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财主”到“资本家”蜕变

    2006年7月6日，香港《南华早报》作者马可·奥尼尔以惊叹的口吻写道：“700万温州人在中国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生产出巨大的私人财富，他们正不断在海内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随着温州商人正在失去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对外投资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文章还举出了很多温州老板在海外投资赚钱的例子，作者评价说，当中国打开国门时，他们(温州商人)总能最快抓住机遇。

    在过去20年，温州民企凭借“拎着一麻袋钱就开始独立创业”的精神，造就了“中国民企之都”。如果说民营企业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期大多扮演的是“土财主”的角色，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要从“土财主”到“资本家”的蜕变期。面对产业升级和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温州企业开始考虑资本的力量。

    近年来，真正让温州民资成为全国关注焦点缘于“温州购房团”的出现。当这个自2001年起步，据估计规模约有1500亿元之巨的“购房大军”游走于内地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时候，温州民资的知名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温州本土经济学者张一力曾援引数据描述了“炒房团”的实力：2天之内，“炒房团”可筹集到1.6亿元的现金。

    资料显示，2005年9月，温州市有3130亿元的流动资金。20年来，温州人已成了一种符号，民间甚至流传这样一句话：要想知道什么是最热门、最赚钱的行业，就看温州人在干什么。资本追逐利益的天性驱赶着温州人在资本市场频频出手，一时间，“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电团”、“炒车团”、“炒油团”都和温州人扯上了关系。

    总之，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出温州。据了解，自2004年2月以来，温州全市存款余额每月递减20亿元左右。这不仅打破了连续10年来温州存款余额月月上升的纪录，也是波及整个浙江的“存款锐减潮”中下滑最厉害的地区，远超宁绍和浙北。“温州人喜欢投资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在以前，股市、公共建设等项目他们是根本不会考虑的，今年政府加强了地产调控，才有部分资金‘不得已’进入股市。”一位温州老板这样告诉《商界名家》记者。

    事实上，和中国所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样，温州人在创业初期面临的融资困境是一样的。1984年9月，温州苍南出现了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钱庄,一时间，这种或明或暗的钱庄成为温州商人融资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本地流传千年的“民间集会”也继续流行：如果你急需钱，可以出面邀会，请友人、亲戚、朋友、同乡参加，若需用10万元，而邀到了20个人，那么第一个月20个人每人出5000元，凑够10万元给你。其后拈阄决定谁先谁后取得“会金”——没有利息，完全是一种互助。

    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把不少温州人推上了老板的位置，但到了1987年冬天，极度病态的“抬会”体系发生集体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的冲向会主的家，据报道，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

    1986年11月1日，温州商人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6天后，东风家具厂厂长苏方中创办了第一家由私人独资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一股民间力量创办金融机构的浪潮从温州开始悄然兴起，那时，温州曾出现过五花八门的金融机构——农委批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体改办批的民融服务社，还有资金调剂服务社、经济服务部、融资办事处。由于先天的和体制监管上的种种问题，挤兑风、逃债风、卷款风频吹。

    近年来，温州行业内的整合和民间资本的自发合作开始出现：同行业的多家企业自发联盟，统一品牌经营，统一市场服务，统一兴建生产基地，联手进行技术攻关……到2004年6月16日，中国最大的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控股公司在温州市发展大厦17楼正式挂牌运营，将温州民间资本的整合推向了高潮。同年11月8日，中瑞财团在温州江滨路造船厂的土地拍卖会上，以15.3333亿元夺标，比7.7亿元的招标起始价高出了近1倍，这意味着此地块上的“中瑞·曼哈顿”项目的成本至少在12000元/平方米以上。

    中瑞曾与当地政府约定：首期25%款项2005年1月6日缴纳，5月8日再缴纳总款项的25%，其余50%在9月8日付清。但就在第二次付款日到来之时，中瑞并未能如期支付，后经温州某领导批示，缴款时间延期至7月8日。然而，2005年11月，温州市公布的20家拖欠政府地价款开发商名单中，中瑞仍赫然在列。

    《商界名家》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专程前往位于瓯江南岸的“中瑞·曼哈顿”工地，施工现场只有十来台土黄色的打桩机和二十多名工人，据一位工人介绍，这里开工刚刚两个月，他甚至不知道这里将来要盖的就是“中瑞·曼哈顿”的临海“空中花园”。采访温州本地的企业家，他们也大多对中瑞财团的话题欲言又止。

    2005年12月16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组织温州本地的50多家会员企业来到北京，对本地产权交易所的180多个北京国有资产和高新技术项目进行投资考察，在这场被多家媒体报道为“温州民企进京炒国企”的考察过后，周德文和他带领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一下子接到了来自山东、湖北等多家县级以上政府的盛情邀请，希望温州民企去当地考察投资。“温州人手里的钱肯定不会闲着，”周德文向《商界名家》分析说，此番进京尝试也许是温州民间资本的一个新出路。

    民间行会打拼成“新势力”

    外地来浙江招商，往往指明只要温州人——在他们看来，有了温州人就意味着好办事。这是温州人抱团使然——没有外界称之为的“抱团”的特殊文化，温州也就没有今天人们对其叹为观止的表现。但在现代温商发展的20多年里，似乎又不能仅仅用“抱团”来解释温商内部的特殊文化，这种“抱团”的背后其实缘于两种动力：一种是生存，另外一种就是商业利益。

    而要把这样的“抱团”真正的根源找到，必须要从温州的移民文化中寻找。三国时期，温州曾是吴国的流放之地。南宋以来，温州大量人员移入迁出。据史书记载，温州历代取得殿试资格者，祖籍南方者占六成，祖籍北方者占三成，而真正属本地籍者尚不足一成——这是一个移民文化相当重的城市。移民要在一个新的地方生存，必然要有一种“家族”形成，依靠这样的一种不可断流的血液的沟通才能够保持他们的生存。

    而各地的温州商人通过各种行业协会和商会将这种抱团关系进一步强化。目前，温州市的异地商会已经达到100多家，在温州本地，市级行业商会(协会)也达到100多家，超过温州市社团总数的1/3。这些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正在成为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2002年6月，温州打火机企业接到了欧盟针对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立案调查，周大虎带领温州烟具协会打官司并最终胜诉。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自此，温州行业协会开始为世人关注。

    说到在温州企业界影响最大的“社会活动家”和社团组织，则要数周德文和他创办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

    在温州医学院图书馆三楼，周德文的办公室摆满了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应有的一切：名人字画、报纸杂志、办公设备、荣誉奖杯、大红的请柬……在温州，他被冠以“温州模式代言人”。目前，他最看重的身份和头衔有：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温州市人大代表、民进温州市委副主任，当然，他名片上的称谓还远远不止这些，“有29个县级以上政府邀请我做顾问，都没列出来。”45岁的周德文这样对《商界名家》记者说。

    1983年，22岁的浙西江山人周德文从嘉兴学院毕业后，来到私营经济刚刚起步的温州。他先是到温州干校做了一名经济学老师，后来又参与了温州大学的筹办。教学之余，他发起成立了温州市第一个青年学术社团——温州市青年经济与管理科学协会。

    在温州大学教书期间，周德文认识了当年赫赫有名的电器大王郑元忠，两人很快成为好友。1993年，郑元忠改行办服装厂，盛邀周德文出任刚筹建中的中外合资温州威丽斯服装有限公司(庄吉集团前身)总经理。而就在周德文以一个学者型企业家身份在企业十年耕耘并在社会上越来越有影响的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周德文又悄然转换了角色。

    1999年，周德文把温州的中小企业以及关心中小企业成长的各级领导、经济学者、金融家集中起来，成立了全国首家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为己任的社会团体——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按照谁主张谁主事的温州传统，周德文毫无争议地当上了促进会的会长。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