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人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天台商帮不是垄断一个行业，就是“霸占”一个地区，形成了“块状”的外出经济。团结、走四方的闯劲，是为家族产业得以生存的第一法则。

    老刘在南京尧化门有一个30多平方米的手机店，进入这行之前，他一直在天台做布匹生意，不久，在南京赚了钱的老乡告诉老刘，南京辐射周边城市能力强，商机比较多，于是他便来到南京，两年稳定后接来妻女买房定居。在他的引导和帮助下，两个弟弟妹妹也先后来到南京做手机生意，弟弟现在的生意做得比他还要大，而妹妹已经成了南京人的媳妇，和丈夫一起，在新街口经营着手机店。“像我这样一家人都在南京做生意的多得很，一个带动一个，相互影响，最后，在南京的天台人也越来越多。”

    不过，即使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在这一点上，天台人从不含糊。做得大一点的，就搞股份制公司，亲戚朋友在里面持股，小一点的也会画契立约，总之是“有十分的硬气”，有时候令人感到有点“迂”，这一点甚至在30年代就曾一度被鲁迅指出过。

    有意思的是，当被问到“家族产业做大了，资金从哪里来”时，大部分天台人的解决方案绝不会是国家的银行体系，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内循环系统”——民间借贷，虽然这已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了。而面对“天灾人祸麻烦事如何摆平”，天台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公了还是私了？”他们一方面希望能依靠扩大影响来施加压力，却又害怕把事情闹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看来，天台人的家族产业应该还有第三条法则——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借助外力”，处事低调是一贯的作风。

    然而，通常并不是低调就能消灾免祸。

    小商人的无奈

    天台人陈青军就遇到了麻烦。陈青军在南京江宁区一个叫谷里的小镇上开办了一个叫做大红鹰的家具厂，在南京的家具行业里，该工厂排名第二。不过现在，几千平方米的厂房已经被一条两头都开始动工的乡镇公路夹在中间，动弹不得。

    这个尴尬的局面持续了好几个月，以至于来往的车辆不得不频繁地换挡急停转向，以适应这两截新公路之间崎岖而泥泞的土道。

    就在7月29日下午，陈青军隔壁的邻居——天台商人陈亨灿的厂房墙壁上，则涂上了好几个大红的“拆”字。

    江宁县是南京市比较偏远的一个欠发达地区，2001年改为区建制后，下辖的谷里镇相应变成了谷里街道。事实上，这个地方更像是个村庄。为了搞活经济，镇里在没有获得项目审批书的情况下，便开工修建了这条公路以替代原先的山道，方式是分段承包给私人业主。

    毫无疑问，这样一来，虽然减轻了镇里的财政负担，却引发出拆迁费用补偿不足这个老大难问题，精明的包工头当然希望拆迁成本越小越好。然而糊弄纯朴的当地村民容易，对付见过世面的陈青军们，就不那容易了。

    按照陈青军的说法，来邀约谈判的人，虽然级别一次比一次低，架势却一次比一次厉害，“从镇长到拆迁办，再到村里的会计，后来竟然连光头赤膊、满是纹身的彪形大汉也来了”。陈亨灿甚至在某次谈判未果后，遭遇到一次公路上的“飞车胁迫”，“简直和电影里一样”。

    很显然，这似乎在暗示着村官对这两年来久拖不决的“钉子户”的愤慨。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不想挪窝，实在是镇上的拆迁补偿标准太匪夷所思了——低得让他甚至没法在公路另一侧的空地上重新垒起厂房。

    “要么公了，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拆迁，要么私了，给够补偿费用。但他们既没给我们看过拆迁许可证，又没有下发正式的部门文件，仅凭一纸通知就要我们‘后果自负’，又不是按照2005年最新的补偿标准来给钱，这不合理也不合情的。”陈青军觉得很委屈，虽然他现在的身份是南京天台商会副会长，然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他毕竟还是想在这里做生意的。

    类似这种麻烦，对于天台商帮而言，其实是家常便饭，这是由天台商人的组织形式所决定的，因为他们是一群永远细碎的蚂蚁，有的时候，要靠“天”吃饭。

    商帮“升级”进行时

    虽然她和其他一些老乡的手机事业蒸蒸日上，而且目前尚看不出有任何衰落的迹象，但从天台商人群体在其他行业里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当中，她隐约感觉到“商帮”似乎缺少点什么，她一时也说不清楚。

    相比温州商人，天台商人给人的印象，总是群体的，模糊的：他们所从事的行业，由于是一些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因此其积累起来的财富很难被人们理解；他们在镜头前曝光的次数，可能远远少于他们被麻烦骚扰的次数；他们的敢闯、团结、低调的作风，造就了一大堆亿万富翁，却没有几个留下真实姓名的。

    事实上，有时候低调是一种美德。人们提起义乌商人，首先想到的会是“义乌”那个闻名世界的“小商品交易市场”，而不是南存辉或者王振滔这样响当当的名字。

    当20几年前“满天飞”的义乌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将本微利薄的小商品买卖做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其他城市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苏醒。等到眼红的外地商人开始模仿的时候，义乌已经悄然无声将外商牢牢地抓在手上。

    毕竟有了这一段经历，才有了如今的义乌商人足不出户、财源滚滚的潇洒模样，起得晚的天台人自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我们的品牌意识还不强。”裘会飞坦承，而且一涉及“联合做大”，随之而来就是谁当老板的问题，“大家都是奋斗起家的，谁都不服谁，即使是一个家族的人也是如此”。

    所以，天台商人的“团结”也仅仅表现在“短期的赚钱”上，而不是“长期的打品牌”上。有人戏称，天台人做生意像打麻将，意思是指由他们改造的“三人麻将”，由于速度加快，一下子改变了打麻将的心理，掠夺性大大增强，“恨不得一下子就吃掉别人”。

    反映到做生意上，有时候便不顾一切，亲戚朋友大家一齐上；如果是办企业，则恨不得马上赚到足够的钱，没有长远打算，谈不上发展规划。主观上来讲，是团结的天台人将赚钱机会分享了；客观的情况则是，随着市场的饱和以及微利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心理随时可能失去平衡，一些人适应过来，找到了另外的路，但大多数天台商人没有这么幸运，为了家族的利益，原本友好的竞争开始变形。

    有天台人把这总结为一种称为“天台斜”的心理，即“自己认准了就不想回头”的执著心理。在这种心理氛围中，“一种生意好做了，大家拼命挤上这条路；在这条路上，无视规则，你争我夺，恶意竞争，互相压价，造成恶性循环”。这也是曾一度红火的平桥筛网生意，时至今日却举步维艰的原因。

    由此说来，南京的“手机帮”尽管生意兴隆，但还是危机四伏。“可能我们碰到了一些瓶颈，我们的一些优点现在倒好像成了障碍。”裘会飞虽然并没有想过上述种种极端的情况，但毕竟经历过这样的时代，她在讲这句话时若有所思。

    现在，裘已经意识到单凭亲戚朋友的同乡之谊，创业尚可，守业和发展却有所羁绊。她正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培训员工，包括她自己。“很多人去读名校的EMBA，我的想法只是去学一些专业的东西，学到手才是重要的，天台人比较实际。”

    不过，她更关心的是尚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她希望孩子将来可以继承事业或者有更好的发展。“我会送他去南京最好的外国语学校，孩子的成绩不错，将来也许可以读哈佛。”她一边开车，一边笑着说。

    她希望到了天台商帮的第二代，故事能够换一种方式展开。（《南风窗》杂志 作者：胡家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