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豫生先生退休前在交通厅就职，不是搞文史的，却以一人之力，弄出了一部400页厚的皇皇巨著——《塘栖旧事》。

    全书分七章，是一部个人角度的塘栖现当代史。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蒋先生不只撰文，还自己拍照、插图、参与装帧设计并且出资，可以说，他把自己生命的很大一部分都留在了这本书中。

    其实蒋先生不是土生土长的塘栖人，上世纪的中日战争时期把他的父亲抛掷于这个运河边上的小镇上，他也就生于斯长于斯，乃至生出再也挥洒不去的乡情。

    说起来中国史学传统就是一个人著史。司马迁写《史记》、班固写《后汉书》，都是独自埋头苦干若干年而成。对那些身负言责的史官，就是帝王也得敬畏三分。哪像现在，写地方志成立一个办公室，隶属于政府机构，积年累月弄出来之后，先得通过长官审读，不但不能有独立的史识，就是史实去留，也往往发生偏颇。虽然编撰出来的什么志通常远在蒋先生此书的篇幅之上，然而存世的价值很低，至多留下当代人一种言说的方式。

    中国传统史书的写法便是由人物与故事串起来的，一如蒋先生的做法。这样做的好处是留下了历史的血脉，不仅仅是骨头。而蒋先生高明之处是笔触无所不及，特别注意深入民间。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过去我们常常这样说，看见的一些史书，却唯有关于帝王将相的记载。

    塘栖我前年去过，跟着蒋先生看了不少残留的旧迹，他如数家珍，我则不无遗憾地看到，太多的老建筑乃至从前的小镇风貌已经不可复得了。现实中消失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就更值得以文字或图片记下来，为后人保留一份记忆，毕竟那是曾经的故乡。

    蒋先生生活于此的岁月，对塘栖而言，是翻天覆地的时期。新的出现了，老的消失了，有些新的其实也是老的，甚至更老的，彼此掺杂与冲撞，所用的方式很激烈，留下许多牺牲——往往是一些优秀的人，却不幸而被湮没。如书中写到的彩燕——那是一个身有残疾的青年人，发愤写作，颇有成就，却被无端投入劳教，到了“文革”期间，因为受不了批斗对个人尊严的伤害，自缢而亡，他的母亲被人骂作“吊死鬼的娘”一下子气绝，竟也跟着儿子去了。——这后续的故事并没有写进书里，是蒋先生对我口述的，他觉得事实未免太惨烈了——蒋先生其实是个很温和的人，因此我推想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内心深处一定经历了不少痛苦。

    当然生活并非都是惨烈的，不管时世如何发展，民间都有自己的应对之法。人们依然“孵茶馆、乘风凉、看戏文、腌咸茶”，而许多时代内容也是无法规避的，像“除四害、开大会、大办钢铁”等等。我们读着蒋先生的文字，自能体会到其中的百般滋味，并回想起自己的人生故事。

    一般人下不了蒋先生这样的决心——出钱，出力，几十年如一日，搞一部小镇史，但写若干回忆文字，把岁月留在纸面上，总还是可以做的。因此我希望大家向蒋先生学习，都拿起笔来。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真是太丰富了，随便什么写下来，对后代而言，都是难得的珍宝，尤其对于一种社会实验，当事人的体会与分析，更是最有力量的评判。

    如果说对此书有什么遗憾之处，那就是温和的蒋先生出于各种考虑，下笔时还是做了不少保留。这虽然不能苛求于他，却毕竟是一种遗憾。

    （《塘栖旧事》蒋豫生/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