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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公交车意味着流动的生活，意味着平日连贯生活的某些局部；但，一旦独立纪念，它就有可能成为岁月的全部。
公交12路的四个片断
片断一：一条往东北方向去的远离城区的路，有着燃烧稻秸的白烟
艮山门，在杭州的城东北，照“老杭州”的说法，出了建国路就可以算是城外了。艮山门有最著名的两条公交线路，一条是8路，艮山门到梅花碑；一条是12路，艮山门到半山，到杭钢（确切地说是到刘文村）。
艮山门外，那时候多的是稻田、茨菰（慈姑）田。至于半山，除非是谁的外婆家，有舅舅和表妹拎着荸荠和鹅来过，否则谁会去谈论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呢。夏天，那路上有些干燥，很少的树，几只瘸腿知了，再加上和蔼而辛苦的农民；到了冬天，那地方就剩下一样东西和两个字：一样东西是“霜”，两个字是有一点点的“萧瑟”。
一个可以望得很远的场景是：有霜的清晨，在路上骑自行车，马路边的稻田里，远远地有一种烟在移动，在飘，偶尔还会有一丝“飘”进车厢里——这是农家的生计，燃烧的稻秸，明年的肥料，城里人的回忆。
片断二：半山——杭州重工业的代号
自1957年杭州钢铁厂选址半山后，半山在杭州人的脑子里突然变得不再遥远（比半山近得多的石桥反而依旧保持陌生而遥远）——这固然是因为有了一条12路公交线，更重要的是，杭州人的身边一下子层出不穷地冒出了许多服务于杭钢的男男女女——一个说山东话的邻居，一个毕业于轧钢专业的弟媳妇，一个开厂区火车的老莫，一个常常有咸棒冰分给大家吃的李伯伯，一个来自淄博的女技术员，等等。
这些人都坐12路车，都在同一个时间去艮山门，公交公司的汽车——12路，几乎成了专车，里面坐的大多是杭钢的职工，而且竟然还可以按上班的先后，分出是哪个分厂的不经意的“包车”。
当然，这期间还有杭玻、重机、杭轴的职工大军先后加入了12路车乘客行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半山人”，这是杭州重工业的代号——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过12路车中喜欢坐的位置；他们每个人都知道12路车中便于交谈的位置，易于上下车的位置，容易与陌生人擦出火花的位置云云。
至于杭钢焦化分厂日夜燃烧的火，他们倒并不在意，他们说，那不过是从车窗里往外看才会觉得的东西，而他们一般上车后的首选，90%是打瞌睡，10%是谈有用的事。焦化分厂的火光把夜半坐车人的感觉搅和成进入了一个大工业区的梦。而有用的事，一般是三种，奖金、考勤、劳保用品；恩怨、误解、结仇与牢骚；还有就是可以转着弯说的美事、好事与妙事。
片断三：坐12路车的人都熟悉一个词——大篷车
同一个时间去艮山门坐12路车的这些人，大多还有同一个习惯，就是各自将自行车锁在艮山门建国路口东西500米的范围内，这种存放与锁车子的方法可以编一个大全：有随手扔在草地上的，有绑在行道树树干上的，有锁在某单位铁围栏上的，也有伪装住户一年四季放在别人自行车库里的，几乎是机关算尽、五花八门、各显神通。
那时候坐12路车的“半山人”，还熟悉一个词——“大篷车”。为了增加乘客的一次性运送量，减少磕磕碰碰的事故，加快上下车速度，整个杭州公交公司乃至全中国的公交公司，可能唯独12路这条线路，把相当一部分通道车内90%的座椅拆除，成为空荡荡的两节可以摆酒水儿（喜酒）、边吃边喝的“大篷车”。这种只有在印度火车中才有的拆光座位的“大篷车”，让人觉得工业的本质就是反奢侈的，用不着关于朴素的口头教育与精神提示。
这种“大篷车”有一个坏处、一个好处。坏处是因为身体摩擦加大，容易出现口角与打闹；好处也是因为身体摩擦加大，容易想入非非，“情”胆横生，促成了许多不经意的夫妻。
片断四：情愿降一级工资，也要住到厂附近去
金师傅，1978年开始跑12路，跑了多年。他说，他的车五分钟一班，是通道车，最多时能装100多人。他说，那时候月票是可以报销的，坐车不花钱。他还说，半山的那些大厂，都是大跃进的产物，早年实施生活配给制，可能是厂区的房子要比杭州城区的好，也可能是水电费能免除，反正坐车的人常常口头上挂着这样一句话——情愿降一级工资，也要住到厂附近去。当然，这句话也可能是一种牢骚，在抱怨12路车的拥挤与破旧。他说，车的确有些破的，人多了还会有些慢。那时候开往半山的路上，除了12路车，就只有一些厂车了，还有就是拖拉机、钢丝车（人力车），很少有什么轿车。那时候，即使轿车，杭州也只有华沙、伏尔加、红旗和后来的拉达等几种，而且伏尔加和红旗也不会开到这条路上去，它们大多停在杭州饭店门口，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
对工业的曾经向往，影响了杭州人择媳纳婿的态度，他们对大工厂总是抱有一种神秘与光荣的、不可名状的梦想。
杭钢重工业生活的五个场景
场景一：从容不迫的厂区火车
杭州的大型工厂有许多，但很少有厂区火车的。厂区火车速度虽然不快，但道口、信号灯、火车头、车皮等设施却完全与正规火车相同。作业方式稍稍离奇的是，司乘人员有时候会将身子挂在车厢外面进行操作——脚踩在踏板上，手摇三角旗——有时候甚至跳下来走走停停，敲打敲打，然后又爬上去。
厂区火车装的多是煤和焦炭，那东西一震动就掉，撒得道口和轨道转弯处纷纷扬扬——谁见着这样的场景，谁就知道这里是大工业，不是小肚鸡肠的旅店、合作社。厂区火车那种大模大样、从容不迫、慢吞吞的样子，却是不经意地在说：你足可以用60吨一节车皮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什么叫重工业了。
场景二：一个食堂要考虑十七八种人的地方口味
翟有金，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杭钢总厂的食堂任采购员。他说，杭钢有数不清的食堂，几乎每个分厂都有一两个，有些食堂还按班制分出许多小食堂。大企业，食堂多，不足为怪，怪就怪在杭钢人籍贯的种类特别丰富。早期外省人居多，有辽宁（鞍钢）的，内蒙古（包钢）的，武汉（武钢）的，四川、山东的；后期本省人居多，有宁波、萧山、嘉兴、临海的，等等。他说，他当时统计过，有十七八种地方的口味——辣的、咸的、甜的、麻辣的，吃蒜与不吃蒜的，吃香菜与不吃香菜的，吃鱼与不吃鱼的，甚至不吃猪肉的就有几百个人，要专门为他们买菜辟炉灶。
翟师傅说，最有特点的是，杭钢厂区流行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杭普话。这种杭普话，在食堂里说起来最好听，南腔北调，很融洽，让人觉得大家庭不外乎就是这个样子。
场景三：喝咸汽水、吃咸棒冰看露天电影
杭钢有自己的制冷厂。喝咸汽水、吃咸棒冰看露天电影的情景，只有杭钢有。咸汽水、咸棒冰很可能是杭钢的特产，还有一件特产据说是：用无处不有的蒸汽“嗤”出来的稀饭，这个“嗤”指的是用蒸汽冲——它不同于我们平常吃的粥。
由于咸汽水、咸棒冰都是“发”的，所以排队这件事被称为“领”而不是买；由于“发”的时间各分厂、工段、小组大同小异，所以“领”棒冰的队伍排得特别长——不能说蔚为壮观，也是人头攒动；反过来，为“领”棒冰而排的队，不但被称为工作，而且还是令人盼望与尊敬的，绝非消极怠工。
至于露天电影，虽然不仅仅是杭钢有，但是，喝咸汽水、吃咸棒冰看露天电影，却一定只是杭钢有。
场景四：杭钢的子弟学校
碰上过好些人，他们除大学外，从幼儿园起到高中的教育都是在杭钢完成的，这样的地方有三处：杭钢小学、杭钢中学和职工中专。职工中专是以前的工大夜校，当年的高级“蓝领”、“土工程师”均出于此。
在“子弟学校”读书的人，都认为“子弟学校”有一种别处没有的氛围。譬如，学校的上下课、午间休息，有时候会与工厂的作息时间相同；老师讲到物理、化学时，常常会讲到炼钢的例子，甚至从厂化验室借来器皿、器具做实验；同学们的热门玩具与零食，大多与杭钢的零部件、边角料以及劳保福利用品有关；某某某讨厌的同学与同桌，可能恰恰是他（她）老爸或者老妈的上级，等等。
这些“子弟学校”出来的人，通常都有杭钢情结——他们不是热爱杭钢，而是热爱一座与他们成长时间、成长细节“相关”的工厂。
场景五：招待所里不间断的“洞房花烛”
家属探亲安排住招待所，揭示了当年的杭钢有许多两地分居的“已婚光棍”和许多不间断的“洞房花烛”
突然从集体宿舍住到招待所去，同事、工友，甚至连自己都有些不知所措、想入非非。可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厂还没有如今这么完善的生活设施，路远迢迢来了家属，最美好最富人性的便是把人与招待所联系在一起：招待所的被子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公家的；招待所的饭，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招待所的服务员都是最熟的人，无论梳辫子的那位还是剪头发的那位。
一位有过此经历的职工对我说，“招待所”和“家属”，后来成了杭钢人嘴里的特有名词，它的含义远远超出了当时探亲的概念。
一个地域由于一辆车的运行稍有改变或者完全改变，是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是由于地域本身有着一种早于它强于它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文化与人。
半山的三个人文时期
时期一：1957年的变化
人文的改变有时在一瞬间，而它的波澜不惊却已延续千年。虽然，半山（皋亭山）在宋、元时期有颇多的宗教场所，有些当时甚至与灵峰、灵隐寺齐名；可是，在1957年前，半山沉寂了数百年后的模样，还是一个安静而平俗的地方，波澜不惊。它在当地人嘴里的传承热点，不外乎是皋亭山、娘娘庙、桃花坞、依锦古桥、显宁寺等，其中，“湖墅八景”之一的“皋亭积雪”和“湖墅三胜景”之一的“皋亭观桃”，算是被近代文人仰慕的。
可是，这一切，到了1957年杭钢选址半山后，就变得有些颓废而滑稽——那是一个进取的年代，老百姓需要铁，国家需要钢，人类需要钢铁——那是一个将钢铁看做GDP的年代，有钢就有一切。
这个时期的半山，不温不火的挽裤腿和拱袖筒式的民俗生活，被一座大工厂职工的热气腾腾和高炉的火光四射覆盖；这个时期的半山，有闲人士缅怀的落雪赏梅和桃花遍野式的雅神野趣，被一座工厂携带的重工业三字“撤销”然后“替换”。
这个时期，半山街上走着的，全是来自全国各地与炼钢、轧钢有关的人；半山街上的供销社、百货商店里出售的也差不多全是一些工装裤、厚毛巾与帆布手套；连照相馆与新华书店里，顾客如果拍的不是工装照，那么买的就一定是与钢铁有关的书。
这个时期半山（乃至杭州）的人文故事是：一个家庭一旦要择婿纳媳，中间人上门，杭钢的正式职工均心照不宣地成为必然的首选。
时期二：12路车改变了半山
交通工具能改变人类肯定是谬论，可12路的个案是：它改变了半山。
世界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全天候的、年复一年的连接，仅仅依靠一辆长8米宽3米的汽车就可以了。这辆汽车来回跑，跑久了，一不留神，就跑出了一种文化状粥样的黏稠东西——心理上的12路情结与历史上的12路时期。
在这一特定时期，半山就像战国时的齐宣王，环顾左右而言他——这个左就是杭钢，这个右就是12路——其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就是，依靠12路，将杭州的人与文化拉近自己，享受钢与铁的天伦之乐。
每天第一班12路的到来，除了注定要给半山带去100多号人的劳动力外，还会带去杭州昨夜乃至当天早上的消息——湖滨发生的人的故事，或者西泠桥下出现的湖的传闻——这些区别于钢铁的柔软的话语，软化着半山的人和事、行为与思考……
当然，每天末班12路的离去，除了注定也要为半山带走100多号人外，还会带走半山白天乃至午夜的劳动传闻——发生在转炉分厂的一桩车间婚礼或者运输队的一次超大件搬运——这些同样区别于西湖闲适山水的铿锵的劳动信号，同样影响着杭州的人和事、行为与思考，甚至是决策……
这个时期半山（乃至杭州）的人文故事是：劳保的翻毛皮鞋（俗称老壳皮鞋）被广泛的杭州男女接受，成为一度的流行物。
时期三：2006年——重提皋亭文化
盛世的一个征候是百废俱兴，而所谓“习俗”的复兴，正是其一。
生态杭钢与皋亭文化的被重提，是在2004年，其间，12路已改为312路，首发站也由艮山门移往焦家村，而半山则早由原来独立的一个区蜕变为拱墅区的一个镇。
这个时期，半山街上走着的，可能是重写《半山志》的人，也可能是旅游发展委员会忙着为恢复景点而徒步考察的人，更多的是一些为寻“皋亭观桃”和“十里桃花坞”而来的访客、驴友。“良渚文化”与“运河文化”有幸成为书面文件中的口头语，自唐以降至清末曾经有过的66所宗教场所，也出现在专家的提示文本中。
钢铁在这个大建设时期，依然重要，可钢铁已按照它原来的样子，变得灯火阑珊起来——它像孩子，在生态的命题下做着作业，它的蓦然回首，使我们想起一个曾经几代人寻找、回首百度的“那个伊人”——一个钢铁GDP的年代。
这个时期半山（乃至杭州）的人文故事是：几乎半个半山的人口以及部分杭州人有意无意地都在不同时间问询同一件事：什么是“半山泥猫”？（一种泥塑的传统工艺品。养蚕农家最恨老鼠啮咬蚕种纸和蚕茧，世代传承着一种用蚕猫避鼠患的习俗。农村蚕户喜爱泥塑彩绘蚕猫，每逢清明前后，蚕妇们都要到杭州半山娘娘庙烧“蚕香”，在香市上购买泥塑彩绘蚕猫回去放在蚕房里。）这种俗称“蚕猫”的象征物，正在昭示半山自觉不自觉地局部地重回传统。
一个以12路命名的诗社，实质与公交车无关，甚至与诗无关，它，昭示的是一个时代的怀念，一群人的怀念，一种创造的怀念
十二路诗社
八十年代，全国出现过很多诗社，十二路诗社是其中之一。
十二路诗社名字的由来有三：一、最明显的，就是十二路汽车——当时诗社的大部分人都要坐这班车去杭钢上班，去杭钢与半山只有这一趟车；二、取名字的当时有十二个人，他们是诗社的第一批成员；三、“十二”是中国古代纪年的“地支”部分，可以与“天干”组成循环使用、周而复始的年、月、日纪年。
十二路诗社的创始人应该是吴远明，创始契机是浙江展览馆举办的诗歌讲习班——凡是十二路诗社的非杭钢与半山成员，大都是在这个当时被叫做“红太阳”的地方相识、相知，并觉得相类似，然后自然成为成员。
1984年，十二路诗社成立后不久，有一天晚上，许多人在浙医二院急诊室碰头，有一个他们的朋友和同事正在医院抢救，生命垂危——这个人就是后来的画家、评论家曹工化，一个当时正埋头国画与哲学的人——我个人称他是“十二路诗社”的领袖人物，他的自由精神与十二路同。
另一个要叙述的事件是：有一天，我踏上中山中路木瓜弄某号的二楼，我的任务是动员一个人加入“十二路诗社”，后来这个人成为我的诗歌启蒙人，继而成为多年的友人。那天，我在摇摇晃晃的地板声响中说服了他，后来他成为“十二路”的另一个领袖人物。这个人就是陆钧，一个幼年读《诗经》以至于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熟视无睹、1986年独自一人主持中国茶叶博物馆全程文字构成的学者——我个人称他为十二路诗社的核心，一个人群的诗歌启蒙人，一个坚持不融入社会的自由精神者。
另有一天，记得是1984年的某个晚上。一个十八岁的女子敲开了马市街176号我家的门。这个人进门就大谈诗歌的建筑美、音乐美、意境与亚里斯多德。这个从不在乎别人也不在乎现实甚至不在乎吃东西的人——她就是章华英，一个后来读音乐学院专事古琴的学者，“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古琴申报委员会成员，《古琴》的作者。
“十二路”几乎每个月都要出两三期的诗刊，可以想起的一个场景是：秋风萧瑟，诗社的部分成员去杭钢轧钢分厂，肩扛手提地把那些世人看来没用的（事实上也真的没有用）印过字的东西扛回来；然后月黑风高，坐在马市街176号我家的床上，一页一页分叠，装订成册——一般说来，这样的时候，会高朋满座，聚集更多甚至全部的“十二路”成员。
如今，一个十八岁的女子在干什么，她会敲开一家未曾谋面的人的家门，去大谈诗歌和艺术吗？那些印刊物的日子暴露的兴奋与焦虑，随着每个页码的分发、装订才稍稍显出释放的美妙感受，还会出现在现在的哪一群人中（赌博除外）？怀揣一本诗集渴望遇上一位熟人并把它送出去的心情几乎能埋藏一周，这样的奇怪念头还能再有吗？（文/何鑫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