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区域分布图制图/胡杨

    曾几何时，“商帮”这一销声匿迹近半个世纪的词语，突然红火起来。在一波波的商海浪潮中，一个消失已久的群体，一个沉寂已久的话题，一个早已尘封的标本——中国商帮又再次崛起。《红顶商人胡雪岩》、《乔家大院》等电视剧的热播，更让这个词语蕴含了深厚的文化背景。徽商、晋商、浙商……除了从明清时代就被公认的十大商帮被各自冠上个“新”字重新起用外，京派(北京)、海派(上海)等后来者也不甘示弱纷纷“拉帮结伙”自成体系。

    9月初，“新十大商帮”在浙江杭州市联手召开了“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并结成“中国商帮联盟”。新商帮的崛起，一时间成为中国商业社会发展的焦点。但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帮”与古时“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旧商帮相比，究竟有多少传承关系？市场经济的自由环境与蕴含强烈地域色彩的“商帮”概念是否能够相依共存？诸多问题还都有待解决。因此，“商帮”，不是一个名词的复活，而是一种新时期被赋予了更多期待的存在。

    然而，面对近年来各地越来越热闹的商帮活动，我们也应更加冷静地思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是否有必要刻意强化和经营新的“商帮”概念，是否应以更加开放合作的心态丰富“商”的内涵。

    历史上出现的商帮有其特定条件。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制约，我国各地商界形成了“帮”的概念，“帮”是“商”的支撑，行“商”必有“帮”。而现代工业文明强调合作、开放，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强调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尤其是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的形势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融为一体，行“商”必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方能生生不息，可谓开放赢得合作，合作成就未来。

    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今日商帮的概念用于同乡交流等倒未尝不可，但过于强化地域概念，路子会越走越窄。

    借“壳”而生，新老商帮两重天

    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帮与古时的旧商帮相比，业务上既少传递，即便在文化上也无太多承继关系。换言说，这新商帮顶多只是一种“借壳”现象。

    “听口音您是山东人？”“没错，我生在青岛，您是哪儿的？”“您在山东，我在山西，您那儿的人做事干脆利索，我们山西人有板有眼，看来这次合作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是记者亲耳听到的几句对白，而今生意人第一次见面，问一句对方籍贯几乎成了惯例。古有晋商、徽商……今有浙商、苏商、京商、沪商、鲁商、粤商、闽商的崛起，生意场上不把自己归到×商的群里，颇有些“自决于人民”的意味。而这些被现代人普遍使用的商帮概念，究竟是传统商帮的转型还是借壳而生的“幽灵”，却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明清时期出现的商帮概念，在今天突然被抬上了桌面，并冠以“传统文化”之名大炒特炒。胡雪岩、乔致庸……一个个颇富传奇的历史人物被从故纸堆中挖了出来，重新担任一个个“商帮”的代言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商帮”的“疯炒”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夸大他们的精神力量。有人说，山西人天生就有经商才能，以“诚信”著称天下，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视为“陶朱事业”；徽商则是讲究诚信、吃苦耐劳、注重文化传统的“徽骆驼”；广东商人敢拼敢闯，处处都想喝“头啖汤”；福建商人也不差，没事就爱用闽南话吼上两嗓子“鸭病才喂鸭(爱拼才会赢)”；浙商喜欢从小物件做起，成立商会、抱团发展。仿佛一个地方的商人就应该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要把昔日传统商帮成功的“DNA”检测出来，坚持下去，便能顺着来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年的十大商帮如今已然“所剩无几”。

    所谓“十大商帮”说法不一，较为公认的是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这一分类。然而，曾辉煌500年的晋商、徽商，长期不振，亟待东山再起；宁波帮、龙游帮，而今纳入“浙江商帮”，洞庭帮则演变为“苏南商帮”。“中国新五大商帮”，即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则被普遍认同。如果说，昔日晋商和徽商诞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期，而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则赋予了现代粤商和浙商崛起的天时地利。

    新商帮与明清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特点相比，至少在地域与文化的关联性上并无多大差异。新商帮们植根于当地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细细考察，则可以从他们身上解读出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环境、地域特征。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帮”与古时的“旧商帮”相比，业务上既少传承，即便在文化上也无太多承继关系。换言说，这新商帮顶多只是一种“借壳”现象。

    有关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商人们“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结成商帮，是为了聚指成拳以自保。而时至今日，各项社会背景已迥异于彼时——当前交通和通讯发达，获取信息十分便利；尤其是各地政府非但不“抑商”，更普遍将客商奉若上宾；而且社会各阶层也大多有了很强的商业观念，买股投资、躬力亲“商”者众多，正所谓“市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如此背景下，新商帮的纷至沓来，更大意义上是商家谋求新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商人一种利益的聚合。

    因“壳”而困，当心自陷血统论

    在中国商人本应有更大的胸襟和气度的今天，没有必要把狭小的地域之见、血统之论堂而皇之的请到堂上、冠个“新”字招摇过市。

    “我现在发愁的不是订单、甚至不是资金，而是人才，能真正做我接班人的人才。”这是今年50多岁的李老板在一个浙江商人聚会上的发言，企业传承问题在各个商帮，尤其是民营资本最多的浙江最为严重。“子承父业”是绝大多数家族企业最易接受的传承方式，而“后继无人”则是创业者最为忧心的问题。

    “后继乏人，所以我现在根本不敢想什么企业扩张。”李老板对着自家企业每年进账的巨额数字却根本高兴不起来。他表示，如果把摊子铺大了，儿子是不是应付得了不说，一旦资金链断裂，还很有可能把家底赔进去，“还是多留点钱吧，好歹也够他们吃上一辈两辈子的”。这也是浙江商人由于手上闲散资金较多而青睐金融投资的主要原因。

    国际上有很多著名的家族企业早就得出过一句传承上的至理名言：“家族企业不等于家族管理。”既然在企业传承上都不一定以血统定乾坤，那么很多今天的生意人人为的把自己的同行以地域进行划分就更加没有必要。“一个好汉三个帮”，从商本就是个讲人缘、讲关系的活计。一位学者表示，“商帮”的兴起其实在很大一个层面上是今天的商人为了拉关系而找的理由。这些本来不过是依各地商人性格特色总结出的诀窍，却有好事者非要归纳出个“一二三四”，并贴上“×商”的标签。

    中国向来缺乏商业传统。今天的商帮，虽然经过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摸爬滚打，形成了这样那样的优点，但在现代商业要求的标尺下，也仅仅是学会了“扎马步”。各个商帮特点迥异，有鲜明的优点，但也有着明显的群体缺陷。无锡一位知名企业家，就曾这样评价各商帮——

    广东商人敢闯，务实，但也因为过于务实，两眼只盯着眼前的利润，前瞻性不足使得他们在皮鞋、纺织、小商品等多个领域失去了在全国的领跑地位。

    山东商人兼有北方人的务实和南方人的精明，作为孙子和老子的后人，他们左手拿《孙子兵法》冲杀，右手拿《道德经》搞阴阳调和，已经成为北派商人的代表。但他们受国有模式影响太大，与政府的关系直接决定其荣辱，在现代企业制度探索方面几乎毫无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