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6月12日电 1992年12月，绍兴被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心列入全国城市投资硬环境40优行列。16年后回眸，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有较深印痕的历史刻度。它向外界昭示了改革开放首轮起跑后的绍兴坐标，之后的多轮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那个年代奠定的基石。

    1992年12月18日，《绍兴日报》头版转载了新华社的一条百字新闻：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得出结论，绍兴跻身全国投资硬环境40优城市。

    16年后的今天，多数当事人已无法回放这一荣誉的来龙去脉，但在精美的城市或开发区推介手册上，仍能感受到绍兴人对这一出自权威部门评价的自豪。

    一个事实是，这张榜单中既有京、津、沪等大城市，又包括绍兴、苏州、佛山、深圳、常州等当时的经济新生代，它们是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腾飞的主导力量。

    今天，让我们略去繁琐的评价过程，去探究隐藏其后更具时代意义的发展主题。

    城市砝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中心城市扩容、基础设施扩面、集镇建设拓深为核心的城乡建设，开始改变古老绍兴的容颜，绍兴城乡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投资环境日益改善。

    翻阅大量泛黄的总结、报告不难发现，时人既骄傲于一座近2500年未变城址古城的历史积淀与文化遗存，更焦虑于环城河内的区域，无法承载绍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负载两千多年沉重历史的绍兴古城，在这种思潮推动下发生裂变，向东扩张。

    1992年，绍兴城东的“金三角”地带，宛如一个大工地，9.56平方公里的田野，寄托着绍兴人新的城市空间之梦。

    当绍兴经济开发区为古城打开扩容“天窗”时，广袤的乡镇腹地，也正形成纵深经济扩张带。

    1984年至1992年，仅绍兴县就在各集镇上兴建公共建筑100万平方米，在集镇辐射圈内兴建厂房231万平方米，柯桥、杨汛桥、福全、钱清等一批经济重镇迅速崛起，引来各地考察团羡慕的目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道路、电力、通讯等设施的滞后，

    成为绍兴经济提档升级、招商引资的主要桎梏。一次,香港长城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绍兴旅港同乡会会长倪铁城返乡投资，在柯桥与市区间堵车竟长达3个多小时，消息传出，满城哗然。

    1990年，绍兴市政府决定实施人民路东段拓宽，解放路与胜利路、人民路、东街交叉口改造等8大实事工程，总计21个项目，以改善市区交通、通信和生活条件。

    1991年1月，市委二届四次会议再次就发挥城市建设对经济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搞好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工作，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

    1992年11月16日，市区旧城改造史上投资最多、工程量最大的中兴路工程揭开建设帷幕。北连绍（兴）三（江）公路，与建设中的杭甬高速公路相通的中兴路，适应了绍兴对外开放需要。

    这一时期，资源、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雏形初露，迫使绍兴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投向12.8平方公里的古城之外。

    1992年9月25日至28日，杭甬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公路绍兴县路段、104国道复线（南线）、104国道市区北线等系列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古城的吞吐空间急速扩容。

    当时，仅绍兴县每年就要花3000万元用于乡镇道路、通讯等设施建设，程控电话、有线电视、自来水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小桥流水的绍兴，现代化气息日渐浓厚。

    1992年，国务院确定绍兴为长江三角洲南翼先行规划、先行发展的6个重点城市之一。6年后，市区及下辖绍兴县、上虞市和嵊州市被国务院批准列入沿海经济开发区。

    经济基石

    1992年，港商陈银海独资在绍兴城东新区买了2.2公顷土地，这在众多港胞中是第一人。

    这一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掀起的改革大潮正猛烈地拍打着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城门。

    绍兴市、县两级都把扩大对外开放作为发展经济的突破口，纷纷制订优惠政策招徕八方客商，掀起前所未有的外商投资高潮。

    “经济效益较好，引进外资有相当基础，第三产业和市场较发达。”这是首批全国城市投资硬环境40优城市的共同特征。

    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心的评价体系中，绍兴正是由于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发达，县域经济实力雄厚，得以跻身全国投资环境第一集团。

    1986年至1989年，即“七五”时期，绍兴已依靠乡镇企业积累了巨大财富。完整的纺织、机械等传统产业体系，逐步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以及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等独特的发展模式，使“绍兴制造”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产销率和利润率。

    1990年，全国市场疲软，但绍兴乡镇企业仍实现产值114亿元，创利4.16亿元，同比增长12%和16%。

    绍兴县提出的“兴商建市、兴市建城”战略，引来了绍兴乃至全国各地数千名纺织品贸易商，他们拥有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成为展示绍兴优越投资环境的平台和窗口。

    得益于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的发达，县域经济开始崛起。1991年，绍兴县、诸暨市已双双跨入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和全国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市）行列。

    出身草根，但较早形成现代企业制度的绍兴乡镇企业，科技、品牌意识觉醒较早，并发展成一批有全国知名度的乡镇企业集团。

    1991年，浙江省200家最大经营规模和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及行业的30家最佳企业评比中，120家绍兴企业榜上有名。全市注册商标总数已达2217件，在全省各地市中居第三位。

    为吸引外商投资，绍兴为三资企业出台了系列优惠政策，包括优先征地、供电、安排资金等，每遇重大“三资”项目，市、县领导还亲自参加论证、拍板。

    1992年，绍兴县2548家乡镇企业中，出口创汇企业245家，全县已有12大类250多个产品出口，年出口创汇额7亿多元，乡镇企业占了出口总额的78%，在全省各县（市）中居首位。

    一批外商投资企业在绍兴获得了良好回报，浙江服装行业首家中日合资企业“旦旦服饰”还在日本大阪设立了贸易窗口，绍兴经济开始大踏步与国际接轨。

    体制优势

    1992年6月，绍兴县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登招才启事，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应聘者多达近9000人。同年11月，浙江省首个人才市场在绍兴挂牌。

    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绍兴形成了先人一步的体制、机制环境。

    “要与广东、山东、苏南等发达地区比，比出差距，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1992年，绍兴市委、市政府发起了一场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讨论形成的共识之一是，绍兴区域资源优势不如杭州、宁波、嘉兴，经济要大发展，一定要创造好软、硬环境，充分发挥体制、人才等优势。

    1992年9月30日，《绍兴日报》发表《苏州启示录》，这个改革开放大潮中勇于接轨上海，并在引进外资等方面成绩突出的苏南重镇，成为绍兴学习的榜样。

    工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在部分国企和乡镇企业中展开，绍兴丝织厂率先改革劳动用工和分配制度，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

    为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绍兴提出国家、集体、个人、外商一起上，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展的思路，并规定集体和离职的企事业人员办第三产业可享受优惠。

    1992年，诸暨市首次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新昌县首次公开拍卖商品用房。一位拍得商品房的农民由衷地说，“这个办法好，解决了我们农民进集镇办厂开店无场地的困难。”

    为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政府服务效能，绍兴各级政府抽调大量干部，对群众呼声强烈的热点问题，开展专项清理。

    短短一年，检查发现收费、罚款、摊派项目1290项，取消“三乱”项目221个，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2000余万元。全市检查站、卡由120个撤并为35个。

    此后的10余年间，绍兴先后获得中国最佳商业城市、最佳中国魅力城市、中国投资环境“金牌城市”等荣誉称号，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成为加分的重要因素。

    来源： 绍兴网—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