸福的需求,因而更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从“会”到“节”,反映着人们对于所处身的城市本质的逐步品味,也促进着官方和民间的互动。

    某座城市的一处旅游名胜、一种拳头产品或地方特产,以及其他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事物,都可能成为节庆诞生的原因,比如重庆火锅节,青岛国际啤酒节,或者深圳荔枝节。

    不过,在传统节日复兴的背后,人们也开始有传统本质失落的隐忧;对于那些新创的节日,也有人质疑,它们的生命力会有多久。

    一些被人为设计、功利性太强的节日,骤然而起霍然而衰,在市民心中不曾留下深切的痕迹,对城市的发展也并无积极影响,反致浪费;一些对传统民俗节庆的“过度开发”,也往往由于只得皮毛而空洞化。

    那些真正走向繁荣的地方节庆,一定是立足于当地人文和自然资源的实际,体会和把握住了城市居民的“幸福神经”,又适宜地融合了当下新的社会要素,真正成为普通人的节日。比如北京的庙会和杭州围绕西湖的一系列节庆,结合观景、民俗、技艺和仪式,使人们能够很方便地参与和欣赏,在充分体验幸福感的同时促进了城市发展、社会和谐。

    与改革初期集中围绕经济效益“造节庆”相比,眼下各个城市节庆的发展更为贴近当地的人情风土,人们心灵寄托和情感交流的机遇更为丰富。“邻居节”、“民工节”,这些立足人本的节日富有现实意义,让城市更加温情脉脉。

    在节日诞生和参与的机制上,多元性、开放性日益鲜明,民间传统、专家视角、市民意见都可能对一项节庆的萌生和繁盛发挥作用,普通人的心灵诉求得到尊重。

    从根本上说,这一转变是整个民族现代化叙事转向的一部分,即由单纯的经济指标转向更为注重社会和谐和心灵幸福。

    本次上榜的各个城市,都有着它们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节庆,洋溢着独特的幸福芬芳。体会这种芬芳,也就是体会当地人的心灵,体会城市的本质。

    如果你被这些城市的幸福所吸引,就请启程,在节日里到达这个城市。你会发现那里的人们不仅在体验幸福,更在创造幸福,而在体验和创造幸福的人群中,也包括你。（袁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