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门外粪担儿 吴理人 绘
城门已经没有了，但想像它并不困难，在电视、电影或图片上，我们见得多了。
城门是一个符号，代表着权利与禁锢，让古人敬畏。
城门是一张脸谱，画着凝重、固执，也画着宽容与淡定。
城门是沉默的，却时时在宣告所有的规则和禁忌。
城门是空洞的，却拥挤着历史。
过去的，总有留下来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庆春门”所包含的城市信息非常丰富，这里讲述的只是一个有关“春”和“春”过后的其他日子，生出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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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春门曾经叫太平门，太平门却并不太平
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冬，常遇春攻下衢州。率八万精兵，顺江而下，进取杭州。大军沿江而北，摆下了长蛇似的阵势，中军大寨就扎在最为开阔的太平门（后称庆春门）外。常遇春，《明史》称他“貌奇伟勇，力绝人，猿臂善射”。元末，天下大乱，好汉骤起，有一十五处。常遇春起初跟随刘聚，见刘聚也不是什么“绩优股”，便择良木而栖，转投了朱元璋。
这天，常遇春兵临城下，一时间，城门外旌旗蔽日，尘土遮天。
再说城内。此时占据杭城的是另一支农民军首领张士诚。这会儿，元朝的天下已被张士诚、朱元璋、陈友谅鼎分三足。张士诚的势力，南抵绍兴，北达济宁，就不把元顺帝放在眼里了，在苏州称起了“万岁”，国号大周。接下来，暴发户张士诚在他的领地上大兴土木，修筑城墙，杭州也不例外，将宋时的城墙向东扩展了“三里”，城门改筑到了现在的庆春东路与环城东路交叉处。不过，据《艮山杂志》的说法，这都是一个大约数，扩城“三里”，最多也就“二里”。
领导修城的是郡守谢节和守将潘元明，这二人倒也不是没谱的“草寇”，并没有借工程变了法捞钱吃回扣，他俩搞了一个“以工代赋”的工程，按图丈量，分段分乡，搞起了承包。这是1359年的春天，杭州的新城墙，西起钱塘门，北到武林门，东至流水桥，南达凤山门，东面扩，南面缩，在号子与血汗中就这么起来了。新城墙高十丈，底宽二十丈，上窄，是底的四分之三，当然，这是古尺，如此算来，这城墙的顶上有将近二十米宽。城墙所砌的石料，从山东沿运河而来。城墙中的夯土，就地挖取，被挖的深坑，就成了七十二个大荡。当时，为了调制砌墙的灰浆，耗尽了杭州粮库所存的糯米近万石。
城东的新门起名“太平门”。可是，太平门外不太平，就在这年的冬天，常遇春来了。
常遇春是来攻打杭州城的。这常遇春站在城下，横刀立马威风凛凛，无奈守城的潘元明凭借新筑城墙，据险固守。常遇春久攻不下，便在城外深挖沟池，广立栅栏，想打持久战了。谁知这一日，南京传来朱元璋口谕：杭城固守，犹如笼禽阱兽，谅难逃脱，命常遇春率部返回金陵，合兵攻打池州的陈友谅水寨。
此日，正是元旦，江南苦寒。杭城内外，闻朱元璋退兵，解了围城之困，顿觉阳光和春色，一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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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春门”名字来历之一说
《明史》写常遇春攻打杭州，只九个字：“攻杭州失利，召还应天。”应天就是南京。后来攻下杭州的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也是顺江而下在东城外扎的大营。
话说这时候的张士诚，自恃兵强马壮，骄奢淫逸的毛病都来了，一旦行军，婢妾器乐接踵不绝。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仗是打不好了。也算是杭州人的造化，守将潘元明是个识时务爱士民的汉子，不愿令杭城生灵涂炭，便率城投降了李文忠。《明史》里说到李文忠进杭州，很有看头。说李文忠整军入杭城，潘元明以“女乐”迎接（至于潘元明的“女乐”是十二乐坊，还是一百二十人的仪仗，《明史》没有细说），于是李文忠告示三军：“擅入民居者死。”告示贴出，倒霉鬼就撞上来了，有一个伙夫走进菜农家去借炊具，顶了一只煮得一斗米的大锅出来，被李文忠撞了个正着。李将军正想找一个“落后分子”的典型，一声断喝，将那伙夫生生地缚了，当了众菜农的面，咔嚓一声，一张嘴巴还在喊着“冤枉”的脑袋，滚落在油菜的上面。于是，三军肃然，杭州人就觉得自己的队伍来到了面前。
这大概就是后人对朱元璋军队的“有口皆碑”。后来就有了一种说法，说“太平门”改“庆春门”是“庆祝常遇春进城”，但对下城一带历史颇有造诣的劳志鹏先生认为，此说并无文字依据。
现在一些老人说杭州，常常有两个时间概念，一个是“五十年前”，一个是“二十年前”，都是眼见为实的说法。庆春门内，西到宋时的东清门遗址，五十前，是一条狭窄的小街。小街往北，直到艮山城墙，大多是蚕豆花儿开来菜花儿黄、清水茅坑朝天放的农家景色。东清门遗址在东河的西面，现在庆春路中段的东清大楼方位，当年的菜农汇集之处，人称菜市门；门外一桥，也称菜市桥。二百五十年前，文人厉鹗第一次读《七述》，见紫蕨、青莼、韭芽、芋头、茭白、芹菜、姜葱等文字，感叹良久。他说：“这是杭州的蔬菜第一次上了文士的书籍，可惜，没有写明出处，这都是出在我们东城的啊。”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一个人，康熙年间的兵部右侍郎——出生在庆春门直街的项景襄。这项景襄很有一点“杭铁头”精神，有一次，康熙临朝，讨论福建兵调防浙江一事，有人提出：杭州的东城地域开阔，正好驻扎兵营。诸大臣均无异议，就这位项景襄，梗了脖子出班了。他说，“我是杭州人，知晓杭州事。杭州已经割了二城（城内之城）驻了旗兵，根据大清定例，同城内不得两地立营。今提此议，有违祖规。”
他这么一说，提案被否决。从此，杭州城东自庆春门向北，安安耽耽，以菜园的原生态保持了下来。如今，高楼骤起，道路如织。每当风和日丽，你要是问及在一旁台阶上歇息的任何一位老人，他们会感慨地说：“才子（才）十多年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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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春门”名字来历之二说
一百年前，杭州每年有四十个应景的喜庆日子。“迎春”，在《杭俗遗风》中位列第一。
这是立春前一天，正月里喜洋洋的日子。一早，杭州府以及仁和、钱塘两县下属有关部门的官员，都要正儿八经地穿戴起来，执全副仪仗，前往庆春门外迎请“勾芒之神”——即草木之神，意为迎来年的丰收。其实前几天，就有工作人员去庆春门外的神庙占卜，测算今年“勾芒之神”的姓名、年龄、相貌特征，测算后，毁去旧年的神像，依照新资料，重塑新的“勾芒之神”。
迎神仪式开始了。“勾芒之神”被供奉在八人抬的神亭（轿）中，神亭前是若干彩轿，每轿上一只大瓷瓶，里面插大红的富贵花，和象征太平丰登的五谷。彩轿过后，是鼓吹手和抬阁。抬阁最出彩，上面一层一层地站着一些小孩，装扮成各种故事里的人物，比如“水漫金山”，法海座下的鱼鳖虾蚌。这些孩子一早就站在上面了，虽经铁架捆绑，但在雨点般的锣鼓声中，少不了也是哈欠连连，眼皮沉沉。抬阁是静的，四乡的秧歌就是动的了。秧歌过后见活牛、纸牛各一头。活牛不情愿地懒懒地走，纸牛和一府两县的官员享受同等待遇，坐四人抬的彩轿。
进了庆春门，该活牛倒霉了，扮作牧童的汉子乘机在众人面前小露身手。只见他扬起牛鞭，在牛头上掠过，“啪！啪！啪！”三声脆响，惊得观者一片叫好。这有个说道，叫庆春门一年一度的“鞭春”——一年的农事从此开始。
迎神的队伍过了菜市桥，南拐，先到巡抚衙门报春，再朝杭州府行进。这一走，半个杭城，万人空巷。到了杭州府，报春仪式完毕，“勾芒之神”就供奉在懊来桥旁边。旧仁署路口的懊来桥，算得上是当时的“文化广场”。这一天，早已搭起了厂棚，张灯结彩，不亚于元宵。入夜，烧香的、求神的、看社戏的络绎不绝。
次日，在某时某刻立春的前一个时辰，鞭炮和锣鼓又响起来，“勾芒之神”在吆喝声中起身，向吴山行进，送入吴山顶上的太岁庙。立春的时辰要是在夜间，灯笼火把一打，沿途市民执香迎送，那星星点点，起起伏伏，煞是喜气。上吴山走的是柳翠井巷，这一夜，山上除了设台供茶，还要将年糕黄豆一起煮上一大锅，名为元宝汤，作为宵夜，任人取食。民国初，此举废除。
“迎春”——是庆春门名字来历的第二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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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长生殿》的洪升，就住在庆春门直街
东园七十二个荡，七十二个庵，说的就是庆春门内往北的一片。荡，是建城墙时留下的；庵，因了城墙的袒护，僻静，又近市廛，那些心存彷徨的怨女进退两可。早年，做妾的一旦失宠，为官的一朝失意，都愿意到这一带来择地建园，小园一个个料理得各有天地。筏喻庵、十愿庵、准提庵、鹿慧庵、蓬庵、瑶庵、沈庵，药园、皋园、菊园、随园、富景园，绿塍相接，庭园相望，笔吟歌咏，罄声相闻。“东园十景”，大半写的就是这园与庵的风景。所以，庆春门内，自明清以降，人文渊薮，且不说显真道院的于谦，也不说不在体制内的自由文人厉鹗，看破权场辞官为文的袁枚，若要说“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更是难叙万绪。这里只说居住在庆春门直街的洪升。
1689年夏天，洪升历经十年，三次易稿，一本《长生殿》的剧本终于拿出了家门。不景气的文坛一时大振，勾栏（剧场）竞相排演。
这一日，佟皇后丧葬。这佟皇后本是康熙生母佟太皇后的亲侄女，当了十三年的贵妃，病重时册封为皇后。本是为了冲喜，哪知她命薄如纸，第二天就呜呼了。洪升也是昏了头，忘了这是丧日，偏偏这天去高士奇府上看自己的《长生殿》。高士奇是康熙的侍读学士，官场混久了，总以为“刑不上大夫”，哀日的禁忌，无非是对小民的要求。见洪升等人一到，传令下去，时鲜美酒一一奉上，丝竹琴弦顿时响起……
康熙时的言官，已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言官本是谏官，职责是直言规劝皇上的过失。不过，到了清初，言官也有向皇上举报各级官吏“劣迹”的责任，尤其对于汉人。这一场演出传到言官的耳里，于是，一场官司下来，洪升被革掉国子监生，逐出京城回到家乡，听戏的其他官员也都罢官。“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这一年，洪升四十四岁。
一本《长生殿》，历经三百年沧桑，能长盛不衰，也正是洪升对艺术的痴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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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春门外粪担儿
杭谚：太平（庆春）门外粪担儿。
满清入关，兵分八旗。杭州的十座城门，从顺治年间起，九座城门的钥匙由八旗掌管，汉人的巡抚都不能染指。钱塘门是正黄旗，武林门是镶黄旗，凤山门是正红旗，望江门是镶红旗，候潮门是正蓝旗，涌金门是镶蓝旗，清泰门是正白旗，清波门是镶白旗，艮山门也是旗人掌管，唯独这庆春门，由汉兵把守。为啥？因为庆春门多粪担，属“污秽之门”。
《清史稿·年羹尧》说到乾隆登基，年羹尧被放逐，只有“乔居江南久之卒”七个字。不过在民间野史里就比较具体了，说年羹尧被贬到杭州守城门，初时，为示惩戒，被派去守“污秽之门”——庆春门，后来“落实政策”，才改守了涌金门和钱塘门。
五十年前，“污秽”一说，也是庆春门的记忆。劳志鹏先生当年住在庆春门内，在十六岁时的他眼中，庆春门内有三多：死伢儿多、蛇虫八脚（蜈蚣）多、清水茅坑多。那时，历经六百余年的城墙依然存在，但只是一道高不可攀的泥墙，没了表面的砖石。城东人家死了婴儿，往往到城墙脚边一扔了事。荒草丛生，阴潮凛人，城墙脚边多的是蛇虫八脚。就连城墙外面出了名的络麻地蟋蟀，叫得也是嘤嘤的森人。钻出城墙的破口，城河里的虾清晰可掬，水却凉得逼人。
与此相比，清水茅坑算是城墙内最大的亮色了。菜农挑一对大腰鼓似的粪桶，城里城外收来粪便，稀里哗啦倒进了粪缸粪池，储存，沤化。大粪浇过的菜地，油绿得招人，所以，粪被看得金贵。当然，城里的粪便也不是随便收的，城里有粪行，称“金汁行”，有“粪霸”，收粪的人各有“领地”，谁破了规矩，事就大了。而且这一行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南宋《梦粱录》里就有记载：“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顾主，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官）府大（诉）讼，胜而后已。”你看，这粪担儿的事情，也是可以上官府大堂的。
那些老实巴交的菜农，沿袭上一辈留下的老户，每天一家家上门收集。劳志鹏小时候住的是楼房，大门、二门、房门，不锁的，就在门后戤（gai，靠）一张骨牌凳。后半夜，菜农从楼梯上来了，轻声轻气。马桶是放在床后的，菜农从床边走过，打开马箱。马箱里的马桶，也不是低矮带环的那种，造型颇为讲究，如同绍兴酒店烫酒的“汆桶”，半人高，上有边沿。菜农将马桶夹在腰间，下楼。菜农的腰上缠了“单梢”，以前吃力气饭的人腰上都有，丈把长的白布，用来“杀力”，用来擦汗，马桶搁在“单梢”上不会滑脱。
马桶倒净洗清爽，又端了上来，放进马箱。马桶盖和马箱盖就竖起来了，这是告诉主人，马桶干净了。菜农的去，如同他的来，像猫一样行走，悄声无息。这么一种世代相袭的往来，极信任的，哪怕夫妻同房，哪怕房间里摆了值几个钱的物事。
后来的马桶，各家就放到天井了，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再后来，马桶放到了墙门的外面，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不知道这是对劳动者的尊重，还是人开始生出了防人之心。与此同时，有一个惯例也就破了：那就是每年的立冬，菜农给各家送上大白菜一担，做冬腌菜用的。
那时候，庆春门内的气味是有一点遭人嫌弃，但雨后的七彩飞虹，却常常在净空中浮现。如今，高楼林立的城东，这些都只是记忆中的事了。（文/曹晓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