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以被信任的非制度力量？

    “网络通缉”，往往使一个简单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它的力量，也因发起者的动机，以及参与网民的个人素质，而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2006年的虐猫事件中，踩猫者被“网络通缉”后，很快被网民锁定，其个人资料被完全公布在网上，所在单位也受到责难。在网民的强大压力下，该单位停止了当事人的工作、停发工资，并责令其向公众道歉后，此事才逐渐平息下来。

    然而，在这起看似网络胜利的案例中，却屡屡发生网民侮辱当事人人格，并骚扰其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事情。这种非理性行为，却被后来者视为“网络通缉”的规范性动作加以运用。

    “网络通缉”行为，还因涉嫌侵犯个人隐私而行走在法律的边缘。2005年初，北京某教育中心针对其员工高某发出“网络通缉令”。法院后以侵犯名誉权，判决该教育中心在其所属网站上发文向高某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高某精神抚慰金2万元和公证费800元。

    法律人士指出，在网络的“江湖”里，人人都可以成为这个虚拟世界的“执法者”，这种被夸大的力量正是“网络通缉”行为得以风靡的原因。然而，网民毕竟不是真正的“执法者”，没有制度性的权力，这使他们往往依赖于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乃至人身攻击，以达到个人目的。

    “网络通缉”行为亟待规范

    “网络通缉”向人们展示了网络力量干预现实生活的一种可能途径。有专家指出，“网络通缉”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一条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传播和监督通道，有利于发挥中国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舆论监督作用，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温州商人林某的儿子失踪后，全国20多家网络媒体掀起的爱心寻婴行动，也让人看到了“网络通缉”的积极影响。据华龙网记者陈丹介绍，各地网民热情地加入了这一爱心寻婴行动，各种有关嫌疑保姆的线索不断，这些线索最终被汇集起来，提供给警方。

    然而，“网络通缉”绝非可以任意为之。因为，一旦网络力量试图干预现实生活，就必然面对现实社会的法律和秩序的制约，突破这一界限，“网络通缉”就演变成“网络暴力”。

    专家认为，积极发挥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必须要对“网络通缉”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一方面，国家要对“网络通缉”行为进行立法管理，防止恶意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各大网站要加强信息管理，杜绝恶意的“网络通缉”信息通过自己的渠道传播。

    截至2006年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超过1.2亿，网站总数近80万家，上网计算机超过5000万台。它们一同构筑起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于广大网民来说，提高自身的法律和道德意识，文明上网，才是利用网络发挥自身影响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