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曹晓波

    1913年10月10日，何天行先生出生在城站福缘巷。十八岁就读中国公学大学的他，在“考古学”一课实习时，对湖滨古玩铺从北郊收来的古器，深感兴趣。假期间，常去那一带考古。

    1936年底，省立西湖博物馆举办出土古物展览，有何天行所呈古器。最为学术界注目的，是他在一条干涸的河床边挖掘到的蛋圆形黑陶盘，器上有清晰的刻纹。何天行认为：刻纹应该是远古与享食有关的文字符号。何天行把黑陶送到了上海亚尔培路中央考古研究院办事处。蔡元培看了，也推定这是文字的原始。

    据此，何撰写《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他说“浙江在春秋战国以前，绝少有真确的史料，文化不彰，向以纹身断发的蛮荒境界。现在发现了这样优秀的文化遗址，可见浙江远古文化本极悠久。从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而论，这次发现，也不啻为东南的古文化奠一新的基础与途经。”蔡元培题了书名，卫聚贤附记《中国最古的文字已经发现》中说；“黑陶文字虽不多，但作为中国最古的文字，是可以肯定的。”

    对照黑陶上的刻纹，何在甲骨文中找到七个同形字；在金文上找到三个同形字。他说：“这些文字刻于原器口缘的四周，并有锯齿形纹绘联络，故知其为文字而非绘画。同时在杭县所出的黑陶里面，并有纯粹的刻画，据此，尤足证为文字无疑。但这种文字显然还在初创时期，大约是从象形纹绘所演进的，由这些象形文字的形体观察，不但比春秋楚国所传的鸟篆等铜器铭刻为早，且当在甲骨文之先。”此书在1937年4月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问世。

    陕西考古协会会长石兴邦回忆何天行说，“1949年秋，我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班，有幸拜识先生，当时先生任西湖博物馆历史部主任，有暇我即去请教他关于良渚文化有关问题，多承垂教，并赠文献资料。有一次我随夏鼐、董聿茂（博物馆长）去良渚遗址考察，请先生同行，先生给了我们很多指点和帮助。后来我到北京考古研究所，他曾多次来京，向文物界领导和同志反映情况，呼吁协助解决文物考古和良渚文化遗址保护和研究的问题，其拳拳敬业之赤心，命人感念难忘。”石先生知道，当时何天行的北京之行，是在失去工作后，自费去的。

    何天行曾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古器物教授等职，解放初在上海市文化局。先生家在杭州，常奔波于沪杭之间，同事间稍有龃龉。文人的“倔”与“痴”，使先生有了回杭的行为。先生对社会与政治的理解甚浅，以为凭几位老师和同学的推荐，就可以找到发挥特长的去处。他错了，1953年夏天始，住在大学路58号的先生从此落入了卖文为生的日子。

    从那以后，在北郊良渚；在余姚县的风山、上林湖、芩子山；在慈溪的东门；在上虞的曹娥江、龙山；在绍兴的昌安门、五云门；在德清；在塘栖；在湘湖，都有先生的足迹。1955年后的《考古通讯》，陆续有了先生的《临平发现新石器时代陶片》、《萧山湖岸发现新石器时代陶片》、《浙江塘栖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后来因没有组织推荐，退稿渐多，先生开始了变卖家产维生。几十年来耗费积集的书，他挑了又挑，捡了又捡，到后来，几乎靠亲戚的接济了。

    先生还是念念不忘追求，“浙图”那时在大学路，先生怀揣两只烧饼，一坐就是一天。孜孜不倦地读、抄古籍。先生的儿子何大展讲：说一句难听话，那时候捡破烂都能维持生活，父亲的研究在家人看来都不知何用。但他仍在没日没夜苦研，破释黑陶的刻纹。

    先生在记事中说：“1961年的冬天，我买了邮件箱，把1937年留在上海的部分古陶器……装在邮箱里寄到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其时，在圣诞节前夕。我到隆泰昶纸店挑选象征圣诞节的、有绿叶红果的花纸，满糊在邮件箱上寄出……我家里从1953年夏季以来，逢年逢节都没有好吃好穿的，小孩更买不起玩具，这是我常时想到的。所以我一心挑选象征圣诞老人背着袋子来赠给儿童食品和玩具的花纸，满怀希望地贴在剩余古物的邮件上。”先生对厦大人类博物馆的感情，起于他们对黑陶论文的重视。在捐出珍藏的同时，清苦中的他也祈祷给孩子的福音。

    七十年代末，先生去清泰街古旧书店，居然看到了文革初被抄的令他几近崩溃的《杭县良渚之石器与黑陶》及《楚辞作于汉代考》，尾批旁注完好无损，欣喜买回。被毁的手稿是找不全了，他又开始了补写，继续对刻纹的研究。从《良渚文化黑陶文字试释》来看，在缺少资料的当时，先生光释义就引用了《缀遗斋彝器考释》等二十八本古籍。他说：这证明在东苕溪流域，在良渚，曾经群居过一个“可以引据的氏姓之人”，他们与后来的“群舒”族有关。明确地提出了良渚文化具有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的论断。此文1999年被收进第7期《良渚文化论坛》。

    1982年，先生在《江西历史文物》上发表《亚与夏》，这是他沉默了十几年后的第一篇专论。清苦与拮据，使先生从来不花与买书无关的钱，这一年的秋天，他参观了“浙博”的“马王堆出土文物展览”，破天荒地留影。

    先生到晚年身体渐差，1985年，预感大限来临的他托人烧了一只瓷盘，铭文“一九三九年，予（我）从业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美籍地质学副教授Sterlings Beath晤见，盛意敦挚，为予（我）一九三五年所始见良渚文化器物之著文，称述于纽约ASIA刊物上，此一文化宝物遂传知于国外。自予（我）最早发现良渚文化至今已五十年，因书瓷记之。”

    先生去世于1986年。

    历史并没有忘记先生。1996年秋，中央考古研究院吴汝祚、石兴邦来杭出席“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看望何家，高度评价先生对良渚文化的贡献。1997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天地》，吴汝祚撰文《良渚文化的先驱者何天行》，向学术界再次明确了何天行在良渚文化研究上的先驱地位。1999年三秦出版社的《史前研究》重刊《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石兴邦作《何天行先生的行述》，文中说；这是介绍良渚文化最早的一部文献，在研究方面有开拓之功。何天行先生和后来发掘良渚文化的施昕更先生一致认为：“吴越地区可与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并驾齐驱，远古时代吴越地区也是孕育中国文化的重要的源流。”2000年，浙江博物馆在出版《“浙博”七十年文粹汇集》，毛昭晰先生提出：应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文收集进去，不要忘了何天行对良渚文化的贡献。

    在良渚考古发现“中华第一城”的今天，谨以拙文，再一次向何天行先生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