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温州商人这个群体，缘于央视可能在明年春节期间播出一部片名为《温商》的电视专题片。

    “片子这个月已经开始在外地开拍了，不过还没在温州取景。”2006年6月27日，温州市委宣传部文化处的一位负责人向《商界名家》记者透露，“片子是一部反映温州人的8集大型电视专题片，由中宣部和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温州市委、中国作协和中国音像协会等部门联合拍摄。片名暂定为《温商》，明年春节期间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据此人介绍，“省里对此很重视”，相关部门还于今年4月在温州专门召开《温商》剧本策划、研讨会。

    专门为记录某个地级城市的商人轨迹而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温州商人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温州模式”一度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代名词，温州商人在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历程中，充当了太多“第一”的角色。

    如果说，关于“温商”的成功诠释有一千种版本，那么，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关于“温商”的未来则有一万种可能。眼下的温州商人无疑已从白手起家，以勇求胜的草民创业“蝶变”，不缺资金，不缺资源，不缺机会，完全成为一股可以在中国乃至国际市场呼风唤雨的商业势力。

    那么，温商究竟还缺什么？

    《商界名家》记者走进温州，试图感受温商转型最真实的脉动。

    “品牌温州”已见胎动

    《商界名家》记者穿行在温州工业区中，映入眼帘最多的就是各种工厂——皮鞋、服装、打火机等。厂房不高，规模也不大，即使是在全国叫得很响亮的知名品牌的总部和厂房，也没有之前想象中那种逼人的气势。而在温州的老城区，则是另一番景象：房子甚至有些破败，但是却是异常密集，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

    它是如此之小——的士费不会超过起步价10元，要到对岸的永嘉县就要通过轮渡，但是这里却让很多人——懂商的，不懂商的都投以关注的目光。根据有关部门的粗略统计，目前温州有中小企业30多万家，占据了本地经济主体的99.99%，在全国各地，有上百万温州人创办企业3万多家，个体工商户37万户，在天南地北建起了40多万个销售网点，构筑了庞大的市场网络。

    “大部分温州民企在原始积累阶段也都是带着血的。”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并不只是一味替本地的民营企业说好话，但他也反复强调“温州人特别能创业”的精神和能力，认为这才是温州人身上最宝贵的财富，也应是外界关注温州商人的核心问题。“至于什么叫‘特别能创业’，这个你就慢慢体会吧。”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商人”，温州商人在创业阶段的确有很多共同的成长基因，第一代温商大多文化程度不高，一开始也没有雄厚的资金，虽也有人成为一闪而过的流星，但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他们法宝何在？采访中，有人笑称：早些年，你今天在电视上看到外国时装周上那些最新潮的时装，用不了多久，在温州市场上就会出现极其相似的款式，并随之销售到全国各地。他们的做法是：先委托国外的亲戚在服装节上以高价购得新产品，乘飞机带回温州，连夜拆开，从里子到面料，从领口到袖口，从口袋到门襟，一一解剖，然后将式样图交给大师傅做出样板，交给裁剪部门。温州人善于仿造，尤其是在他们的创业初期。不仅服装如此，小到钮扣、打火机，大到皮鞋、家具，他们都能如法炮制！

    在温州，几乎没有一家企业的商品是以大取胜的，不像宁波、杭州的一些集团，生产空调、冰箱甚至汽车，很多温州企业家都不怕说自己的厂家很小。其中最典型的是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就是这个小小的打火机，温州的企业把它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做到了近90%，“小商品，大市场”正是早期“温州模式”的精髓所在，在温州不计其数的打火机企业中，这种“小”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

    这种“小”也摆正了温商竞争中的姿态——任何一项工序都是可以有利可图，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工序的规模化生产。温州地处浙南，土质贫瘠，人均土地不足0.3亩，生存环境比较恶劣。正因如此，温州人不自己为自己作主是不行的，温州的许多老板都是出身于修鞋匠、裁缝、供销员，对他们来说，求“小”最起码可以生存——这是一种生活逻辑。而且，在大部分温州商人的意识里，“做老板”永远比给人打工强，为了这个自己做老板的目的，他们可以几代人挤在一起睡地板，“前店后厂”曾是许多温州商人创业初期的真实写照。

    采访中，很多人都会人云亦云地用“勤劳聪明、勇于吃苦”这样的字眼评价温州商人，这让多年来一直研究温州问题的马津龙感到心事重重：“对温州商人的评价，大众媒体缺少用发展的眼光进行独到、客观的再认识，以上的那些说法代表了大部分温州商人创业初期的一种状态，但要研究今天的温州商人，他们的个性已经更加分化，不是几个词语就能概括的。”马是温州大学教授、温州经济学会的会长，在《商界名家》记者面前，他不愿意把当今温州商人的发展划分为所谓的几个阶段，在他看来，温州商人的发迹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离奇，也不便戴上“中国当代民营经济先行者”的帽子。

    但在中国商人中，温商无疑是经受市场洗礼最多的群体。让《商界名家》记者惊喜的是，由于较多地遭遇反倾销的冲击，品牌温州已见胎动。

    “去找周大虎吧！”听说要采访温州本地注重品牌的民企，一位老板这样向《商界名家》记者建议。从创业到现在，周大虎和他一手创办的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温州模式”代表。

    “我这个人有一点，做什么都想做到最好。”话匣子从周大虎参加工作开始：上世纪70年代末，周大虎参加工作进入当地邮电部门，开始的工作是搬运邮包。“即使是这么个重复性的工作，我也不混日子，要做就做最好！”周大虎很快成为同期工人中最早提干的一个。80年代末，他被调到局里为解决系统内家属就业成立的服务公司，“既然让我来做，我就想办法让下面的人拿到和正式工一样的待遇！”他带着几百号人办运输公司、邮袋公司、包装车间……在他的带领下，这些职工的待遇丝毫不比正式职工少，而他却因为是局里的“正式工”不多拿一分钱。“别人说我傻，我却在肚子里对自己说，你们不懂！你们是浪费时间，我是在学东西！”

    1991年，周大虎的妻子下岗，周家从外人眼里的“好家庭”(夫妻双职工)一下子变成了“普通家庭”(夫妻单职工)。妻子下岗拿到了买断的五千元安置费，周大虎看看周围，觉得做打火机成本最低，他们把家里腾出一半，开始了家庭作坊式的打火机生产。1992年，在邮电局做中层干部的周大虎也辞职，他租下一个200多平方米的简易厂房，招了100多个工人，正式创业。

    就在他进入这个行业没多久，温州打火机市场开始异常火爆。1993年上半年，温州的打火机厂从原先的一两百家急速发展到3000家。“那时每家厂都有做不完的订单，几乎所有厂家都偷工减料，谁也不考虑质量和牌子。”周大虎告诉记者，当时有人背地里笑他笨，还当着他的面问：品牌多少钱一斤？你做的打火机比我一点也不多卖钱！

    周大虎可不管这些，为了打造自身的品牌，他差点连家底都赔掉。果然，吃够劣质产品苦头的外国商人，开始在1993年下半年将目光盯住周大虎，订单一下子多起来，一天5000多只的生产能力，却能接到五六万只的订单。此时，原先的3000家打火机厂家，一夜之间倒闭了九成。到1994年，大部分温州企业开始意识到产品质量和品牌的时候，“虎牌”打火机已经成为温州市惟一的小商品知名品牌获得相关部门免检，并在海外市场迅速扩张。如今，周大虎的企业生产的金属外壳的“虎牌”打火机，已经占到全球打火机市场90%的份额，并击垮了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使当地90%以上的厂家倒闭。

    “说实话，我不是不想赚钱，是要慢慢赚钱。太看重眼前，将来会后悔！”周大虎晃动着手里的黑色打火机，颇有些自得。

    但在10多年的创业中，让周大虎感到后悔的事情也不少。

    “后悔的事太多了！”说起这个，周大虎把双手扣在一起，手里的香烟也掐灭了。“从创业到今天，公司和厂房已经搬了四次。”他回忆说，“换第一个新厂房是在1994年，当时温州的土地还不紧张，当时没有下决心一次投入做个有规模的厂房，很快就后悔了。”后来，他又换了第二次厂房，“那次遇到银行贷款困难，没有咬咬牙做个更大的厂房，过不了多久又开始后悔！”如今，坐在200多平米的办公室里，周大虎又开始后悔现在的厂房不够大，“可是现在温州的土地太紧张了，我真是后悔死了。”

    更让他感到后悔的事情是商标，在周大虎看来，品牌就是企业的命根子。美、日、韩等国外厂商曾找到周大虎，要他的工厂作为他们100%的定牌生产厂家，周大虎坚决地拒绝了。“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必须保证70%的产品打自己的“虎牌”商标。”

    1997年，随着虎牌打火机在国外市场越来越有影响，周大虎开始着手在一些主要的贸易往来国家注册我的虎牌商标，对贸易往来比较少的国家，考虑到这么多国家全部注册会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他就决定缓两年再注册。

    “当时这一犹豫就失算了！现在晚了！”周大虎痛心地回忆说，虎牌打火机的商标在一些国家很快被抢注，而在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和韩国这四个国家，该商标早就有人注册，其中有的还是“虎牌”在该国的经销商！

    对于要把“虎牌”做成打火机世界一流品牌的周大虎来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

    亡羊补牢。周大虎首先把虎牌在一些市场空白国家赶紧注册，就连一些战乱国家也不放过，他相信，那里也总有贸易畅通一天。目前，周大虎已经在全球上百个国家注册了“虎牌”，“费用肯定不少花，但心里不那么慌了。”而他的下一步是，即使在品牌被抢注的国家，自己也要把失去的东西夺回来，“大不了就是花大价钱！”

    目前，虽然周大虎的“虎牌”打火机已在海内外市场有了一定的名气，但周大虎自己认为它离真正的世界品牌还有一段距离。周坦陈，这几年他的压力越来越大：多年来，自己一直靠着事事比别人快半步才有今天的成功：他提出“质量第一”的时候，别人忙着赚快钱；他提出“品牌”的时候，别人忙着做贴牌；他提出国际意识的时候，别人还在为成本计较……“但到了1995年，当打火机行业提出‘学虎牌、赶虎牌’的时候，我知道：这次大家都醒过来了！压力一下子就增加了许多。”

    在温州，能和打火机一样可以代表“温州制造”的，还有本地生产的鞋子。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鞋都”，生产总量占到全球市场的1/4，在当地，大大小小的制鞋企业有7000多家，其中技术高、牌子响的龙头企业就有几十家。如今，在这样一个竞争惨烈的地方，要想成功地“走出去”，没有品牌几乎寸步难行。

    至今，温州的制鞋人都不会忘记1987年发生在杭州武林广场的“火烧温州鞋”事件。那一年的8月8日，5000多双从各地查抄来的劣质温州鞋堆积如山，被愤怒的消费者一把大火化为灰烬。随后的一段时间，“温州鞋”逐渐成了“纸板鞋”、“礼拜鞋”的代名词，一场“抵制温州鞋”的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当时，正在湖北鄂州商场租赁柜台卖鞋的温州青年王振滔也被赶出商场，价值20万元的鞋子全部被当地工商部门没收。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第一次意识到在市场经济中不讲信誉的恶果。他决定自己做鞋——做人见人爱的温州鞋。

    1988年3月，王振滔用筹集到的3万元资金买了一台制鞋机，请了几个手工艺不错的制鞋师傅，开始了创业。几个月后，他带着自己生产的皮鞋重返湖北市场，并在商场打出这样的告示：奥康皮鞋经久耐穿，六个月内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此事被当地媒体报道后，奥康一夜成名。

    1999年春，在杭州市郊中村，王振滔当着有关领导的面，将从全国收缴的2000双假冒奥康鞋付之一炬，为温州鞋正名，为了这把火，奥康等了12年，这把火也把奥康这个牌子烧遍了全国；2001年，王振滔又把“温州制造”的大旗插到了有“中华商业第一街”之称的上海南京路；2003年，新奥康“换标”后高调亮相，在王振滔的眼里，他要把奥康变成“有亲和力、主见、领导潮流并有国际视野”的全球品牌。

    王振滔对员工讲过这样一句话：要想被人记住，就一定要做第一。第一家推广“厂商联营”、第一家中国皮鞋专卖店、第一家与全球知名鞋业品牌GEOX合作的中国企业……除此之外，奥康还投入巨资建立奥康国际品牌产业园、聘请国际一流设计师、在国际市场频频获得大单，这些都在传达一个共同的信息——奥康要做“世界鞋王”！

    在温州采访期间，周大虎和王振滔这样的“品牌温商”给《商界名家》记者最大的震撼在于：今天已经觉醒的一批温州商人，一旦把品牌和质量定位于全球市场的制高点，由此迸发的市场智慧和动力就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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