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12月3日电  “你不得不用‘先知先觉’这一词来形容他们。”邵智宾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宏观经济司的一名研究员。“前几天和浙江的一位老总聊天，谈到这几天的股市他就连连摇头，我还以为他也买了股票，就问他最近情况如何，他却说，‘股市我早就已经出来了，现在投了点在做新能源’。”那位老总不紧不慢但却异常清晰地吐出“新能源”三个字的神态，深深地印在了邵智宾的脑海里。“他们总是能快人一步找到新的投资热点。”

    据《2006年6月-2007年6月浙商全国各地投资问卷》回收显示，新能源开发已经成为浙商投资新宠。根据美国能源基金会和中国国家发改委的预测，2005年-2020年，中国需要能源投资18万亿元，其中节能、新能源、环保需要7万亿元。

    三年前，很多浙商就已经踏遍了台州大陈岛、舟山岱山岛、温州大门岛等一些风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岛屿。如果说那个时候，投资风力发电是浙商投资新能源的一种探索性尝试的话，那现在几乎每个新能源领域都有浙商的身影出现，是浙商投资新能源的一个高潮。

    超越传统：26岁亿万身家的他瞄中“秸秆”

    现在，在浙江的企业家圈子里，怎么排余恒都排不上号。但这位年仅26岁、身家早已过亿的年轻人却在浙江生物质发电领域拔得了头筹。“自拿到省经贸委正式立项批复后到现在，我们也还是浙江省内第一家纯秸秆发电的企业。”大学毕业没多久，这位“浙商第二代”就在父辈们的支持下，组建了浙江恒鑫电力有限公司，自任老总。值得注意的是，在余恒接班之前，也就是在成立新公司并涉足新能源产业之前，余恒家族是浙江兰溪一家颇具规模的水泥企业的大股东。

    余恒的企业建在位于有“浙西竹库”之称的龙游。电厂的生物质燃料来源于龙游县及厂址周边50公里范围内县市的农林废弃物。燃料以水稻秸秆和竹屑为主，其他农林废弃物作为补充。“以后我们每年将向当地农民收购秸秆23万吨，这能给当地和周边农民每年增收6000多万元。”站在尚在建设中的厂址上，余恒特地拿来了数码相机，把这个三个季度后就将成为“轰隆”生产车间的地方拍了个遍。“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带着对新产业的美好憧憬，这位“初生牛犊”显然时刻都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知道，这笔超过2.4亿元的投资，不仅是他的开始，也是站在他背后的父辈们的一个转型。“不是说水泥行业就不行了，但毕竟我们不得不接受利润在逐年下降的现实。”

    在接连经历了两年全行业亏损后，父辈们最后还是决定把事业的重心从曾经给他们带来极其丰厚利润的水泥行业转移处理出来。“有一段时间去省里开会都开烦了。”在宏观调控及节能降耗和治污染的重点时期，几乎每一次省里开会，这些水泥企业的老总们总是被安排在前排。“上面念的文件几乎每一项都是针对我们的。”而同时，企业的财务报表上，一些关键的数据也开始让他们头疼了。直到有一天，秸秆发电这一项目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这一次投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同于父辈知识结构和视野的余恒这一次挑起了企业转型的重任。

    当然，余恒和他的企业只是浙江涉足新能源企业群里的一个缩影。做服装的“杉杉”参股的尤利卡太阳能公司；“正泰”在投资了风能之后，又在杭州投资10亿元用于太阳能电池二期工厂建设和二代薄膜太阳能电池量产，预计2010年年产值约120亿元；杭州元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山东岳池投资生产甲醇燃油、甲醇柴油、甲醇燃烧油和其他燃料油，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8.4亿元，年利润达6.16亿元；国内最大的垃圾发电民营企业杭州锦江集团，则在浙江、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投资，建成十几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据省经贸委统计，目前全省仅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的生产企业已达330多家，预计全年利用废弃物资源约3000多万吨，年销售总值超过500亿元。目前浙江工业循环经济首批试点工程的示范效应正在显现，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环保型为重要特征的循环型工业发展迅速。

    新兴商机：一粒花生壳里寻宝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一些易于被忽视的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很可能是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2004年，当时还是绍兴某中学历史老师的葛东波去著名的横店影视城旅游。在东阳城里一家饭店，细心的葛东波隐隐约约听见从厨房那边传来“轰隆隆”的声音，于是便向服务员打听。“是发电机的声音。”服务员习以为常地回答说。而随后，葛东波就发现，整一排的饭店家家都备有小型柴油发电机。

    这样的场景在他的家乡绍兴则是非常罕见的，但不久以后，发生在东阳小县城的“电慌”像传染病一样传遍了浙江。饱受拉闸限电之苦的浙江企业主们也都纷纷购置起了发电设备。

    也就在这个时候，葛东波在朋友们的“怂恿”下下海了。当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他的脑海里第一反映就是：电。和前面的余恒一样，葛东波选择的也是生物质发电，不过他却想去外省发展。“那边各方面政策和资源要素都比较吸引人。”已经从绍兴的柯桥看到土地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瓶颈的他，想到中原大省河南。

    “主要是那边的花生吸引了我。”多次前往河南南阳考察的葛东波不是去寻访诸葛亮先贤的足迹，而是奔着那边以花生壳为代表的丰富生物质资源而去的。“给我一粒花生壳，我可以创造足够多的财富。”临行前，他对他的同伴们拍着胸脯说。

    “浙江的企业家总是能从细微的变化中捕捉到商机。”长期跟踪研究浙商群体的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对记者说。而现在高企的国际原油价格也让浙江的企业家在沮丧成本提升的同时，也开始思考里面存在的哪怕是一丁点的机会。“浙江的企业家又是特别能读懂政策的一类人。”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深深地烙在浙江商人们的骨子里。在不久前召开的“2007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及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学术年会”上，有专家就认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将催生“环境产业”、“废弃物再生利用产业”、“节能降耗产业”等七大产业。“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季昆森这样认为。

    观念转变： 从“赚快钱”到“赚长远的钱”

    浙商投资新能源符合浙商的传统，但又不符合。

    “传统的浙商比较看重‘赚快钱’，但投资新能源却要求是‘赚长远的大钱’。”浙江省经营管理研究会副会长陈关允对记者说。

    曾几何时，在浙江的某个小镇上，能够一夜之间开出几十家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而原因是因为这个产品能赚钱。当一拥而上的企业在面对同一个市场，同一个买家时，他们纷纷选择了相互压价，随后则是偷工减料保持利润，而这样的无序竞争场面无论是发生在浙南还是在浙北，结局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活下一两家大的，剩下的都在一夜之间消失，有的甚至是集体消亡。可悲的是，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精明的已经赚了第一桶金的老板们又会找到新的产业，然后再如此循环。

    这样的情景在浙江柳市就是如此。“大家都是生产相仿的产品，相互的竞争已经让这里的企业不堪重负。”当地土生土长的企业家浙江泰华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包秀敏此前对记者说，他的企业已经选择了外迁。

    浙江这趟高速行驶了25年的经济列车速度逐渐慢了下来。率先发展的浙江，最早遇到了缺地、缺电、缺水的窘境，要素瓶颈让发展难以为继的警告正在变成严峻的现实。一方面资源要素紧缺，另一方面，资源要素大量消耗。2003年，浙江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只有22.8%，低于韩国20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5.98万元，这一水平只是美国1995年的7.4%。浙江的排放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环境将无法容纳。

    习惯了“高歌猛进”的浙江企业家们心理上出现了不适应状态。仅仅是在被动与无奈中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或许并不值得称道，但是，如果善于在被动中寻求一种主动，这便包含着一种智慧了。在走向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浙江企业家们并不完全是被动改变，而是当作一次自我提升和转变的机遇。“如果再不转型，明后几年的信贷形势将会非常严峻。”省金融办副主任包纯田预计，今后如果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即使再赚钱，也将会很难从银行贷到发展所需的款项了。

    于是，他们开始发展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新兴产业——新能源。“浙江企业家的这种投资目光的变化，也是作为浙商群体心理成熟的一个标志。”杨轶清说。

    风险警示：陈金义，新能源开发中的一道坎

    有投资就有风险。

    关于浙商投资新能源的案例中，无论怎样也绕不开陈金义。这位曾经在1992年，怀揣大叠人民币一举收购了上海6家国有商店，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收购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家的叱咤人物，仅仅在“迷”上新能源三年后，就成为了“老赖”，而要放在他接触新能源之前，国内的任何一张富豪榜上都不可能没有他的名字。

    杨轶清说陈金义的投资至少在现在看来不能算是成功。据悉，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2007年华商杰出投资家大会”上，陈金义的“金伦油”项目虽然获得了“最佳投资项目”称号，但似乎投资商还是不大情愿来和他一起开发这个项目。记者随后联系上了陈金义公司“浙江金伦晓霖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这位来自可口可乐中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透露，“金伦油”已经在小规模地试用了，并且用户反响良好。在通过了省经贸委组织的专家技术论证后，“金伦油”也期待着能接受更多市场用户的检验。据了解，今后“金伦油”的推广方式也将采取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的先进模式。

    资金似乎已经成了浙商投资新能源的主要羁绊。“新能源是一项资本和技术都密集的产业，浙江企业家虽然已经在传统实业中获得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但和新能源项目的投入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杨轶清说。同样，来自国外的风险投资对中国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态度依然是“观望”。“我曾去上海和一些风险基金有接触，但对方都比较谨慎。”这一点曾经在解决资金过程中碰过不少壁的余恒很有感触。

    而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在发展初期具有不稳定性和回报低的特点，也成为浙商不可避免的难题。一个月前，电监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欧洲可再生能源发展近况及其借鉴分析》，指出现阶段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的不稳定性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业主大规模发展风电面临风险。“新能源的不确定性，包括政策的风险，是浙商在投资时必须要考虑的。”杨轶清还提醒说，一些转行来投资新能源的浙商，也还要时刻提防因为“不熟悉而造成投资失误”。

    此外，投资新能源行业的风险还来自技术方面。投下去的设备还没有投产的时候，又有新的工艺产生了。这是任何一个付出巨额资本投入的企业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每日商报 作者: 陶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