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11月28日电(记者 沈锡权　谢春雷)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为何仍有农民在叫苦？管好了村提留、乡统筹，为何一些地区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少？记者在浙江省采访时了解到，名目繁多、变相向农民收取钱物的“暗负担”已如一只“黑手”，阻碍着整个减负工作的进行。有关人士疾呼，要继续控制农民的“明负担”，更要警惕加在农民头上的“暗负担”。

　　据了解，近年来浙江省农民直接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均控制在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１．５％左右，低于中央、国务院规定５％的限额。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这个省的农民负担减轻与否。据统计，１９９７年全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农民承担的负担达３５·７６亿元，人均达１０１·２４元，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２．·３％；农村教育事业附加费，统计进入乡统筹的只有４·１４亿元，实际收取１４．９６亿元。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如果把农民各种负担加起来计算，１９９７年要占上年农民收入的８·８％。今年初，浙江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执法监督联系村３６７９户农户作的１９９７年社会负担调查显示，农民承担的社会负担已占当年人均纯收入的１０·７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浙江省一些地方和部门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乱摊派问题依然存在。“四乱”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民建房审批、计划生育、结婚登记、中小学生上学、报刊征订等方面。一些地方各方面都向农民伸手要钱，有人形象的说是，先刮“地皮”，后吃“肚皮”，再摸“头皮”。衢州农民李正芳，１９９６年在办理建房手续过程中，先后交了２２项费用，总额达到１０１１９．５元，相当于总造价的三分之一。据有关部门审核，符合规定应该在办理建房中收取的只有５项，总额不超过１０００元。此外，有的地方通过结婚登记搭车收费现象严重，江山市某镇办理结婚登记证书时要收１０项费用，总额达２８３４元，收费项目五花八门，从结婚登记到新婚夫妇必读本、新婚夫妇学校书、新婚纪念币、新婚纪念戒指等。有的地方和部门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保险、征定报刊杂志，特别是各种小报摊派泛滥成灾。

　　农民负担明少暗多、直接少间接多的情况，已经引起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江省副省长章猛进明确提出，农民负担不仅指村提留、乡统筹，还包括劳务负担、行政事务性收费、集资、基金等其他负担，既包括农民直接负担，也包括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间接负担。近日，浙江省专门召开减轻农民负担电视电话会议，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堵住“明”、“暗”两个减负“黑洞”：决定实行村提留、乡统筹费相对额和绝对额的双重控制，坚持村提留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３％，乡统筹不超过２％，提留统筹的绝对额不能超过去年的实际数；严禁向农民分摊应借款或贷款而发生的债务；坚决执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不得拒收、限收，不得压级压价或者抬级抬价，除农业税外不得接受任何组织或个人委托代扣代缴任何费用；乡镇干部不得在粮食收购现场座收提留统筹和其他任何税费；农民因灾因减产等客观原因完不成粮食定购任务的，一律不得向农民征过头粮，也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差价费；坚决制止向农民“四乱”收费现象。

　　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眭孝忠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应作为反腐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同时，要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与推行村务公开向结合，村务公开是把向农民收取的钱管好、用好，有效制止“四乱”收费和虚报农民收入等行为发生的一项治本之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