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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于“桥梁和纽带”功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服务职能,是周德文领导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广为人们认可的原因。在温州,无论是为党委、政府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还是为普通百姓维权“伸冤”,无论是给内地政府的经济合作、招商引资项目牵线搭桥,还是给促进会的会员企业排忧解难,都可以看到周德文的影子。他甚至被媒体称为“温州最忙的人”。
“媒体这样称呼我,不知道市长会不会生气。”周德文一边笑着一边忙着接听手里不时响起的电话,而此刻他的办公室外,来自山东一家地方政府的招商官员一直在等待周的“接见”。
近年来,他代表温州人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全国到地方的各种场合,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到全国各地媒介中“露脸”,在人们眼里,他已成为“温州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我的目的就是让世界听一听温州的声音。”周德文更愿意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传播者——温州精神的传播者。
目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有下属会员600多家,随着近两年促进会的知名度急剧提升,周德文相信,到今年年底,会员就会突破1000家。现在,周在促进会最主要的工作重点就是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寻找更多商机。
2000年,周德文利用自己逐渐提高的社会地位,向温州市政府进言建立温州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经过与政府多次沟通,当年,温州市政府向周德文的企业促进会象征性地投入了300万元的启动资金,在此基础上,他很快联合几家会员企业成立了两家担保公司。“现在,温州有32家担保机构,有25亿元左右的担保规模,而这些资金全部来自企业。”说到这里,周德文颇为兴奋。
作为中国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温州历来是各家银行的必争之地,目前,除了光大银行之外,中国所有内资银行全部在温州设立了分行,仅去年一年,温州银行系统向上级银行上缴利润就达到55亿元。周德文进一步分析说,这么庞大的利润数字,在温州之外的城市是很难见到的。
而作为与银行建立联系的第一步,周德文会邀请每个银行温州分行的行长担任促进会的副会长,而各家银行信贷部的负责人,只要是新上任,也都会在第一时间拜访周德文。“有了融资担保体系,银行不用担心会员企业还不上钱,企业的信用体系也能继续保持畅通。”周德文更愿意把促进会看作是一个载体,通过它,可以组织温州本地的企业就经济、行政、法律、企管、财会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聘请温州、浙江有影响力的学者为内地到温州交流、挂职的干部做专题演讲——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打造高素质的温州企业家群体,全面展示温州的形象。
作为会长,周德文积极地为活跃而又发达的温州民间金融寻找出路,呼吁国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引导民间金融走上正途。他经常性地组织温州企业家到全国、乃至全球,取经学习,组织内地企业到温州交流,洽谈。“很多省市的地方政府盛情邀请我带领会员去本地考察,都盖的是市委市政府的章子。”周德文向《商界名家》记者表示,因为这样的邀请实在太多,他只能是有选择地去。目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每年组织2-3批会员去海外考察,组织几次国内市场考察,参加一些展会和招商会,“一些外国政府点名要我到他们那里考察投资环境,不通过温州政府,而是直接把邀请函寄到促进会。”说着,他拿出几张这样的邀请函给记者看。
“有人说我们这里是温州第二经贸委,那不敢当,毕竟我们只是一家民间组织。”但随着促进会名声越来越大,也给周德文带来了不少“麻烦”:“每年来温州考察‘温州模式’的各地官员不下千批次,本地政府接待不过来,就送到我们促进会来。”很多时候,周德文的时间是在陪同各地官员、介绍“温州模式”中度过的。当然,他也承认这种“麻烦”给他的会员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市场信息,“算是有失有得”。
企业促进会的另一个主要职能是为会员企业“维权”。
2004年3月17日,周德文开浙江之先河,在全国首推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创造了一个人大代表行使代表权力的新平台。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他也充分利用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为温州企业排忧解难;为温州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献言献策。
2005年8月22日,促进会接到了会员企业瓯海郭溪宏锦利皮鞋厂的求救报告,称该企业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多次遭社会闲杂人员打砸,造成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并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接到报告后,促进会在第一时间派专人前往调查,发现该企业反映的情况属实。随后,促进会又在最短的时间内向温州市瓯海公安分局打了“维权”报告,促成了问题的彻底解决。
2005年,周所在的促进会发了近30个会员企业的正式维权函件,周德文称之为“红头文件”。“发‘红头文件’的原因是因为企业的事情比较棘手,不是可以凭个人的影响,靠一个、两个电话就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我们促进会的整体影响才能够解决问题。”周德文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同时,‘红头文件’又是一种制度化的象征,我促进会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形式,与政府各职能部门协调好关系,进一步树立促进会的形象,扩大促进会的影响力。”
然而,这只是促进会和周德文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如何从制度层面切实促进温州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周德文致力追求的。他曾把温州的民间力量比喻成浩荡的江水,“水多了才好行船!”
呼唤创新提速
曾经,温州是赫赫有名的中国民营之都,温州经济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温州商人是中国民营经济队伍中最强势力量。而近几年,这种光环有所减弱,温商原有的光辉形象也不断被肢解、淡化。
在温州本地,《商界名家》记者特别注意到温商普遍的成长焦虑。
这种焦虑首先表现在大部分温州企业正遭遇严重的发展瓶颈。一项数据表明:目前温州大量小企业的营业规模在几千万元徘徊,已经形成了5000万元的瓶颈,还有部分企业发展到2-3亿元的规模,但再也做不大。目前,在温州30多万家企业中,突破10亿元的企业只有20家左右,超过百亿元的企业一直是正泰、德力西、天正等几家企业。
是温州商人没钱么?不是。是温州商人市场意识不强?似乎也不是。是企业管理有问题?不排除有这个原因,但这也不应成为一些优秀的企业冲破“天花板”的最大障碍。于是,更多的人开始相信,目前“温州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的问题,而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是政府体制的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滞后的问题。温州曾有过20多年前利率改革的一马当先,但时至今日,温州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银行;温州曾有过十几年前王均瑶“胆大包天”的惊世骇俗,但均瑶集团进一步参股航空公司却是在武汉;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范围内横冲直撞,但在温州本市的80多个行业中,只有一半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马津龙也曾向《商界名家》记者坦陈,温州地方政府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政府没有明显不同,本地政府的制度改革与温州商人的创新冲动总是存在一个时间上的滞后,他相信,未来几年,这种落差会更加明显。
温州本地的行业布局、温州的民营资本在经过20年的发展积累后,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的关口:由第三产业向重工业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原来的小企业做大后,开始试水资本运营。由于温州、浙江乃至长江三角洲都还是产品制造中心,这种中心对外经济依赖性强。如果能向上游的装备工业扩张,利润空间就大多了。浙江政府似乎正在为这种转型做政策上的支持。2005年12月9日,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送审稿)》。外部体制环境的向好及新一波产权投资的机会,或许为陷入整合困境的温州民间资本提供一个制度性的出口。
不习惯等的温商不少陆续选择出走,或将厂迁出温州,或将新厂设在异地,有的干脆走出国门,一个个成为远在他乡经商的温州人。根据温州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温州外迁企业中“有名有姓”者就多达上千,一定程度上,温州企业外迁和资本外流的趋势,已经不仅仅是打企业的“孔雀东南飞”,中下企业也“麻雀东南飞”。摆在温州商人面前的机会和困惑时时在提醒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已经不再是某一个企业或个人的问题。
连续几年来,温州的GDP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在浙江省排名靠后,与此相比,同在东部沿海地区又经常被拿来和温州做比较的苏州,近年来GDP增速却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尽管强化“GDP冲动”的“温州模式”仍饱受争议,但其增长模式无疑为温州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对象。
从温州回来的前一天,记者特意乘坐了一回轮渡过江。正是傍晚时分,一场疾雨挟海风扑面而来,明明是盛夏季节,却反而有些秋天的味道。也许是汛期快要来临,瓯江水看上去有些混浊——当然,今天的江水已经不是昨天的江水,今天的温商也不是20年前的温商,唯一不变的,大概就是瓯江水一直奔流到海的气势:前推后涌,浪花迭起。
(记者 李玉申 方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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