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地鸡毛》到《手机》，因为结缘影视，作家刘震云的名字变成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本月29日，影片《我叫刘跃进》将以今年全国第一部贺岁片的身份上映。刘震云不仅是原著、编剧和总制片人，还在其中饰演了一个角色。昨天，小说《我叫刘跃进》先于影片在北京首发。针对图书影片爆出的“双响炮”，记者电话采访了“刘式幽默”的掌门人刘震云。

    ■“拧巴”是创作的灵感

    看刘震云的小说，当时你可能没笑，在合上书的时候笑了，过后想起来笑死了。这种独特的反应就是“刘式幽默”，在《我叫刘跃进》中“刘式幽默”尽数体现。

    说起创作《我叫刘跃进》的灵感，刘震云称来源于一个叫做“拧巴”的词，而主人公刘跃进就是个典型的大“拧巴”。刘震云说：“在这本书中我写的最多的词叫‘拧巴’，这个词是我从生活中学到的，他的同义词叫‘别扭’。生活中最大的别扭是大家对别扭无能为力，但都在这样走。这就出现很多笑话，一个严肃、庄严的事就成了笑话和喜剧。很多作家写作是因为生活打动了他或激怒了他，过去我也这样做过，但现在和过去不同，我是想把生活中拧巴了的理儿给拧巴回来，把骨头缝里拧巴的理儿也给拧巴回来，这不只为了写作，也是为了我自己。如果不找一个途径校正一下我自己，我可能就步了崔永元的后尘，得抑郁症了。”

    在影片《手机》里，刘震云就已经有过“触电”的经历，这次，在影片《我叫刘跃进》中，刘震云也再次出镜，客串演出了一个麻将客。

    对于拍戏，刘震云不无幽默地说：“我以前也演过不着调的人。导演说我长得太难看了，出来打个哈欠就行了。哈欠特别不好打，在镜头前嘴张不开。导演就急了，我才知道我上了导演的当。表演中哭和笑都好演，就是哈欠不好打。布拉德·皮特失败在这上面，我也失败在这上面。”

    ■明年与冯小刚再携手

    提起刘震云，常常会联想到一个人，那就是与他合作了《一地鸡毛》和《手机》的导演冯小刚。

    刘震云告诉记者，他和冯小刚认识都快20年了，是特好的朋友，不是浮于表面层次的交往，而是知心朋友。“他比我大几个月，是我的兄长，知心是最好的生产力。现在他是个快50岁的中年人了，今年他生日的时候我参加了，我说如果在旧社会，冯导在农村，就是一个头上扎着蓝布手巾的冯老汉，而现在，他系着围巾，说话就更像是知识分子了。我们合作《手机》时在一起住了一个月，每天都去河边散步，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他散步时说‘又是一年春来到，杨花漫天飘’，所以我说，他更像是知识分子了。”

    冯小刚曾多次被问到“最想拍的影片”，对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始终没有变过，那就是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温故1942》。因为《手机》的成功，很多人都期待着刘震云与冯小刚的再次携手。

    对于两人的下一次合作，刘震云透露，他和冯小刚已经有了约定，“他拍《集结号》时，在东北的飞机上对我说起过，可能在2008年底合作《温故1942》”。但对于这部作品，刘震云说，他的出发点与大家理解的不一样——这本书也是喜剧，不是悲剧。

    ■不是自己的作品不改编     

    刘震云自称是“一个特别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他说：“好多人都觉得文学改成影视，文本的价值就降低了，这是特别糊涂的。唐诗在唐代是不被人看重的，那时看重的是六朝的骈文，元朝时元剧也不被重视，明清小说在当时更不是高贵的，大家都同为下九流，就别再争什么高下了。这就像家里有个萝卜，一直是生拌吃，突然有人说可以炸丸子，我就这样做了。”

    由于编剧跟制片公司对影片收入分红谈不拢，前天好莱坞编剧的集体大罢工震动了世界。美国编剧协会的强硬态度，让很多国内编剧开始探讨中国编剧的现状。

    刘震云坦言：“中国编剧的现状可能和美国差不多，一个好的剧本，都是在电视或者电影开拍前，被一次性的稿费买断，影片播出后收到的利润跟编剧就没关系了。这其实是不合理的，特别是编剧在电影中是至关重要的，起源、创意、剧本本身的质量都很关键。一个好的编剧付出的比实际得到的多得多。”

    因为编剧的现状不令人满意，所以要刘震云担任编剧，必须满足他的三大要求。他告诉记者，首先，一定要是自己的作品，别人的作品他不改编。其次导演一定要是“知心朋友”，这个知心可不是生活中的知心，而是对作品和艺术理解能够互相知心。用他的话说，“如果两个人对一个作品不能在最深层次上契合的话，合作起来肯定是一塌糊涂的”。最后一点，当然就是适当的稿酬。记者当即打探刘震云担任编剧的稿酬标准，但他却熟练地打起了太极：“我的报酬嘛，买两筐萝卜是够了。到杭州来请你吃顿饭，完了还能剩点儿钱出来。”(实习生 王金帅 记者 马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