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年前那些事”刊载后，引起了不少史学界专家的关注。除了杭州本土的专家外，不少外地教授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南宋史学的有关探讨，这其中就包括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南史权威专家樊树志先生。在对话中，这位71岁的老教授非常关心御街发掘的进展：“有关杭州历史的新闻我都会通过网络去了解，我对这座城市很有感情

    。”他儿时在杭州长大，1957年由浙江杭高(杭州一中)考入复旦大学，尽管这两年因为身体原因和研究工作的繁杂，他已经很少重返家乡，但对这片土地的关注热忱却丝毫不减。在中国史学界，其江南地区史的研究在国内史学界堪称领军人物，也因着这层学术背景，让他对江南史上的核心区域杭州更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愫。

    当我告知他，目前“八百年前那些事”主要侧重于南宋的商业成就，已经有不少专家团和读者参与其中，他当即对这样客观全面的历史普及活动表示肯定，并欣然答应成为我们专家团的一员，为广大读者答疑解惑，而对于南宋的评价，他用了一句话：“那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黄金时代，堪称当时的经济中心。”

    “对于南宋，西方学者似乎更敏锐地察觉到它的历史地位”

    在前几期，我们也谈到，在传统史学家笔下，南宋是屡屡遭受非议、评价不高的时代。它积贫积弱，阅读这段历史，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感。

    而通过九期的介绍，让我们也逐渐发现，南宋有它辉煌的另一面，按照樊树志的评价是：“它处在中国历史从中世纪向近世转变的转折点，也就是学者常说的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时期，从各个方面来看，它堪称繁荣与创造的黄金时代。”从樊树志的研究来看，不少西方学者似乎更为敏锐地察觉到了它的历史地位。”

    他举例说，德国汉学家库恩在《宋代文化史》中指出，中国在11世纪至13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出现了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富人阶层，促进了饮食文化、茶文化、建筑及居住文化的发展。库恩甚至认为，这个朝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对这个黄金时代也有一些精彩的论述，他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期票、信用证及后来官方大量发行的纸币，适应了商业的发展。政府官员印刷发放小册子来推进农业技术；灌溉、施肥、精巧的金属工具和最早的机器，以及改良的作物新品种。经常得到城市富商和朝廷赞助的绘画有了光辉的进步，低廉印刷术的推广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小说和故事书激增。

    “中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折合成现在的价值，约合60亿至7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当时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

    关于八百多年前的商业革命，樊树志源引了费正清和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的说法，其关于宋朝的有一节标题就叫“商业革命”。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表示，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都有重大意义。对于这种历史解读的方式，樊树志加注了自己的理解：“中国传统的语汇，‘革命’还是有特定意义的，所以对于西方学者的说法，学术界还在探讨，但对于这个朝代的商业影响，基本都持肯定态度。”

    南宋重要的变革就是把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解放出来。在唐朝，就是首都长安，也都是棋盘状的封闭结构，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许多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居民区，也就是“坊”，商业区也封闭在“坊”中。坊的制度，意味着除了特定的高官外，一班人不许向街路开门。这种封闭性的结构就是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被打破的，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任意面对街道造屋开门了。

    “这种变革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意义，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把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解放出来，扩大到大街小巷的沿线，形成了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为都市商业拓展了新空间，也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樊树志说，“后来，南宋政府还取消了对夜市的禁令，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限制，纸币也成为主要货币，流通全国。”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标明这一时期的商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数据显示，当时中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合计相当于1500万至1800万盎司黄金，折合成现在的价值，约合60亿至7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当时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

    “经济重心南移在南宋最终完成，‘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就是那时形成的”

    作为江浙人，樊树志对江南谚语如数家珍，但挂在嘴边最多的便是这句：“苏湖熟，天下足。”——“要知道，这谚语所说的格局就是从南宋时期形成的。”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南迁，靖康之乱是继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两次南迁高潮之后的第三次高潮，仅两浙路、江西路、江东路，就有五百多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定居。这以后，南方地区的开发，农业集约化的经营，都有了明显的进展。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别总是批判偏安的南宋朝廷，为了抗衡北方的金朝，增强国力，朝廷当政者把劝农政策作为当务之急提上议程，并且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察的首要条件。”樊树志罗列道，地方政府因此十分重视农业技术的总结、推广与指导，出现了以往罕见的出版农书、劝农文的热潮，大名鼎鼎的朱熹在担任地方官时就写过“劝农文”，宣传精耕细作。

    手工业的发展势头也很迅猛。南宋时代，苏州、杭州、成都等地设置官营丝织业机构，工匠数千人，再加上民间的私营作坊，丝织业中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瓷器业出现了同样的趋势，浙江的龙泉，江西的景德镇都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瓷器业中心。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南宋打开了海上丝绸之路！”说到这里，樊树志不由得提高了声音，“因为北方沦陷，对外交往必须通过海道，因此泉州、广州、明州（宁波）成为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南宋对外贸易的繁盛超过了前期，形成了通过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与南宋通商的国家达五十多个。”

    这一切，升腾起一个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临安（杭州），那便是我们前几期详细介绍过的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方学者把它看做9世纪至13世纪中国商业革命、都市革命的标志。”樊树志补充道，南宋的繁华，直到它灭亡以后，亦然被西方旅行者赞誉备至。墨菲在《亚洲史》中用充满感情色彩的笔调写道：马可·波罗在13世纪末亲眼见过杭州，为它的宏大和富庶所折服，惊叹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马可·波罗说，他的故乡，堪称欧洲城市之冠的威尼斯，在杭州的映衬下相形见绌，“不过是一个破旧的村庄”而已。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李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