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巷
——老陈的河南老乡
祠堂巷南北横穿高银巷，也就一百来米，陈占文在祠堂巷42号住了五年了，每天早上8点开门，晚上4点半关门——祠堂巷42号是“于谦故居”。五年前，老陈放下家里的八分地，来杭州打工，经老乡介绍到祠堂巷42号当管理员。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一位威名赫赫的河南老乡——于谦。
于谦出生在祠堂巷42号，杭州人一向是把他当作自己的老乡。老陈也叫他老乡，“我是河南南阳人，于谦老家是河南考城，他爷爷辈出来做官，才到了杭州。”老陈说起来颇为自豪，“这两年还常常有河南老乡、于家的后代寻到这里来呢。”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清人袁枚的这句诗常常被后人引用，诗中的“岳于”，即岳飞和于谦。岳飞本是河南人，他的悲怆交响曲结束在杭州。与岳飞不同的是，于谦生在杭州，功勋则建于京城。于谦是读书人出身，却以有勇有谋的军事家姿态书写了人生一段重要经历，也书写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段。
说起来明朝的这段历史也真是历朝历代少见的，皇帝亲征还好说，皇帝被俘可真是丢尽了脸，蒙古瓦剌部以英宗为人质，要挟明朝政府，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群龙无首的朝廷上是如何乱作一团。于谦审时度势，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力阻南迁，拥戴新皇帝。当时大片国土沦陷，兵临城下，于谦受命于危难之中，担起了守卫京师的重任，他披上盔甲，率军与敌血战，五天五夜，击退瓦剌军队，“北京保卫战”就此成就了一个英雄。
历史常常会以相似的面目出现，于谦的卓越功勋和他的冤死都让人想到岳飞。1457年，英宗复位，于谦以谋逆罪下狱，可是找不出证据，最后定的罪名是两个字：“意欲”。何为意欲？就是心里有个意思，脑袋里有个念头，查无实据亦可定罪。“思想罪”原来古已有之，只是“文革”中到了极致，“挖灵魂深处一闪念”成了人人自觉的行为。再说当时，英宗看了卷宗也犹豫不决，这“意欲”二字实在站不住脚，可是，天下岂能有两个皇帝，于谦不得不死。
于谦更为百姓称道的是他的清廉与正直，无论在哪里当官，他都兴利除弊，为民请命，人称“于青天”。当了30多年的大官，被抄家时竟然一贫如洗，只有书籍而已。在官场上混哪有不湿鞋的，可他居然能做到“清风两袖朝天去”，这是他17岁时写的诗《石灰吟》中立下的志向：“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西湖边上镌刻着他的清白。于谦死后归葬杭州三台山，与岳坟隔湖相望。于谦墓旁有于谦祠，旧时这里香火颇旺，也是人们对英雄的景仰。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形成了一个习俗，读书人到祠里来烧香的格外多，浙江各地的考生尤其是进京前，要到祠里来住一晚，盼望前贤托梦，祈祷金榜题名。
三台山是一段英雄故事的终场，祠堂巷则是他的开场。每天早上8点老陈拉开那扇大门，就像是拉开了舞台的大幕，“一年到头，连大年初一都开。”大门前，迎接来访者的是几丛牡丹和书法大师沙孟海手书的《石灰吟》。相传于谦十分喜欢牡丹，曾亲手种植牡丹。“每年四月，这一排牡丹开花，可好看了，”老陈说，“这院子里一年四季有花，秋天这两棵桂树开花，你看这腊梅的树根，很老了，后院里那棵红梅这两天已经有花苞了。”老陈如数家珍。
小院不大，“一共570多平方米，我丈量过。”老陈笑眯眯地说，“这块碑是明代的，里面院子中一块石碑是清朝的，这口于氏古井有7米深，现在用石板盖上了，里面水很清，有个80多岁的老人告诉我，他小时候就喝过这口井里的水。”
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平均也就十来个参观者，“学校组织的比较多，也有走过顺便进来看看的……”老陈说。
“我是特意过来的，”听到我们说话，旁边一位刚刚进来的大伯说，“这是清官哪，一辈子做清官，不容易啊。三台山我去了好几次，今天特意到他的家里来看看。”
祠堂巷42号1989年重新修复，如今陷落在四周近年建造的住宅楼中央，但仍是粉墙黛瓦，条石台阶，黑漆木门，三进院落里有忠肃堂、有花木亭阁，保持着明清风格。让人走过此地时，心里会有一个停顿，抑或一个感叹。
圣塘路
——钱唐湖石记
阅读西湖要从圣塘闸开始。
是在西湖的东北角，圣塘路的北头，一座小亭，匆匆走过的人很多，停下来的人很少。圣塘闸亭，因闸而建亭，路名圣塘，也得名自圣塘闸。亭下就是圣塘闸，是西湖最早的水闸“石函三闸”之一，古时用来调节西湖水位。西湖周围山上的水都流入湖里，由于西湖流域水的流程短，一遇大雨，湖水水位变化很快，因此逢雨季西湖水满时，就开闸放水，湖水顺闸下的河道下泄。年代久远，石函三闸的另两闸都因改筑马路已无迹可寻，只有圣塘闸，至今仍在起作用。圣塘闸后面是上世纪50年代建的西湖小水电站，保留着许多人的童年回忆。
不过，今天人们记得圣塘闸，却不是因为“闸”，而是因为“文”，亭壁上的那篇千古文章《钱唐湖石记》，作者：一千多年前的杭州“市长”、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
杭州离不开水，因水而美，然而历史上也常常因水而患，江潮之患，湖水之患，因此，治水历来是杭州人的一个情结。做这一方的父母官，能治水者必是好官。有意思的是，杭州最著名的两位治水者，也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大诗人：白居易和苏东坡。“杭州若无白与苏，风光一半减西湖”，这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
公元822年，白居易在杭州当“市长”（刺史），世面安定，犯罪率很低。对犯了罪的，白居易的惩罚很有环保意识，若是穷人，让他到西湖边种几棵树，若是富人，就令他到湖里去开葑田数亩（葑田：湖面上菰草丛生淤积成田，使湖面狭窄）。所以白居易任职期间，西湖水面开阔，湖边树木成荫。
诗人么，总是激情澎湃，何况是在杭州，白居易说自己在杭州时日日写诗。做了不到三年的“市长”，写了将近两百首诗。不过他可不是光拽文不管事的官，他把杭州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杭州的事，要紧的就是水。筑堤蓄水，灌溉农田，这是他抓的头等大事。当时西湖虽有旧堤，但堤太低，又年久失修，天旱时，湖水不足，难于灌溉；天大雨，湖水横流，难于蓄存。白居易亲自主持疏浚西湖并修建了一条拦湖大堤，这是一项堪称彪炳千秋的水利工程，大大改善了西湖四周的农田灌溉。在他离任的前两个月，这条湖堤终于筑成了，他写了一篇《钱唐湖石记》，刻石于湖畔，详细说明了筑堤的作用，以及灌溉方法，并告诫后任刺史利用此堤应注意的有关事项，“若隄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
白居易将一篇水利专论写成了美文，诗人的情怀即使在政府文告中也肆意流淌，他的恤民济世之心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中耿耿可见。他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甚至计算出，放湖水灌溉农田，湖水“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即一昼夜），可溉五十余顷”。显然，这在当时是件大事，有专门机构管理，放水时有专人负责看守，定时间，量水位，“节限而放之”。白居易明白，什么事情一经过各级政府管理，认真了，也麻烦了，他非常体贴百姓，说，若是遇到大旱，应该减少百姓申请放水的程序，百姓可直接打报告给州里，由州里直接通知管水所，第二天就可以给水，若是向平时那样州、县、乡一级级地来，动辄十天半月，即便水来了，秧苗也早就旱死了。
从文章里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这项惠民之举在当时曾遇到很大阻力。反对的声音很多，有的说“鱼龙无所托”，有的说“茭菱先其利”， 白居易大声反问：鱼龙和百姓谁重要？茭菱和稻粱百姓更需要哪个？还有人说，若是放湖水灌田，城里六井就没水了。城里六井是以前的刺史李泌为解杭城咸水之苦而开凿的，与西湖相通，引西湖水入城。白居易驳斥这是毫无道理的妄言，湖底高，井管低，不会因放湖水而影响六井，六井枯竭是因为井管淤塞。他在筑堤浚湖的同时，又带领民工疏通六井，解决城里饮用水的问题。
白居易修筑的长堤名白公堤，从宝石山东麓向武林门方向延伸，这条白公堤并非如今湖上的白堤。如今的白堤早在白居易筑堤之前就存在了，当时名白沙堤或沙堤，是何人所开？这条堤又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已无从知晓。
一条白堤是无迹可寻，一条白堤是无史可寻，于是，杭州人很高兴地将这两条堤合二为一，指着白沙堤言之凿凿：这就是白公所筑之堤，这就是白堤。其实这又有何不可？这是民间的认定，杭州人喜欢这么说，喜欢天天看见这样一条处处是诗人浪漫足迹的白堤，喜欢将诗人的功绩代代相传。千百年后，我们已无法将诗人的浪漫从那条长堤上剥离。
白居易筑堤，不仅是对西湖的治理，也为以后的西湖开创了一个诗意的范本——白堤，是千年西湖的序曲。
公元825年，白居易任满离杭，他在杭州任职不到三年，却对西湖一往情深，“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杭州的百姓也舍不得他，他走的那天，城乡百姓倾城相送，看着这位父母官渐行渐远，风中传来诗人的告别：“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这篇美文现在就刻录在圣塘闸亭上，杭州人的纪念方式很随意，走过时你或许会忽略那面墙上的文字，但只要看一眼，就会记住这个名字——白居易。诗人不知道，一千多年后，杭州人仍然在诵读他的《钱唐湖石记》，就在水光潋滟的湖边。
马塍路
——声声卖花腔
二十年前一位北方朋友初次来杭，行色匆匆，只陪他在湖边的林荫道上走了一遍。正是初夏，街两边的法国梧桐绿叶蓬勃，宛如绿色华盖覆盖着大街。已是黄昏时分，街上行人不多，很安静，走着走着，忽然他停步不动了，呆呆地站在路边，良久，这位五大三粗的北方汉子竟然叹道：“唉！这树竟然这么绿……”都说是山水养人，此话不谬，你看，杭州的林荫道竟拨动了这位莽汉心里的一根柔弦。
杭州的一些主要街道两旁大多以法国梧桐为行道树，宽广的树冠浓荫覆地，有些老的大街比如中山中路、南山路、北山路等，两旁的树已然携起手来了，夏日里，一条街就成了绿色的穹窿，深入到市区的一些小街，浓浓的绿荫更是遮掩出一片宁静。杭人种树是有历史的。史料记载，明洪武年间，当地父母官就曾明令百姓家家门前种植冬青树，数年后，果然街市上绿荫匝地。当时有这样的描写：“苍翠鳞鳞，屋瓦尽碧，略如山家青霭，人从树里行，不见赤日。”马塍路就是这样一条小街。
杭州人自古以来就爱种花植树，浙江风俗，农历二月十五是“花朝节”，正是百花开放之时，是“百花生日”，也称“花神生日”。朝花神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北山路西端岳王庙斜对面现有“竹素园”，清朝时这里是“湖山春社”，俗称“花神庙”，是奉祀花神的地方。当时杭城的花事之盛，只说一条小街——马塍路。
马塍路只有几百米长，两旁茂密的法国梧桐隔去了艳阳，也隔去了闹市的喧嚣，街旁全是新旧民房，却闹中取静。恐怕连住在这里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一条很老很老的街，它也曾经显赫过，一千多年前的吴越国，这里曾是吴越王的养马之地，畜有三万多匹马，也有说是“马城”的，许多人喜欢把马塍（cheng)路读成马塍（teng）路，似乎不无道理。宋时这里不养马了，换了个行当——养花。当时马塍路的居民多以种植花木为生，而且有一套特殊的养花、藏花的方法。他们用纸糊成密室，大约类似今天的塑料大棚吧，在里面挖坑垒埂，埂上铺着竹子，将花置于其上，坑里倒入粪肥并加热，被汤气熏蒸的鲜花便迅速开放，第二天一早，马塍路的园丁们便挑着花篮上街叫卖。卖花与卖别的东西显然不同，这些园丁们的叫卖也格外地富有音律，正是花朝节呢，杭州人哪禁得住这抑扬顿挫的声声卖花腔，纷纷迎门争买。那卖花的与买花的便融融泄泄地写出一派春光来。
杭州人也真的是只怕花事少，端午节则又是一种花景，城里城外家家都要插花。有钱的，有权的，送些名贵盆花，即便是一些街头巷尾的穷人家，这天也必是要用一个小坛插上几枝菖蒲、石榴、栀子花，平常日子里，家里无花别人并不笑话，唯有端午这一天，不可无花供养。端午节的早晨自然又是满街不绝唱花声。那些卖花的，虽只卖些草花，一个早上却也能卖得“一万贯花钱不啻”。直到现在，端午节那天，无论是旧坊巷里的人家，还是在新的楼群里，许多人还是要在门前插一把菖蒲。
每到重阳，马塍路上就摆满了菊花，有数十上百的品种，谓之“斗花”。据记载，当时杭州的菊花品种有130多种。其实一年四季都有花市，所以马塍路上赏花买花的人是络绎不绝，车水马龙，极尽一时之盛。到了冬天，一些爱花种花的人就将家里的盆花拿到马腾路养花人的暖室里寄放，约定来年花树不败再付酬金。
当时马塍路上的居民不仅种些应时的花木，还弄起了盆景花卉，吴自牧《梦粱录》里说：“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窠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可见，南宋时杭州盆景已在民间普遍推广，并具有相当水平。又可见，杭州人的日子过得真是精致，真是有味道。
杭州人爱花的习俗沿至今日，场面是越做越大了，现在的杭州人一年要赶四个大的“花朝节”：春天，去看苏、白两条长堤上盛开的桃花；夏日里要赏满湖“别样红”的映日荷花；秋高气爽，桂花香飘四溢时定是拖家带口地去了满觉垅；冬日的灵峰梅花疏影横斜，杭州人是绝不肯错过的。杭州人爱花如此，也不知是不是西湖水染就的性情。
弼教坊
——文人本色
他45岁就死了，生前诗名响亮，在杭州，他走上刑场时留下了人生的最后三个字：“好山色！”
刑场就在弼教坊。现在弼教坊是一片区域的名字，除了一些“老杭州”，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
旧时的刑场往往放在闹市，比如北京，六君子慷慨赴死的菜市口，比如绍兴，秋瑾坦然就义的轩亭口，杭州的弼教坊也是这样一个闹市。弼教坊位于中山中路平海路一带，早在南宋时这里曾是娱乐中心的“瓦子”，而明清时却成了刑场，俗称“鬼门关”。明代这里是按察使署，衙门前宽阔的广场也是杀人的刑场，立有两座牌坊，一座“明刑”，一座“弼教”，意思是以刑法辅助教化，使人们知法、畏法而守法。弼教坊因此而得名。清顺治年间，牌坊被大风吹毁。现在这里依然热闹，新旧房屋参差拥挤着，既有老旧的板壁街面房，又有五星级的大酒店。只是，走过此地的人已经不知道，这里曾是刑场。
公元1653年是清顺治十年，大清国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已坐稳江山，满汉矛盾已趋缓和，虽然朝廷的全盘汉化要到乾隆盛世以后，那时的满族官员在朝廷上竟然已听不懂皇帝的满语，而公元1653年才是个开始，这年正月，朝廷里首次满汉大臣同朝议政。
此刻，张苍水还在浙东的台州屯垦练兵，期望着反清复明。张苍水16岁考上秀才，23岁中举人，可惜他生于乱世，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国破家亡之时，一介书生毅然投笔从戎，变卖家产组织抗清义军，辗转十多年苦战后失败，张苍水被俘。在从宁波押往杭州途中，他从容高吟：“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到杭州后，清朝浙江总督见他是个人才，以高官厚禄劝降，张苍水凛然拒绝，他决心以岳飞、于谦为楷模，以身殉国。
公元1666年农历九月初七午时三刻，弼教坊的刑场周围站满了围观的人。阴冷的秋风扫过署前这片空地，也扫过刑场周围肃穆的人群，张苍水从容走向刑场，抬眼遥望他热爱的西湖山水，不由得叹道：“好山色！”
真是文人本色亦英雄。
张苍水死后，他的朋友花钱买来他的遗骨，按照他的遗愿，偷偷地埋葬在南屏山下，墓前写着：“王先生墓”。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人们并不清楚，这个“王先生”就是张苍水。一直到清乾隆年间，重修张苍水墓，并树碑立传，“王先生”之谜才大白天下。现在的虎跑路整日里车水马龙，尤其是双休日，常常塞车，而张苍水墓却闹中取静，一条短短的甬道就隔去了虎跑路的热闹，安安静静地书写着一篇叫做“英雄”的文章。
杭州人千百年来受的是西湖软风的熏陶，性情多平和，平常生活也是悠闲适意，不喜张扬，不好大悲大怆的剧情，但这不说明杭州人的性格里就没有刚烈血性。这座古城也曾有过黄钟大吕，这就是“西湖三雄”：岳飞、于谦、张苍水。（文\林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