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12月3日电  现实表明，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过程，产权变革的主要障碍来自家族成员之间权力和利益更替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

    那么，报喜鸟是如何有效地化解来自企业内部与外部的阻力，成功实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的呢？

    挑战沼泽：报喜鸟缘起与帕累托改进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1980-1990年代的温州服装业。

    从80年代起，温州承接上海等地转移而来的纺织服装业，相继涌现出一万多家服装业作坊。当时中国正处在短缺经济后期，温州服装人迅速积累了第一桶金，温州的服装占全国内销市场的10%，并形成了服装、鞋袜、纽扣等产业集群。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也正是“温州模式”雏形与构成要件之一。

    笔者认为，“温州模式”就是放手发展市场(民营)经济的模式。至90年代中期，随着生活、商务、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逐年升高，导致温州服装业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加之少数人利欲熏心假冒伪劣产品，温州服装迅速进入恶性竞争的阶段。

    而在吴志泽看来，如果将当时的温州服装业视为红海，显然还不足以描绘当时市场无序竞争的混乱与惨烈。而报喜鸟有关资本联合、竞业禁止的制度设计，恰为走出沼泽、开创蓝海的最佳路径。

    浙江学者张苗荧指出，温州家族企业的蜂拥崛起源于交易成本的节约需要，它的发展演变同样离不开这一内生机制。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看，家族企业制度创新应该是分层次的、多样化的，不应该只是一种单一模式。

    在古典的温州模式下，家庭作坊倚靠建立在血缘联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有效地降低了协调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企业的规模边界在扩张，企业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管理效率则逐步递减；管理者因其认知结构的局限性和拥有信息的有限性所造成的决策理性的有限性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决策风险随之增加。

    对于1996年的吴志泽来说，资本联合的机会成本远远小于五家股东各自单干的交易成本。因此，强调“事功”的吴志泽开始践行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Pareto)的伟大理论：帕累托改进——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有观点称，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过程，并非所有成员都能分割到一份制度变迁带来的外部利润，一部分人甚至连既得利益也难以维持。简单地让创业元老离开显然不是好办法，这将激化企业内部矛盾，增大制度变革的摩擦成本。而报喜鸟的决策是：五位创始股东的夫人退居全职太太，其他亲友竞业禁止。

    严格意义上讲，报喜鸟模式并非首创。据了解，温州乐清精益开关厂(1984年设立，正泰集团前身)及永嘉奥林鞋厂(1988年设立，奥康集团前身)均为家族外合伙(股份)制企业，其创始股东分别为如今叱咤风云的业界精英：南存辉、胡成中；王振滔、钱金波。但这两家“巨人孵化器”的寿命却极为短暂。

    温州模式与习俗转型

    在温州，发端于南宋的永嘉学派举起“事功”旗帜，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提出“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的主张。永嘉学派最富人本意识也最富拚搏精神的功利主义哲学观，其历史积淀对温州的工商业文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1876年开埠后，西方商业浪潮磨砺了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务实与创新精神。在改革开放前，温州地处偏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薄弱，这为民本经济提供了生存空间。

    而温州人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不仅通过习俗影响商业活动，还凭借一些习俗转型“创造性破坏”旧有体制与规则，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温州政府对民间资本坚持“非禁即入”的宽容态度，而地方官员也出于种种动机——其中并不排斥帮助亲友谋求自身经济改善的动机——默许并支持了民营经济的成长。

    笔者认为，既然习俗转型具有“创造性破坏”之先例，那么实施有针对性的习俗转型举措，同样能影响温州这个庞大的自组织经济体的运行状态。例如，“温州炒房团”到外地炒房的资金高达上千亿，而当初大量民间资金正是在从众消费心理的作用下跟进，将炒房演变为一种新的投机方式。后在多项新政策紧逼下，温州投资者迫于巨大的成本压力将手中的房产大量抛售。毫无疑问，习俗在抛售过程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初，温州政府提出招商引资战略，此举或能迅速打破人格化交易的封闭商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产业升级。诚然，招商引资及产业转型本身并非习俗转型，但温州人与外商合作必然发生观念的碰撞，从而在这种碰撞中提升和发展自身。

    著名人类学家鲍哈那指出，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习俗也随之不断转型，有的已经消逝，有的正在弱化，有的则可能产生破坏整个社会制度的冲突。

    事实上，经济学家杜润生早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转型上有一个改革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autarky economy)向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即是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

    如前所述，在报喜鸟的成长史上，进行了一系列挑战习俗及当地商业生态的成功转型。但在报喜鸟之后，中瑞、中驰财团等众多家族外合资项目则功败垂成，反证吴志泽这位温州模式叛道者的先验价值。

    新温州模式：企业联合是趋势

    “温州模式就是‘熟人社会’模式”。吴志泽对“代际锁定”现象深有同感。

    温州人信奉“先交朋友，后做生意”。这样的经商原则，必然会引发大量的“潜规则”，例如设法结交政府官员等等。有人讥讽温州商人：“在官商勾结、行贿舞弊上确实高人一头。”一位理论家尖锐地指出，靠这一套发财的人并不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只不过转移了财富的分配形式罢了，此举似乎暗合帕累托最优的题中之义。

    吴志泽认为，温州这种内源型的经济结构带有一定的自封闭性，这与当地社会习俗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以血缘、地缘、情缘连接成的商业生态，带有一定的排外性，价值认同趋于单一，思维方式比较雷同，法制意识相对淡薄，功利主义相当明显。

    那么，如何改变“熟人社会”模式？一方面，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先进生产方式和多样化的文化，以及兼容并蓄的价值理念，来重铸温州的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当地民营企业需要借助上市契机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实现由家族治理企业向公众公司脱胎换骨的转变。

    “企业之间资本联姻、抱团发展，应该是新温州模式的选项之一”。吴志泽如是说，温州服装企业的共同竞争态势，需要走联合形式的发展，需要走创品牌发展之路。

    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指出，联合之路需要一些创新的观念，比如在商贸通路上的联合：很多做不同品类商品的外贸公司可以联合起来，在国外设立一个公司或办事处来推进商贸活动，这不失为一种很好联合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突破“成长天花板”的现实路径，已有更多温州民企选择抱团发展。近年来，温州8家锁具企业“砸掉”各自的企业，重组为一家股份制的强强集团；温州拉链商会的40家企业拟集资4亿元建造温州拉链工业生产基地。同时，打火机、点钞机、泵阀、塑料制品等行业也在积极地谋划资本合作。

    温州官方对此多有肯定。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就公开表示，“任何先进的东西都是具体的、相对的，都需要与时俱进。温州模式也一样。我们不能为自己创造的模式所困，我们需要的是立足既有优势，创造新的优势。”

    提及温州的创新路径，王建满说，温州要以企业为主体、机制为核心、民营为特色，努力走出创新发展的特色之路。

    首先是大力推进发展模式创新，进一步引导民企“强强联手”、“内外联合”，鼓励一批上规模上档次企业通过上市做大做强。其次，大力推进机制体制创新，逐步建立多元开放的产权结构，坚持“非禁即入、有需则让”，使民资更自由地进入更宽广的领域。第三，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引导企业逐步向科技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把传统产业做成时尚产业。实现“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跨越。

    有理由相信，随着资源整合之路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温州各产业集群将再度勃兴。 （连锁与特许 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