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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育”助力百年名校“网上升”

2016年03月23日 15:11:28 来源: 中国教育报

  王英副校长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日常作业分析与优化的研究”的课题申报研讨会上分享使用“作业盒子”的心得。

王英副校长在课堂上用“作业盒子”辅导学生做作业。

“作业盒子”能够自动批改客观题,老师一眼就能看清学生作业的正确率。

    “经过6个月的分数统计,作业盒子试验班的成绩有很大的提升。”

    汾阳中学副校长王英看到结果很是欣慰,他在教案上写到:增长幅度较高,试验成效显著,值得推荐。

    “‘作业盒子’试验班是在众多班级中随机挑选的一个,整体水平与其他班级并无太大的差异,在使用‘作业盒子’之前,班级整体排名从来没有拿过第一,但是使用之后无论是得高分人数还是总排名都名列一二。”王英表示。

    “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很多生活方式都有所颠覆,学生的学习习惯也发生了改变,但是我们的教学方式和批改方式却并没能很好地借助互联网的力量。”王英提到,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老师缺乏创新和接受新鲜事物的精神,只知道埋头逼着孩子拼成绩,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老师和家长谈“网”色变,从内心抵触孩子过早接触网络。

    “是时候该变变了。”

    王英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互联网在老师和家长心目中的形象,用实际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互联网对于教育的巨大助力作用。

    “互联网+教育”还是“教育+互联网”?

    2015年10月在“作业盒子走进山西”的培训会上,王英与“作业盒子”相识。在现场试用时,他会心一笑,“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互联网产品吗?”

    通过互联网进行在线教育在王英看来不是新鲜事物,他也接触了很多在线互联网的产品和网站。他认为,早期在线教育是典型“教育+互联网”模式,在传统教育基础上嫁接互联网渠道,传统思维占据主导,无论技术、人才,还是运营管理等都与互联网特质相去甚远,使用场景也不符合老师和学生的实际情况。

    “‘作业盒子’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互联网教育的基础性工具,适用范围广,能真正解决老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中的痛点。”

    王英从去年10月开始着手他的“互联网+教育”的试验。

    他选取了一个成绩中等的班级作为试验样本,这个班级同学的所有科目课外作业都是通过“作业盒子”布置,选择题系统就能自动批改,主观题的批改也是在它上面完成的。他将每次月考、期末、期中考试的各科成绩都记录下来,探求在使用互联网工具之后学生的成绩到底有没有提高。

    “最开始我心里也没有底,甚至引起了很多老师和家长的异议,特别是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学业压力大,家长害怕鼓励学生使用手机会影响他们的正常学习,分散精力。”

    但是经过短短6个月的试验,王英发现学生不仅成绩提高很快,更重要的是通过作业盒子自带的学情分析功能,对学生的个体学情以及班级学情有了时时、客观、全面的了解,在教学中实施个性化指导,为多年困扰老师的因材施教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学生们通过作业盒子提交作业后,就能立刻知道自己的知识点掌握情况如何,这一点在学生中很受欢迎。

    老学校,新试验

    试验成效的显著性让王英很受鼓舞,但他认为,只有两个班的试验样本以及6个月的数据统计并不足够,他头脑中冒出了一个想法:将整个汾阳中学作为“互联网+教育”的试验田。

    据了解,汾阳中学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名校,也是山西省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百年老校。1906年,当时还是汾州府的汾阳,设立了“汾州府中学堂”。1915年,美国卡尔顿大学及基督教公理会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教会学校——铭义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合并组建了山西省立汾阳中学。现在,该校成为山西省首批示范高中。

    41岁的王英在汾阳中学担任副校长已经有四个年头了,同时还是该校的生物老师,深入教学一线的他,对老师繁重的批改任务和无法客观深入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感同身受,互联网让他看到了给老师减负的途径和个性化教学的未来。

    “在未来,互联网肯定会对教育有巨大的变革,但怎么变、怎么改,所有的教育人士都处于探索中,我希望我们汾阳中学能走在互联网教育的前面,用互联网为学生和老师谋福利。”

    山西省汾阳中学校长王继民对王英的观点非常赞同。他认为,互联网对教育而言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未来进行个性化教学、实现因材施教的一个效率工具,一个有益平台。对于家长担心学生过多使用互联网会影响学业的问题他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互联网的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只要老师和家长监督得当,学生自我管理素养养成,互联网就能发挥作用。

    “不能因为惧怕而不接触新事物,‘互联网+教育’是时代潮流,谁也抵挡不了。”王继民说道。

    大数据才是教育的未来

    教育行业专业人士表示,互联网对教育最大的影响除了习惯和方式的改变,其中沉淀的大数据更会在今后产生无法估量的潜力。传统教育政策的制定通常没有全面考虑现实情况,只是决策者通过自己主观上的有限理解推测教育现实,而采用调研的方法也常常是被指定“抽样”和座谈的样本,使得随机中掺杂了更多的人为干预,所以制定的教育政策就容易出现失灵的现象。

    被誉为“大数据时代预言家”的维克托·迈克在其最新作品《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拥有了强大且具有实证效果的工具,能够空前地看到学习的过程,破解过去不可能发现的重重学习阻碍,让教育可以实现‘私人定制’改善学习的成效。”

    “教育正在走向大数据时代,谁能够发现数据,谁就能够赢得未来的生存;谁能够挖掘数据,谁就能够赢得未来的发展;谁能够利用数据,并利用数据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谁就能够赢得未来的竞争。三个层次是递进的关系,即发现数据,挖掘数据,利用数据。”中央电化教育馆原副馆长王晓芜如是说,而“作业盒子”正在向这方面努力。

 

 

[责任编辑: 金娅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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