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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方式固然曾创造奇迹,但却难以迅速复制——在台商行,一个信贷员的正常成长需要两三年。对于必须靠短期聚集规模才能赢利的小额贷款来说,这个过程显然过于缓慢。
IPC的技术就像一场从天而降的及时雨。苏永军们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就能独立面对那些形形色色的陌生客户,他们对申请者实地调查,弄清楚每年甚至每个月的收入与支出,自己编制报表。
“即使说谎,也没人能说得天衣无缝,只要你从各个角度交叉去问他总会露出马脚。”苏永军说。有一次他遇到的客户自称做了多年塑料生意,但后来在不断的追问下无法自圆其说,最终承认自己曾因贩卖假钞入狱多年。
沙里淘金般甄选出真心经营,真正在创造财富的人之后,3万元以下的贷款支行就能批准,数目更多则要通过有IPC 专家参加的贷款审查委员会。
记者旁听了西门支行的一次贷审会。小额信贷员轮流向IPC专家和小额信贷处主管描述他们所建议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进原料、销货物的数量。每月的收入和支出,甚至包括口袋里有多少现金,有没有女朋友等细节。顾问们会不断问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一斤大米能酿几斤酒。
这样的贷审会几乎每天都会在各个支行轮流召开。随着信贷员日渐熟练,贷款提议的通过率也越来越高。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贷审会上时常发生一些有趣的争议。比如,一次,中方的信贷员们认为一个贷款对象生活比较随便,不同意贷款,而德国专家们则非常诧异地问“这难道有什么影响吗?”不过德方专家只有否决权,却没有决定权,这桩申请最后没能通过。
与以前那种盘根错节的调查方式不同,这种技术可以量化出申请者的资金流动状况,计算贷款者每月的还款能力,如按揭般分期还款。
不过,这些客户对银行来说也是“白纸”,他们大多从未贷过款,以为银行贷款跟借朋友的钱没啥两样。该还款的日子他们常常并不记得,或者忙起来先搁在一边打算过两天再还。信贷员还得逐月提醒,渐渐帮助他们习惯遵守银行的严格制度。
“以科学的调查技术代替乡土信用方式,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突破,”长期研究浙江金融的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在调研之后如此评价,“无论对于银行自身发展、信用制度的培育,还是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是如此。”
第二次趟入同一条河流
微小贷款在台商行内部掀起一场革命。但与其说是政策性银行递来的橄榄枝启动了这次变革,不如说他们只是在待燃的柴薪上点着了火苗。
这是陈小军第二次趟入微小企业信贷这条河流。
1988年,25岁的陈小军创建银座金融服务社(台商行前身)。当时,台州数十个专业市场里的个体户是他们惟一的安身立命之本。创业初期,他和仅有的几个同事找遍了所有亲戚、朋友,以“扫楼”的方式走访了几乎所有市场,挨家挨户劝说摊贩们将每天的进账“到我们那里存一晚试试,有利息,又不用担心被偷被抢”。
为了在国有银行的夹缝中求得生存,银座甚至将下班时间一直延长到市场陆续收摊后的八点半,而当时的国有银行通常四五点就关门,摊贩们要存钱只能来这里。
最初面向这些小客户是迫于无奈,第二年,这已是陈小军的主动选择。
那年的一天,他由朋友陪着来到一个富裕的建筑包工头家里,希望能拉到一笔存款。包工头一口答应存入10万,但条件是三个月后贷走20万。
当时银座的总存款不过50万,贷款余额40万左右。陈小军想了一夜,决定放弃。“庙太小了,招待不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他很庆幸当初的明智,“从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样的客户不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只能向下走。”
向下走的原则一直坚持了很多年。即使在海南房地产热得发烫的1990年代初,数不清的人,包括许多股东或诱惑或施压希望得到银座的资金,陈小军宁愿装病躺进医院都没有动摇。
随着台商行和市场里的摊贩一起滚大财富雪球,当年的小客户慢慢变成了大客户。
深刻感受到变化的莫过于当年那些信贷员了。1994年就进入银座的张劲松,指着当年无数遍走访过的一个村子告诉记者,那时候只是塑料市场旁边一些破烂小屋,现在村里40多户家家有车,最差的都是桑塔纳2000,宝马奔驰随处可见。
可想而知,当年一万两万的存款和贷款都变成了十万、百万甚至上千万。到现在,台商行的平均贷款余额已从几万元上升到50万元,100万以上的占46%。
“去年我们内部做了一项调研,发现那些专做小客户的客户经理业绩图是一条向上的斜线,而做大客户的往往像正弦曲线,上下波动得厉害。”台商行小额信贷处长王伟文说。
鸡蛋放到越少的篮子里,风险就越大。这个结果让大家都有些担忧,感到重新强调小客户的必要。
与此同时,台州金融业愈来愈多的竞争者、愈来愈激烈的竞争,也使向下走成为台商行的理性选择。1994年后,四大国有银行纷纷将原来的分理处升级为支行。股份制银行也陆续进入。资本金仅为3亿多元的台商行压力空前,而竞争者无暇顾及的低端人群当然成为了可能的空间。
无独有偶,台商行最大的竞争对手泰隆城市信用社也把目光投向了同一领域。一直以来,这两个对手之间的良性竞争正是它们各自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时,小企业贷款的空间也在不断放大:贷款利率逐渐放开扩大了赢利空间,监管部门发布的指导意见也放开了原本有碍的一些政策限制。台州市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对此也相当支持。
“那些已经长大的,我们只能送到这里了,”陈小军说,“我们依然要和中小企业相互依靠,100万元以下的贷款以后将占到70%。”
正因为这种向下走原则,世行和国开行试点首选了台商行;也正因为台商行的自觉意识,试点进程之快让IPC的专家惊讶不已。
“这是我们合作得最好的银行。”中文名字叫河源的德国专家说。他曾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做过同样的项目,却从未遇过理念如此相同的银行。在以往他们常常要花费大量精力说服银行开展这项业务,以致IPC不厌其烦,索性自己投资了许多银行,而在台州,时间只是被用来讨论技术问题。
截至7月末,台商行累积发放小本贷款611笔,共计3246万元,平均贷款额度4.82万元。贷款对象中90
%是失地农民、6%是无业城镇居民,剩下4%是异地流动创业人口。迄今为止,不良贷款连一笔都没有。
目前,小额信贷员已迅速增加到40余人,而贷款正以每月上千万元的速度在直线增长。按照此前的估测,即使按2
%的不良贷款率来算,当总计发放贷款达到四五千万时,就能扭亏为盈,持续产生利润。
“小商小贩就是我们的饭碗,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位台商行的员工说。
按照估计,两年后,当国开行的3亿配套资金发放完毕时,以平均每笔贷款5万元计,受益者将达6万人,相当于目前台州所有银行贷款户数的总和。
不过,陈小军的目光则放在了更远的将来。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每个信贷员每月可发放小本贷款20-30笔,最后将平均管理200-300户。如果以每个信贷员平均管理250户,户均贷款5万元、利率千分之十二来计算,预先扣除
2%的不良资产比率,再减去运营成本,微小企业贷款的赢利,与传统贷款也相差无几。
很显然,这条河流正通往未来。(南方周末 作者: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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