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5月9日电　●这条街已经活了上千年，今天，如果细细去看，似乎依然能看到它的原始影像。

    ●在这条街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市井嘈杂、世俗百相，还有乱世中的坦然，艰辛中的淡定，这是一条街、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所在。

    戴礼家 83岁

    1927年1月的一天，天气清冷。白马庙巷内，忽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并伴之以激烈的扭打声。时局不稳，街上住家和店铺多数窗牖紧闭。此时听闻这不寻常的声音，许多双眼睛便透过门板的间隙，竭力地向外瞧个究竟。那胆大的，还从二楼的雕花窗栏内探出头来张望。

    在巷中徒手厮打的是两个兵。从服饰上分辨，一个是军阀孙传芳的“北佬儿”兵，一个是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士兵。

    民国初期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各地都是军阀当道。杭州也不例外，军阀进出繁忙。孙传芳的部队却最令杭州人惊慌。且不说1924年9月25日，孙传芳的大军向杭州城扑来的时刻，好好一座雷峰塔无缘无故倒坍了；孙军入杭，果然气势汹汹，穿短裤，着草鞋，戴斗笠，凶猛如饿虎。杭人皆以“北佬儿”呼之。最可怕的是1926年的秋天——国民革命军北伐而来，孙军形势吃紧，时常以捉拿南兵为借口，在河坊街上扛刀巡逻，看见不顺眼的，谓之以奸细，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和淡的杭州人哪见过这样的凶残，一时间人人自危，对“北佬儿”恨之入骨。

    战况越来越明朗，城站火车站一片大势已去的狼藉——占据杭州三年后，孙军仓皇撤离了。来不及走的，就成了过街老鼠。这一天，被北伐军发现并追到白马庙巷的，便是这样一个散兵游勇。

    街坊们在自家屋内看着外头这场肉搏，不由得替那个身形瘦小的北伐军士兵着急起来——眼见得是“北佬儿”力气大，竟占了上风。正在此时，忽见一人举着一根扁担跳将出来，照着“北佬儿”后脑就是一记！

    “北佬儿”无声倒下。

    众人定睛一看，救了北伐军士兵一命的，竟是街头木匠。木匠姓氏已不可考，“白马庙木匠一扁担打死北佬儿”，却成了市井传奇。

    如今讲述这段往事的是年过八旬的戴礼家老人。当年他才两岁，懵懂不知。是紧紧抱他在怀内的母亲，从二楼窗口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白马庙巷就在今天的中山路南端，从前的格局还没有变，依然是巷窄而幽深。戴家老宅就在巷口，正对着中河，河畔杨柳青青。老先生指着中河说，当年北伐军杀“北佬儿”，杀红了眼，凡北方口音者必杀之。中河里浮满了尸体。仗打完后，老百姓的运粪船出来打捞，一船船运往城外埋葬。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太平世界，天高云淡，中河高架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历史的惊心动魄，听得人心神恍惚。

    没想到老先生再伸一指，又是一起大事件：“于子三就死在我家对面。”

    1947年，浙大学生领袖于子三被国民党当局暗杀，在杭州掀起了一场反内战的学潮，北大、清华及各地学生都纷纷声援浙大。这是近代杭州一桩顶有名气的大事。

    站在戴家老宅前，隔着中河望去，对岸有一座酒店，旁边是彩虹岭社区服务网点。戴礼家指出，此区域原为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旧址。1947年10月26日，于子三被捕后，就关押在此。

    于子三被害，浙大学生大游行。上千人的队伍行走在中山路上，市民夹道观看。那时戴礼家已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到学生们三四人一排，举着于子三遗像和“冤沉何处”的白布横幅，喊着“打倒蒋宋孔陈”的口号，来到保安司令部。警察亦不拦阻。学生们从前门进，一直走到后门的食堂——食堂边上一间小屋，正是关押于子三的临时牢房。10月29日深夜，浙大校长竺可桢来到这里，看到被害的学生，悲愤得几乎昏倒。

    游行队伍经过羊坝头，学生用黑漆在围墙和路面上写下标语：“血债血还”。一星期后才被石灰水刷掉。

    后人只道老街市井气息浓郁，哪知寻常巷陌，亦有这波澜壮阔的人世。

    周根娣76岁

    中山路得名自抗战胜利后，一条御街被分为中山南路、中山中路、中山北路。最热闹、繁华之所，当属中山中路清河坊、保佑坊至羊坝头一带。金波桥弄，便在清河坊与保佑坊之间。这里的原住民大多白发苍苍，一开口就镇住你：“我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76岁的周根娣便是这样一个“老杭州”：娘家就在鼓楼附近的扇子巷，自己16岁嫁到金波桥弄，除了抗战时跟着家人外出逃难，从豆蔻少女到银发婆婆，这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中山路。

    周家是开油漆行的。祖父周森浩，杭州城内小有名气，中山中路的店面油漆，大都出自他的手笔。父亲周长福，子承父业，平时喜欢喝两盅，常到金波桥弄的通裕酒店喝酒。金波桥弄一头与光复路接壤，光复路本没有路，抗战胜利后搞城市建设，将一条河填埋成路。河上本来有座弯弯的金波桥，弄由此得名。金波桥弄短短一条，却很热闹，内有土地庙一座，周根娣幼时曾在庙里念过私墅，学习语文、算术和常识。金波桥弄另一头与中山中路交接，巷口现在是边福茂的店面，原是一家“四川银耳庄”，老板与郭沫若是同乡，国民党要抓郭沫若，郭沫若来此避难，在楼上住了一个多星期。

    那时中山路的住家大多开门做生意，银楼、钱庄，酱菜、小吃，丰俭由人。银耳庄对面有一家舒莲记扇庄，格局如同现在的方回春堂，古朴高深，冬暖夏凉，规模要大过王星记。舒莲记的老板很慈善，每年樱桃上市，都叫伙计大批入货，醉在缸里。春天麻疹高发时节，老百姓便络绎上门来讨要醉樱桃了——醉樱桃和棉纱线一起煮，汁水治小儿麻疹有特效。

    金波桥弄的“通裕酒店”是小本生意，零“拷”黄酒、白酒。老百姓开门七件事却少不了它，因此生意不错。店内摆了五张桌子，老头儿们一杯黄酒在手，一分钱兰花豆腐干、两分钱菜豆儿，可以慢慢抿上几个钟头。周根娣的婚事就在这慢慢消磨的时光中定了下来，15岁的她许给了通裕酒店老板的第五子。

    那是周根娣童年时的中山中路，也是她和父辈记忆中最亲切美好的一段时光。作家李杭育认为，老杭州的概念，指的是1911年到抗战爆发前这二三十年，日本人打来，老杭州就落难了。从那以后的十二年，时局动荡不安，老杭州一直没有恢复元气。

    周根娣说：“等我懂事，中山中路已经油灯耗尽了。”

    那时战争刚刚结束，历经颠沛流离，人们陆续回到老街。周根娣已是娉婷少女，立在金波桥弄街头，荒凉冷清，一眼望得到官巷口。抗战八年，杭州人口锐减十万。周根娣小时候在课本上念到：“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小朋友调皮地加上一句：“昨天我妈生了个弟弟，中国有四万万零一个人口……”此刻，她觉得自己就是四万万后面那个孤零零的零头。

    直到有一天，1949年5月3日，解放军开进杭州，新的时代开始了。

    王海涛78岁

    389号。78岁的老人王海涛，每天和他的搁板凳儿一起，外守着中山中路，内守着那不到21平方米的“蜗居”。

    这个“蜗居”用时髦的词儿，叫“跃层”——粗陋得没法再粗陋的跃层。高两米都不到的下层，老伴和10岁的小孙女睡一张床；吱嘎作响的“楼上”，78岁的王海涛每天弯着身子弓进弓出，想叠个被子，手都扬不起来，所以老人的床上，被子是不叠的。

    几十年住下来了，不习惯也习惯了。搬也是想搬走的，舍却又是舍不得的。“我是住在市中心啊，以前杭州最繁华的地方！”老人是真的自豪。这个“蜗居”里，曾经住下老两口和他们的5个子女。全家7口人，不知道是怎么住下的。

    “这叫无怨无悔”，老人说，中山中路一荣俱荣，繁华的时候大家与它一起度过，现在冷清了，自然也要有人陪它。放眼望去，如今仍在的住家，都是无怨无悔地停留在老街的浮华背后。

    隔了8个门牌号，王海涛说，原先那里有一位老伙计，似乎姓莫，比自己小几岁，也是中山中路的守望者。以前有媒体来采访中山路，自己常年坐在路边，总会被摄像镜头逮到，聊上几句想当年。而这个姓莫的老伙计，则是善事做得有声有色，经常上电视报纸新闻。

    姓莫的老伙计是个热心肠，每年腊八，都要费大力气熬粥，热腾腾的腊八粥，老伙计亲手盛上，端给路人。近些年，好像杭州又流行腊八喝粥，所以他烧粥的规模一年大过一年。对老人家来说，熬粥是个力气活，火头很费时，提前一天，姓莫的老伙计就开始生火。到第二天早上，粥还没出锅，外面排队的人就已经开始争先后，有时还会有小摩擦。老人本就顾不过来，但还要上去“劝架”，“都有份，都有份”。王海涛说，这个老伙计德高望重，说话有人听。

    不管腊八粥时不时兴，这个姓莫的老伙计一熬就十多年，没间断过；而且腊八粥向来都是只送不卖，这么多年，这位老伙计贴进去多少老本啊。姓莫的老伙计几年前搬走了，不过，腊八粥现在还是有人熬，也都是中山路上的一帮老人家熬的。

    记忆中，除了熬粥，姓莫的老伙计也烧茶，平时路口的凉茶摊，就是他开的。硬纸板上大大的“免费”，长嘴的大肚茶缸，一排倒扣的玻璃茶杯。茶水这边烧着，那边凉着，以前赶路的，不像现在人这么讲究体面。走累渴急了，端起来就咕咚咕咚牛饮。饮完满满当当打了个饱嗝，回头想道声谢，却找不到主人家。

    老伙计人很和善，话语也亲切，但也不太会与人套近乎，绝不打听喝茶者个人问题。你路过的时候，他会招呼你，“天热的嘞，来吃杯茶”，搁下茶杯，他再送你一句“走好”。

    有时踏三轮车的兔儿哥，会拎着大可乐瓶，一灌就灌走半茶缸，老人也不恼。笑眯眯在旁边看着。等三轮车骑远了，才把盖儿掀开，把茶加满，等待下一位。

    说起这位姓莫的老伙计，王海涛还挺想念的，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如何。

    也很奇怪，眼里的这条老街，有了这群守的人，听他们讲述，似乎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丁祖根58岁

    中年汉子站进80岁的老头儿堆里，那叫一个年轻；可来到20岁的小伙子当中，就要被归为“老家伙”。要说大变样还不算，只不过他周围的路、里面的人，都变年轻了，中山中路就像夹在小伙子中的异类——老家伙。

    这辈子从未远离过中山中路，58岁的丁祖根与中山中路一起长大，再一起慢慢变老。

    小学是在众安桥小学念的，后来被推倒，再立起来时已是金碧辉煌。“那时，这里伢儿最享福的就是一张嘴。”离学校不远处是一家“华元南北货食品店”，15米的开间，就是孩子们的天堂。喜欢吃2分钱一块的雪饼，比茶杯盖大点，不软不硬，上面沾满了一层糖，便宜又好吃；更有钱时，就可以请人吃蜜饯，吃香蕉酥和甘草梅片。国营店里都是统一表情的大姐，清一色的白帽、白袖套和白围裙。她们不会给你实惠，也不占你便宜，国营店就是这样的童叟无欺。当然，小时候的美味，后来也随废墟埋在地下，现在广宇房产的大楼取而代之……

    在老丁记忆里，中山中路代表着杭州的老风情。不只是方裕和、高义泰、九芝斋这些老店名店，即便是那已经拆迁消逝了的非著名小店、无奈离开的个性“哇抓”的店老板，哪怕是角落里的邮筒、油毡，都透着以前的韵味。和很多老杭州一样，老丁也有“中山路情结”，他们的中山路活在过去的美好回忆里。

    30年前，老街在杭州比比皆是，30年后，中山路几乎成了独苗。老丁说，中山路之所以还屏着历史的一口气（哪怕是气若游丝），有那么多老式建筑在撑着没错，但最主要的，还是有那么多中山路的老住家在镇守着。在转个身都捉襟见肘，还在依赖马桶痰盂的旧房子里，一守守上几十年，这是需要2／3的勇气加1／3的无奈。很多人家守不住离开了，少一户人家就少一户市井味道。

    守着中山中路的住家，是老杭州的样本。30年前的住家比店家多，虽然满街都是轧是轧非的家长里短，热闹归热闹，但整条中山中路的气息向来都很平和。彼此说话都很低调，哪怕做生意的，也无高声叫卖。偶然有点小口角，说话语气有点硬，不用回头看，肯定又是哪家的小嫂儿在路边洗衣服，泼肥皂水的时候溅到路人了。

    老丁很喜欢中山中路的“气场”，叫“三气合一”——那时这里的人身上透着一股“侠气”，“侠气”里又掺点“匪气”，还有就是“义气”——都说杭州人很“软”，其实是一种误读。

    文绉绉的东西在中山路上吃不开，彼此都知根知底的，讲话都直格笼统，客套就是见外。所以外地人来这里一礼貌，就会被“见外”，会觉得杭州人又牛又傲慢，本土优越感很浓。其实不然。比如说操普通话问个路，不能带“请”字。一“请”就要吃苦头，被打发掉之后，背后还要被笑话：这个人介格嘎酸的，外地佬儿！

    吃硬不吃软，在这里是通用的。买个东西，杭州腔里要带点“匪气”，话掼出去，要一口气到底：“大妈，介格把我来两个，便宜点喽，专门来你这里买东西！”对方也不会跟你绕圈子，也是爽快到底：“好好好，便宜点，把你零头抹掉，真当没得赚了！”语气要是不够硬，很有可能，一句“反正格个价格，我们这里不还价的”，让你只能悻悻走开。

    不会杭州腔，来这里倒也不是百分百碰钉子。需要掌握的是，话里话外要偶尔蹦出那么一两句“就嘎”、“介个套”。不地道的“介个套”一出口，人家就会笑：杭州话语讲得蛮好的嘛，不是这样讲的，应该说……“介个套”一下就能套上近乎。谈笑间，老板已经帮你称好分量，暗中已经把实惠给了你，你都不一定知道。

    中山中路这些年头很多生于斯长于斯的杭州人走了，中山中路的才淡了。

    老丁怀念以前路上骑车的感觉。一大早，上早班的遇上“三班倒”回家睡觉的，打着各自不同的哈欠，彼此的生活都在街头呈现；到了晚上，还有一场夜市门面，从平海路直通河坊街，那灯笼高悬，井水低吟，杭州人的夜生活也在这里。

    而现在，晚上8点，只有路灯和梧桐树在街上相互守望，骑车在路上，老丁觉得挺落寞的。

    孙雯婕 24岁

    世人爱好繁华，好像有了繁华，就什么都有了。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笔下的汴京何等繁华，可惜摊上一个苟且偷安的皇帝，以及抱残守缺的朝廷。汴河两岸繁盛热闹的景象，几乎等于给了北方女真部落发了条短信“人傻，钱多，速来”。接着完颜氏说开打，于是铁骑就把北宋打成了南宋。中山路800年，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这番话出自这个80后女生之口。在她所有的认识里，中山路在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样子，都源自文字资料和长辈们的口口相传。只有自打记事起的这十几年，才有了她眼中具象的中山路。她说，繁不繁华，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起伏罢了；主线永远是人，住在中山路上的老百姓。

    记忆的碎片从1993年开始整理，那是小学四年级，除了崔家巷的家和高银巷的小学外，孙雯婕每天所花时间最长的，就是往返于这条中山中路。幼小女孩的脑海里，没留下与商贾之气、文化之脉有关的印象，有的只是平淡无奇的平头百姓，以及平淡无奇的市井生活。

    过解放路往南，中山路上负有盛名的老字号和历史建筑渐多起来。但在孙雯婕看来，最最草根和市井的“气场”，却是在平海路到官巷口这“一刨花儿”的路上。

    10多年前，这段中山路的热闹在人行道上。清晨起床，每家每户的老小忙碌得像工兵，分工明确，各有忙法。大多由奶奶张罗早饭，端着小山似的大饼油条往回赶；妈妈还来不及收拾一头乱发，要先把马桶拎出来，挨个排成队，等着摇铃声准时响起；小伢儿刚从床上逮起来，握着牙刷，嘴角一抹白，瞌目充懵懂站在马路牙子上，时不时被父亲在屁股上拍一把，吼一声“快点刷”。炉子刚吞下煤饼，旁边是七手八脚洗漱的人，再旁边是等待处理的马桶痰盂，挨个过去，在呛人的煤烟中，一副去打仗的架势。

    白天的人行道，由店家及老人使用，店家永远都在那里敲敲打打修补着什么，而老人永远保持以不变应万变的眼神看世界，偶尔会有几桌棋局，但绝对没麻将桌——那时麻将还不够主流；放学早的孩子们就在墙门里外乱窜。

    太阳落山前，最惬意的事就是等饭菜上桌。邻居两家各支开小桌，先是各家吃各家的，等吃到每桌只剩喝酒的男人，两桌小菜取其精华，并成一桌。这时总能看到，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略微有些喝高，喉咙梆梆响地争论着无关紧要的话题。

    孙雯婕说，这司空见惯的一切，原本早已渗透进了每个原住民的血液里。可也就是十来年的工夫，虽然狭窄的道路依然车水马龙，可旧房屋越来越旧，许多住家纷纷“移居”到舒适的小区公寓——特别是年轻一代，谁不想告别马桶时代呢？中山中路作为老底子杭州城的市中心，别说其商业价值与当初已无法比拟，更无奈的是，为整条中山中路带来“精气神”的原住民都成了纷飞燕，不愿走开、没能力离去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等回头再看，路还是那条路，房子还是那些房子，似乎没什么改变，但其实都变了。

    离开中山路也有好些年头了，孙雯婕知道中山中路要进行有机更新，很是高兴，也许这就是老街得以复兴的机会。但，有希望就有忧虑，“河坊街的改造虽然也很成功，但这显然不再是杭州人心里的那个标本。外国人夸这里很中国，外地人说这里很杭州，但这只能算是中下品，只有杭州人自叹‘喏，这才是我们自己的杭州’，那就称得是上上品了。”

    官巷口老底子有家开水房。老两口开的夫妻档，不知道姓谁名甚。两人从来都很沉默，但很默契，老头铲煤，老婆烧水，彼此似乎连说话都省了，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晓得对方要干什么。到处沾满煤黑，排门黑黑，白墙也黑，人跨进排门里，也晃动半下，隐在黑暗中；顶上永远是那盏昏暗的白炽灯，除了照亮自己，什么都照不亮。

    不起眼的老两口，不起眼的开水房，供给四方。每到早上，拎着茶壶、暖水瓶的，匆匆来灌满水，冲钵盆里掼上几角钱，匆匆而去。街坊邻居也不与老两口多说一句话，老两口也不抬头多打量老客户一眼。每天天未白，开水房就已开始蒸汽冒腾，晚上九十点钟，那盏昏暗灯光还在。虽然为了营生，老两口就像那白炽灯，除了照亮自己，什么都照不亮；只不过人们都习惯和依赖这昏暗中的光热。

    哪怕它败落了，消逝了，可人们都还记得当初开水的滋味。(文\王浩 韩斌 图\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