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11月27日电 （记者沈锡权 李梁）“减轻农民负担”是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们议论的一个重点话题。记者从浙江、陕西两省代表团采访与会代表时发现，尽管两省经济状况有差距，但是努力采取各种手段，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已经成为代表们的共识。

　　“对于农民兄弟，我们都在尽力”

　　浙江省副省长章猛进代表说，浙江经济去年又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就：财政总收入856亿，比上年增收近200亿，增长30％，增幅高出全国７。８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达到５００亿，比上年增长４６％，增收１６０亿左右，增幅居各省市区首位，总量居全国前列。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582元，连续第十六年成为全国省、自治区的“增收状元”。

　　他说，去年浙江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开展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全省一年内共取消涉农收费86项，已累计退还给农民乱收费款项和各类押金、保证金等1．4亿元，平均每户农户减轻负担13．2元。此外，全省还暂停征收、减免渔业税等有关税费2．54亿元。

　　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代表说：“政府的‘钱包’大了，当然应该为农民兄弟做点事，多放水才能养大鱼，让农民休养生息，多藏富于民，使浙江‘老百姓经济’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这是我们为政者的本分。”

　　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孝文代表说，陕西省去年财政收入为２２０亿元，地方收入１３０亿元，加上两税返还后，能用的只有１７０多亿元。据统计，陕西省在职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７６００元，这样的财政状况要养活１００多万“吃皇粮”的人，困难可想而知。

　　他说：“和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不一样，陕西在减轻农民负担上财政调控能力弱，只能采取一些常规性措施，如认真执行国务院各项政策，对一些容易增加农民负担的收费如农村的中小学收费、农民水电价、计划生育等费用进行专项清理检查，保证农民负担有所减轻。

　　渭南是陕西省的农业大市，全市540万人中，四分之三是农民，粮食产量和提供商品粮占到全省的四分之一，农民负担在全省居于前列。渭南市市委书记马中平代表介绍，渭南市去年财政收入为9亿元，仍属于“吃饭财政”，和东部一些地区财政差距很大。因此，市里根本无法像东部沿海一样以减免农林特产税来减轻农民负担。去年，全市所收农林特产税在8000多万元左右，占总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这一块免掉，财政上无法承受。

　　他介绍，渭南通过严格执行中央和省上政策，规范纳税行为，加大执法力度等手段，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把农民负担控制在５％以内。同时，对一些受自然灾害的县区进行农业税减免。去年，一些县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民收入大幅减少，市里对白水，合阳等旱情很严重的地方大量减免了农业税，全市一共免掉了6000多万，“对于农民兄弟，我们已经尽力了。”

　　广拓财源、努力增收才是有效的减负办法

　　马中平代表表示，就渭南减轻农民负担的实践来看，增收才最有效的减负办法。几年来，渭南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稳定粮食总产量的同时，发展果业、大棚蔬菜等特色产业，形成了一批蔬菜县和瓜果县，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去年我们农民人均收入增长6。7%，达到1567元，改变了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地处渭北旱塬地的韩城自然条件恶劣，农民负担重，增收十分困难。近年来，韩城把花椒种植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手段。目前，韩城市花椒种植3000万株，产量占全国的25%以上，仅此一项使全市农民实现人均收入800元。

　　陕南山区县城固县委副书记王葆存代表说，由于城固县农业结构调整工作开展较早，全县粮食种植面积已不足土地五成，产业化程度较高，农民负担目前是２。９％到３。２％之间，相对其他县区要轻一些。

　　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担任过40年村支书的陕西代表雷仁义说，解决农民负担，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减少农民。我们村过去困难得很，后来搞起乡镇企业发展，土地变成企业，农民成了工人，扩大了集体经济，已二十年向群众没有摊派。

　　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代表说，浙江农民富甲天下的奥秘在于“半数农民不稼穑”，他们跳出耕种土地的藩篱，进城入市，务工经商，走南闯北，赚了“天下人”的钱。目前，浙江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0％以上，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二来自于乡镇企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来自于乡镇企业。到去年止浙江省已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的改制，产权结构得到了明晰，管理和技术水平逐步加强，使农民稳步增收有了一个基础。

　　章猛进代表补充说，令人鼓舞的是，由于去年浙江省率先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并以此为契机把浙江农业全面推上市场化、国际化轨道，大力调整农业区域结构，真正让市场机制来配置农业资源、优化农业结构，市场化的效益农业成为浙江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去年，全省粮经面积比从1998年的71：29调整为59：41，粮食面积调减了1291万亩，蔬菜、瓜果、畜禽、花卉等特色种养业发展迅速，去年浙江省农民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也增长了3.8％，是1997年来首次出现的增长，“小河涨水大河满，老百姓有钱了，政府才会更有钱。”

　　“干部少了，农民的负担就轻了”

　　“干部少了，农民负担就轻了。”王葆存代表说，农民负担问题久拖不决，症结所在是乡镇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没钱养活这么多人，必然要向农民收费，这种现象很普遍。现在，乡镇机构改革正在进行，但是一些地方行政部门该合的合了，人员却没有分流，仅变了个名称而已。

　　王葆存代表说，要解决这个问题，领导的态度是关键。城固县刚把撤乡并镇工作完成，人员分流正在进行之中。从已经成功分流富余人员的乡镇来看，农民的负担有了明显减轻。预计这一工作完成后，农民的负担还可以进一步降低。

　　来自浙江慈溪农村基层的成央珍代表说，我们沿海一些富裕地区农村也出现不少乡镇财政负债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吃皇粮的人太多。有的乡镇只要30个干部编制，而“挤”在那里吃“财政饭”的人有200多个，再富裕的地方也会被吃空，“看来，改变‘官本位’的问题，中西部地区难，我们东部沿海地区也有待时日。”

“政府解决农民负担，最关键是税费改革”

　　章猛进代表介绍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决策和部署精神，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从今年开始，全面推开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浙江省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减停免稳、合理负担、转移支付、配套进行”。其最大特点是：稳定农村提留，保留现行的村提留筹集办法，不开征农业税附加。根据方案，浙江省从今年开始，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取消屠宰税，减少和逐步取消乡统筹和农民义务工。

　　章猛进说，浙江省已经在上虞市开展过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经过试点，当地农民的年人均负担下降了109元。全省实行税费制度改革后，今年浙江农民可减少负担11·6亿元，明年可减少负担18亿元。这对浙江加快发展效益农业、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村社会，提前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客观因素，陕西省税费改革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解决农民负担，最关键是税费改革。”雷仁义代表告诉记者，他专程到进行税费改革试点县合阳去调查，发现进行税费改革后，当地农民的负担减少了30%以上，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希望税费改革能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陕西省全省推广，这才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关键。”雷代表说。

　　“基层干部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很重要”，雷代表告诉记者，过去农林特产税按亩数收，全然不计收成好坏，往往收得过高过多。现在每年收时到地里，看收成，根据收成情况来和群众协商，基本上都是根据实际产量来算，比以前合理了，群众也气顺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