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凤出生于河北一个中医世家，在父辈行医的耳濡目染下，也选择了为患者祛病解忧的医疗行业。1970年，她从北京医学院第一医院毕业，主动奔赴西藏阿里支边。在高原苦寒、医疗条件艰苦的基层一线，让她深切体会到儿童健康对一个家庭的分量。1979年，她成为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师从儿科主任李树政教授。

  然而不久后，导师因公出国，王玉凤的研究方向因此发生改变。在精神病学专家沈渔邨院士的引导下，王玉凤决定转入当时尚处萌芽阶段的儿童精神科。也正是这个“阴差阳错”，让她站在了中国儿童精神卫生事业的起点。

  王宁：那个时候精神科刚刚成立研究中心，儿童精神科处于什么阶段？

  王玉凤：儿童精神科就一个医生，分支是成人精神科医生，只不过部分时间看儿童的病。沈大夫也是留苏的，知识面比较广，她翻译了一本儿童精神病学的书，也兼顾一点看儿童。

  王宁：什么范畴之内属于儿童精神科？

  王玉凤：家长会发现这些孩子有幻听，就是多疑了，出现妄想了。

  王宁：疾病都发展到非常严重了，可能出现了精神上的某种错乱，才能判别出来他是精神出了问题吗？

  王玉凤：当时躯体疾病死亡率高，严重的病你得先看。我就在这个转变的当口，选择了ADHD前身，就是轻微脑功能失调作为研究对象。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早在19世纪就被医学文献记载，但在我国仍属认知空白。沈渔邨教授交给王玉凤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良一项儿童尿液生化指标的测定方法，这是探索ADHD生理机制的基础性工作。而科研之路并不平坦，因为实验室冰箱意外损坏，她耗时半年多收集的儿童尿液样本全部损毁。

  王玉凤并没有气馁，通过做流调收集病例来完成实验室测定指标。她骑着自行车，驮着用塑料桶装的尿液样本带回实验室。最终，王玉凤的两篇论文相继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成为中国ADHD研究领域早期重要研究成果。1988年，她成为我国自主培养的首位精神病学博士，随后赴哈佛大学深造。

  王宁：您当时什么状态？

  王玉凤：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就想怎么解决。然后就引发出来我做流调了，流调的患病率这个数被认可，然后收集多少病例，实验室的测定指标我能完成。

  王宁：20多岁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学历又那么高，驮着尿液，大家会觉得是有一点点脸上挂不住的事儿。但对于您来说，那个时候对职业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

  王玉凤：那会儿是觉得去过西藏，什么苦也可以受了，所以就为了这份研究，要忠诚于做的这件事。

  从艰难拓荒到科学深耕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科普增多，前来门诊求助的家庭日益增多，王玉凤团队开始探索非药物治疗的新路径。在经验空白的条件下，经过深入文献研究，源自美国并在中国台湾地区实践应用的感觉统合训练被引入国内。

  2008年，王玉凤突然接到任务，带队紧急奔赴山东日照，为在汶川地震中遭受心理创伤的孩子启动心理评估和干预工作。正是这段经历让她意识到还有大量深陷精神困境的人亟待帮助。带着这份触动，她推动科室在服务能力和专业配置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如今的北医六院，已经从最初的简陋训练室，升级为专业的感统训练室。

  王宁：所以您那时候做这个需要很大的魄力。

  王玉凤：小孩子在里头训练，家长就围一大圈，那会儿外面连座位都没有，大家都站着。

  王宁：他们经受了这样的训练，或者他们经过您的帮助，真的能好吗？

  王玉凤：会改善，因为精神科的问题，往往不会痊愈。

  王宁：这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是挺大的打击，怎么治可能都不会痊愈，怎么办？

  王玉凤：你要接纳这个，现在科学没有发展到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解决，我慢慢意识到起码有临床缓解、症状改善、社会功能缓解，让他们生活质量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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