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出生时间： 1937年9月

    出生地点： 杭州

    最高学历： 高中

    经商信条： 信誉重如生命

    业余爱好： 看新闻、听戏曲

    最崇拜的人： 父亲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阳光尽情地散落在杭州古老河坊街的青石板路上，踩着在半空中摇曳的各式商号旗落下的投影，目睹着商铺里摆设的鳞次栉比的物品，虽说也能让人多少浸淫于一种旧时的氛围，但似乎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什么……

    “嘣、嘣、嘣”，一阵阵轻柔悦耳的响声，从中华老字号——杭州潘永泰棉花店里传出。一眼望去，柔和的阳光下，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操弄一台弹棉机，他们面前摆放的是一床雪白的棉胎，细细小小的棉花随之翩翩起舞，好一幅“清明上河图”，不由让人凝神驻足……

    潘永泰棉花店，这是目前杭州城最后一家秉承传统弹棉工艺的作坊，那位儒雅、清秀的老者，就是店主——潘文彪。

    于是，禁不住走进店堂，坐了下来，记者的好奇一下子就开启了老人的话闸，他的弹棉生涯要从他爷爷和父亲说起……

    潘统印是“潘永泰”的创始人、潘文彪的父亲。1900年，当20世纪的曙光降临时，潘统印降生在温州永嘉县一个弹棉郎家里。到了19岁，潘统印就开始“子承父业”了。他随着父亲，背起一弯弹弓、一张磨盘，手提一个弹花棰和一条牵纱篾，走街串巷，足迹遍及苏、浙、皖三省。

    那时，弹棉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碰到哪家要弹棉花，主人家的两扇门板一搭，就是一个弹棉架，完工后倒头就在门板上呼呼入睡，哪管冬夏与春秋。父子俩先后游走于太仓、宜兴、建德等地，可一年忙到头，还是饥不果腹，最后父亲客死在他乡宜兴。

    曾是宋朝御街的河坊街，是当时杭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可与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相媲美。不知从何时起，温州籍的弹棉郎都看中河坊街这块商业的宝地，纷纷在此开设棉花店，至20世纪中叶，已有200多户在杭州落脚谋生。

    思念家乡而又技艺见长的潘统印，经温州同乡的介绍和帮助，来到杭州沙婆桥，找到了一个加工棉胎的固定落脚点。那时，在杭州的弹棉郎几乎都是来自温州永嘉，同乡人之间很抱团，并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从不隐瞒保留。开业之初，潘家生意并不十分红火，潘统印便经常来往于河坊街，经温州同乡会和弹棉同业公会的悉心指导，与同行间开展友好互助和有益的竞争。

    如此这般，河坊街一带的弹棉业信誉迅速提高，很快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以永嘉人为主的弹棉郎就此在繁华的河坊街争得一席之地，而潘家的棉花店生意也日渐兴隆起来。

    当年，杭州出产的棉胎工艺精良，比附近出产的棉胎更受客户欢迎，从而有“杭胎”的美誉。而“杭胎”又主要出自杭州的永嘉弹棉郎之手，这其中潘家更是凭着勤奋和智慧，成了同行中的翘楚。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上，潘家的棉胎荣获金奖，奖品是一架木橱式的弹棉机，上刻有“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获奖”字样。

    此时，在杭州的温州生意人日渐增多，并建立了温州同乡会。在同乡会的操办下，温州人在杭生活的各种配套生活设施日臻完善，整片居住户都操温州话，潘统印在杭州感觉如在自己老家一样亲切、温暖，于是就有了在杭州置业永久居留的想法。

    1946年，潘统印已46岁了，但他对扩大弹棉业依然壮心不已，他在沙婆桥开出了“潘永泰棉花店”，意在“永抱伟业济沧海，泰和温香送人间”。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动，杭州的其他棉花店都被合并成合作小组，因潘统印已是50出头的人了，所以政府仍允许他以个体工商户身份经营，1957年“潘永泰”搬到了上塘镇。此后，不少弹棉郎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或歇业，或另谋他业。

    潘文彪1937年降生在杭州，当他还在襁褓之中时，父母亲就背着他踩弹棉机，久而久之，弹棉机的音律对幼小的潘文彪来说，无异于是一首首动听的催眠曲。到了蹒跚学步时，潘文彪就壮着胆子登上弹棉机的踏板，利用自己的体重让踏板徐徐下降，并以此为乐。少年时的潘文彪就学会了弹棉花的所有工艺，甚至在棉胎图案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无论是连环、双喜、花鸟和麒麟，他都做得维妙维肖，父亲及同行师傅对此赞不绝口。

    1956年，潘文彪从杭州一中毕业，被安排到新安江电力工业干部学校接受行政及物质供应培训。后被分配到江西水电安装公司工作，有30多块的月薪，这在当时算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正当潘文彪干得热火朝天时，一封杭州来信，在他心里激起阵阵涟漪。这是父亲潘统印的来信，父亲在信中坦承自己已是病入膏肓，并说家里这份弹棉行当，即使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期，爷爷也不曾放弃过，现在希望他这潘家的独苗能回来继承这份祖业……

    此时，1961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于是潘文彪就决然而然地离职，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杭州。那年寒冷的冬天里，父亲撒手西去，一种使命感使他义无反顾地拿起父亲留下的弹棉棰，在母亲的辅助下，继承了父辈未竟的事业，就这样，母子俩依然痴心不改地奏响了那动听的弹棉交响曲……

    作为文革期间仅存的个体劳动者，是不能雇工的。当时加工1斤棉花，工钱是1角6分，加工棉纱每1尺宽2角钱，一条5尺宽的棉胎一般加工费可得2元多。

    棉纱由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加工棉胎的数量客观上受到限制。税费除规定基数外，还缴纳个人所得税。潘文彪工资基数每月33元，母亲是家属工，算半劳力，每月16.5元，2人共计工资基数49.5元。收入多出49.5元部分，按20%计征个人所得税。

    1984年，潘文彪将“潘永泰”搬到了河坊街，可是诸多的限制和时代的变迁，在杭州从事弹棉业的人越来越少，但潘文彪想到爷爷的艰辛创业和父亲的临终嘱咐，这祖业千万千万不能丢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个私经济受到了国家的重视，政策上也日趋宽松。潘文彪萌生了扩大经营生产的念头，此时的加工费每斤棉花从过去的几毛钱增加到了2元钱，加上弹棉的技艺也已炉火纯青，虽然“潘永泰”的加工费略高于外来弹棉郎的价格，但潘文彪讲究功夫、做工精细，弹好的棉被四角相当平整，中央稍厚，边缘稍薄，变化过程均匀，所呈曲线圆润，让人看得多舒服！“潘永泰”信誉越来越好，除了一半是街坊邻里的活，还有一半是远道慕名而来的客户。

    为了保证弹棉的质量，潘文彪只雇一名帮工，每天开门后只用半个小时来接业务，而后的生意就一概婉拒：“明日请早！”以至于往往“潘永泰”一开门，就有顾客涌了进来。

    后来，棉胎上的纱网可以机械化织了，只要买来蒙在弹好的棉花上就可以磨了，这样就能实现规模生产。但潘文彪却不这样认为，人家送来的棉花原料都不一样，加工棉被的大小尺寸也不一样，形成批量生产并不好，况且老传统总得有人继承啊。就这样，在杭州这样一个繁华、充满现代气息的都市里，古老的弹棉工艺被潘文彪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

    河坊街在这以后漫漫几十年中，随着杭州商业重心的转移，一时落寞冷清了，街上有的店生意日益萧条，河坊街陷入了迷茫之中。西风尽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了现代化的大生产方式，街上有七八爿棉花店歇业改行，那些弹棉的老把式，有年事也已高了，同时也鲜有年轻人肯再操此行当，弹棉业似乎奄奄一息……

    河坊街只剩下“潘永泰”一家棉花店了，换句话说就是整个杭州也仅只“潘永泰”一枝老树了。而“潘永泰”依然门庭若市，成了旧河坊街上的一景，甚至连路过的老外也好奇驻足张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9年3月，河坊街被列入了旧城改造项目，古老的街区岌岌可危，推土机的隆隆声日益逼近，潘文彪为此忧心忡忡。他与许多有识之士一起积极奔走呼号，广泛的民意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杭州市委、市政府从善如流，决定保护这条杭城仅存的古老街坊，把河坊街修复成步行街，以形成新的旅游景点。

    不出多时，河坊街成了寸土寸金之地，“潘永泰”的店面在河坊街上，更属一块黄金宝地，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店面当作弹棉花作坊真是太不合算了，即使自己不做，店面租出去每个月也有几千元。有人好心地劝潘文彪改行做其他生意，就一定会发大财，可潘文彪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持要开棉花店。他是这样想的，无论怎么现代化，棉被还是人人都要盖的，工业化方式生产的棉被没有传统手工制的棉被舒适，这弹棉的手工艺绝不会被淘汰。

    潘永泰一年要弹出一两千条棉胎，不论5公斤大棉被，还是8两婴儿被，都是厚薄均匀得当，尺寸准确，四角坚挺对齐。店里的拳头产品——1公斤棉胎，在历届西博会上展卖，往往都是一抢而空，所以在杭州城里，“潘永泰”的名声很大。随着来河坊街的外国人日渐增多，也时有外国人要买“潘永泰”的棉胎，因此，潘文彪将他的名片印上了中英文两种文字，店里墙头上张贴的“潘永泰”历史及产品说明书也有了英文版。

    潘文彪的心里亮堂多了，自己不在乎能挣多少钱，只要老两口日子过得舒坦就可以。

    曾经落寞的河坊街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如今无论是白昼还是夜晚，古街依然是熙熙攘攘的景象，置身其中，潘文彪和他的儿子已把眼光放得更远，他们已为“潘永泰”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了商标，决定以老店作为窗口，另外搞个加工场，扩大生产。同时让老店作为一个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将这传统行业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来对待，在这古老的历史街区里，展现几代弹棉人的创业与生生不息传承文化的精神。 (撰稿/龚坚华/文 朱照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