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三大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这关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这关乎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这关乎中国能否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加速发展的问题。

    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把握机遇期就必须要求我们客观审视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清晰分析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总的来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推进，价值取向更加多样化、利益诉求更加显性化、社会冲突更加复杂化，所有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归纳起来，实际上就是三大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已经成为挑战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

    一、人与自然的矛盾，经济发展的资源容量瓶颈

    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的和谐状态，到农业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不和谐，再到工业社会的严重失衡。今天，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消费迅猛增长，而自然资源迅速减少甚至枯竭，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废弃污染物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环境容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或是走向新的更高的和谐状态，或是矛盾迅速激化。美国影片《后天》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极端反映，虽然只是一部虚构的文艺作品，但它的确真切地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维系人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草地、森林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1/3、1/2和百分之十几，支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也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中国用只占全球7%的土地、8%的淡水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这个数字本身就凸显了我国的生存压力，也反映了我国人与自然矛盾的客观现状。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我国又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地位，总体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长期沿用传统发展模式以拼资源换增长。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国内资源再也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环境更难以支撑当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造成了资源迅速衰减、退化、枯竭，而且由于对土地、森林、水和矿产等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使得我国生态环境面临严峻的恶化形势，湖泊、江河、湿地面积在缩小，沙漠化、荒漠化在加剧，草地过牧，森林超采，海洋渔业过度捕捞，自然灾害频繁加剧，生物物种不断减少，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发展态势。

    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方面威胁到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另一方面，还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我国每年因水质污染、大气污染、自然灾害等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元，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现在，我们愈来愈感受到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

    二、人与人的矛盾，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冲突阻碍

    过去20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当前，我们具备了实现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人口增长与资源困境，加上我国改革初期采取的是先易后难、自上而下的方式，所以浅层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我们将进入改革的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各种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问题层出不穷，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局面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协调推进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成为当前和今后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些因素使深化改革的难度加大，复杂性加深。就目前来看，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失业群体不断扩大。统计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是我国城市失业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根据“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据统计，199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393.9万人，失业率为2.3%，而到了1999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就已激增至600万人，失业率达到了3.2%。令人感到不安的是，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更达到827万，失业率为4.2%。总的看来我国失业大军正在不断膨胀。

    2.“三农”问题久而未决。当前，“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1996年为9％，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若按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考虑城乡差异，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也要达到8.4％，同这一要求相比，目前的农民人民收入增长速度要低得多。二是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较低。2003年，全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三是城乡差距不断增大。2003年统计表明目前城乡收入比为3：1，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四是农村社会事业严重滞后。占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同时，因贫辍学现象在中西部地区时有发生，农民的教育负担十分沉重，教育已经成为城乡差距的另一条鸿沟。

    3.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也随之而来，这些差距正在引发着许多影响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直接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贫富差距悬殊也导致了教育失衡，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乃至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阻碍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4.劳资关系失衡。中国的劳资关系失衡，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签订存在不对等、工资支付缺乏保障、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生产场所条件差、社会保障不到位等几个方面。雇工合法权益被侵犯直接导致了劳资矛盾的激化，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社会稳定。

    三、国与国的矛盾，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制约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所保持的稳定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要不要崛起”似乎已不是问题，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经济的和非经济的问题，使“中国能不能崛起”和“中国崛起对世界是福是祸”成为近几年一直令世界困惑而引发不断探讨的问题。针对种种在国际上盛行、喧闹一时的“中国威胁论”，在200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郑必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论”。他强调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同“和平发展”是一个意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特色。中国崛起让世界感到了震撼。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国家对自己未来的位置感到恐惧。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首先是美日等大国和重要地区集团，关于应对“中国崛起”的议论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不少国家都已经付诸对策行动之中了，有的把“中国崛起”视为机遇，有的则视为威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与他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除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担忧论”之外，另一个值得中国政府和相关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目前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也已经相当严峻。据商务部统计的数据表明，2005年1至8月底，除242纺织品特别限制外，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起，涉案金额高达15.4亿美元。案件数量与2004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案金额增长22.5%。其中美国2005年对中国6种产品发起337调查，涉案金额约11亿美元。此外，国外还陆续出台一系列技术法规和检疫标准，其实施后的负面影响难以准确量化。中国的贸易摩擦目前正逐步从产品、企业等微观经济层面向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和制度层面不断延伸，这给应对和解决贸易摩擦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同时对中国反倾销的国家从美国、欧盟等规则制定主导国向其他国家扩展，40多个WTO成员有30个国家和地区针对过中国。

    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的贸易摩擦以及受到国外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势必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国际外部环境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四、结语

    我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决不容轻视。现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十字路口。面对 “三大矛盾”的严峻挑战，中国的经济如何向前发展？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笔者认为，要实现中国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做到“两个必须”：对内必须坚持两个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对外必须坚持和平崛起。而要真正付诸实施，做到“两个必须”，归根到底就是要在转变经济运行机制，转变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上下功夫，从改变行为规则和改革制度安排着手，这是我们改革攻坚的重点所在。

    （文/姚先国 盛乐　作者：姚先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导、教授；盛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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