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6月27日电（记者　沈锡权　傅丕毅）土地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命根子”。近年来，浙江乡村正发生一场变革：越来越多的农民以契约形式，把承包的土地交付他人经营，自己进城入厂做买卖，走上一条与祖先截然不同的谋生道路。

　　一位多年来致力于浙江农村经济发展调研的专家指出，土地使用权流转不仅对进一步改变这个省的产业格局、实现现代化产生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股票田”现象的出现和土地流转的加速

　　2001年初，浙江省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沿袭千百年农民交“皇粮”的传统。在这个改革推动下，浙江各地适时加快了土地流转步伐，加速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现代农业的顺利对接。

　　在浙北德清县钟管镇沈介墩村，328户村民把承包田倒包给了村委，再由村委统一租给养殖户经营，原来的农民承包户“不稼不穑”每亩可得550元。农民把这种田称之为“股票田”。

　　“股票田”现象不仅在浙江德清、温岭、东阳、上虞等工商业经济发达、有条件在土地上进行大规模资本投入的县市频频出现。在常山、衢县等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土地流转同样在加速。浙西常山县钳口乡一个农民将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转给一个大户，再到大户家打工。这位农民高兴地说：自己种田缺技术、缺信息，将土地流转给别人，既得到流转费（相当于150公斤粮食），又得到工资收入，比自己经营土地收入高多了。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底，浙江省共流转耕地326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3.5％；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涉及的村数占总村数的 66．4％，涉及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20．8％。各地从实际出发，摸索了多种土地流转形式。

　　与过去不同的是，浙江新一轮的农地流转普遍实现从无偿流转向有偿流转转变。在宁波鄞县、温州乐清，过去种粮大户承包的粮田大多都是 “免费”的，还享受村里和地方政府的补贴。随着效益农业的发展，土地承包费（转包租金）已水涨船高，每亩水田年转包租金一般为100至200元，高的已接近300元，最高的已上升到每亩每年1000元。

　　浙江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土地流转。全省70％以上的县（市）政府都已相继出台了加快土地流转、发展效益农业的政策措施。土地流转从农民相互间的自发流转向组织化、有序化流转发展。农地流转后的经营对象由原来的种粮大户为主逐渐向工商企业转移，经营内容从种粮为主转向发展高效养殖业。

　　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绍兴县钱清镇梅二村村民许宝泉从村“土地信托服务社”承包了150亩农田，种起了国外松、槐柏等花木。到目前为止，村土地信托服务社已吸储全村300多农户的600多亩土地。原承包户将经营权转让给了村里新组建的土地信托服务社后，每年从村里领取一定数额的股金。

　　像梅二村那样，去年在新一轮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绍兴县700多个村村村建立了土地信托服务社，县、镇两级也相应建立了土地信托服务中心和土地估托服务站。

　　去年，绍兴县抓住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这一机遇，建立了县、镇、村三级土地信托服务组织，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为目的，对土地进行余缺调剂。这些遍布全县的土地信托组织就像银行吸储一样，接收农户申请托管的农田，再通过网上招租、登报招租等形式，把农田转包出去。

　　绍兴县政府一位干部说，这样做使土地流转时经营大户就不需要同农户一家一户签约，解决“我想转包，谁要？”和“我想承包，谁有？”的土地使用供求矛盾问题，“如果把农民种地搞规模经营比作炒股，我们农业、土地等县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就是证监会，给他们发布信息，规范‘游戏规则’。只有这样才能把有限的土地资源利用盘活。”

　　在农地流转中，浙江省目前共有类似“土地信托中心”的中介服务组织3069个，其中，2910个为村级中介服务组织，153个为乡级中介服务组织。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数量占村数量的比例为7．8％。这些中介组织的出现使土地流转进入有序的市场化轨道。

　　土地流转产生了明显的综合效益

　　前几年，浙江一些农户为了完成定购任务或避免抛荒受罚，把土地无偿甚至 “倒贴皮”转包给别人，土地使用权不仅没有收益，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去年以来，各地加快了结构调整和土地流转步伐，调整结构后良田种上经济作物，土地产出效益明显提高，各地农民的反映：如今农用土地越来越值钱了！

　　在最早实行“股票田”的德清县沈介墩村，养殖户租得农田后，养殖有了规模效益，养鱼养虾每亩可获2000元左右净利润。农民把土地租给养殖户后，可安心上班和外出赚钱，来自农田的收益反而比种粮食时翻一番还多。规模经营者获得了效益，农民得到了实惠，尝到“甜头”后，“股票田”渐渐推开。三年之后的今天，德清县全县26.5万亩的水田，已流转的面积达到了10万亩。

　　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改变了部分农民“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兼业化状态，解除了土地对这些农民的束缚，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彻底的工商业从业人员。湖州市织里镇大潘兜村建立土地流转机制以来，将1400多亩水田承包给14个大户经营，到目前全村已有1180多个劳动力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占劳动力总数的90％以上。目前，浙江农村户籍的非农从业人员有1219万，超过纯农业从业人员220万。来自农业的收入占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不足20％。

　　绍兴县农业局长葛美芳说：“农业要有效益，要现代化，必须结合市场，必须在土地上有资金、技术的注入。农业结构怎么调，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讲关键是土地使用权的调整。没有土地使用权的调整就形不成规模，就无法让资本注入到农田上来。”由于绍兴县宽松的土地使用政策，许多工商业主、种养大户纷纷携资承包土地搞种养。优质资本正频频涌向这里的农田。绍兴县目前已有65家工商企业投资效益农业领域，总投资额超过2亿元，平均每家360万元。

　　关键是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土地流转、集中经营之后带来的效益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然而，动有千年“土地情结”的中国农民的“命根子”，这项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近年来，一些基层政府由于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如流转后土地产出利益分配不公、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流转，引发一些社会矛盾。

　　经过几番调整的浙江干部群众已有共识：土地流转工作的成败利钝，关键的问题是尊重农民意愿，把他们的利益放在首位！

　　一位农村问题专家认为，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采取与否应该由农民根据经济因素而非行政因素来决定，应通过私人之间的自愿转让而不是行政手段来实现。毕竟，中国农民在失去了土地这个保障之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工业化、现代化程度还不够高。

　　浙江省农业厅办公室主任赵兴泉认为，当前各地在实际操作中有一个科学评估土地流转价值的问题。前几年流转是为了解决粮田抛荒和完成粮食定购任务等问题，现在流转是为了推进农业向规模化、现代化发展，背景不同了，衡量标准也不一样了，农用土地肯定会越来越“值钱”，所以，给农户的转包费也不能单纯地以“种粮食的产出”来衡量。

　　针对部分地区存在的流转后土地产出实际上是规模经营者拿“大头”，名义上的所有权者村集体拿“中头”，原承包户农民拿“小头”的现象，浙江省副省长章猛进说：“土地是国家给农民的利益，土地承包户可以凭土地使用权获得正当收益。如果流转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不会答应，流转就不可能成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