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修缮的过程中，有一个镜头至今令当时刚刚调任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的钱伯皓记忆犹新：孤山之上那座"全贮湖山在目中"的著名楼阁--四照阁的下面凉堂之间支撑四照阁的大梁几乎被白蚁蛀空，整个四照阁几乎没有必要的支撑，变成了"空中楼阁"，这座著名的老楼岌岌可危……

    这，也许就是 "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当时境况的一个缩影。

    2003年，是这个百年名社的生死分界线。一种选择是继续固步自封，或许仍可以延续着当时的奄奄一息，积重难返的状态；但无论是当时政策环境也好，单位和员工境遇也好，还是种种条件和契机都选择了同一个指向--体制改革。

    凤凰涅 ，"西泠印社"浴火重生了。

    "真是不改革不行了！"不少老职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不无后怕地对观察记者感慨。

    "是改革给了老牌子全新的生命！"一些人这样总结，"是文化创新给了一个文化单位活力。"

    "西泠印社"不是一个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品牌吗？不是一个曾经人人都想挤进去的效益名声皆好的文化单位吗？何以人们这样感慨？为什么2003年成了这个著名文化品牌的生死线？

    金字招牌日渐暗淡几乎到了捧着金饭碗讨饭的地步

    对于现在的"西泠印社"几大实业之一的杭州西泠印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鸣来说，"西泠印社"这20多年来所走过的路是再清晰不过了。

    1978年，风华正茂的他才22岁，正处在充满憧憬的如梦季节。几经周折，他终于圆了自己的梦--如愿以偿地走进了闻名遐尔的"西泠印社"。

    那时侯的"西泠印社"是杭州市文化局管属的一个下属文化单位，与那些剧团等文化单位的性质差不多。所有财务权人事权均归文化局"西泠印社办公室"管理。当时的所有"家当"有四块："西泠印社"社团；位于西湖孤山景区的"西泠印社"（内除了亭台楼阁摩崖石刻外，还有提供篆刻服务的部门和商场、茶室等）；位于杭州北山路葛岭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的文物管理部门；位于杭州延安路的专卖文房四宝和字画的"杭州书画社"。

    家当不多，但知名度高；人员不多，但经济效益好。西泠印社备受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专家推崇，也为国内专家所看重。

    当年还是小伙子的金鸣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越白堤，到孤山上班，就像生活在诗情画意中。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青春不再，他朝夕相处的"西泠印社"也眼见着从辉煌走向衰落，甚至濒临死亡……

    "当时很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么好的一个单位最后走到了'讨饭'的边缘，却又无可奈何……"

    问题的结症在哪里？他与大多数职工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找到答案：中国所有改革前的单位的问题都是相似的--体制落后。

    因为"西泠印社"是杭州市文化局下属的文化单位，所以"西泠印社办公室"的正副主任自然是由杭州市文化局任命下派--问题就出在这种干部的任命机制上。

    许多老职工都对记者说："第一次，文化局领导来换班子时，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西泠印社"这架机器是好的，只存在领导班子等零件没有搭配好的问题。第一次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相信了。后来走马灯似的一次又一次换班子开大会说'西泠印社'会好的，我们就不要听了。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从1984年到2003年20年换了6任领导，经济从80年代800多万的年销售额、150万利润的历史高点，一步步滑落到2003年竟然亏损了150万，靠借贷给职工发放基本工资的情况。任换班子都是长官意志的产物，而没有去研究'西泠印社'应该有的科学发展机制。那时侯，因为这种管理模式，文化局下边的单位没有一个搞得好的。其中两个单位，一是'西泠印社'，另外是杂技团，都被人称为'坑'，说是'谁跳进谁死'。以至后来文化局的领导谁也不愿被派到这两个单位去了。"

    与单位风雨同舟的老员工身上留下了永远也不能再改变的"这一个"单位的历史印记，也与单位相伴相随地永远留下了他们个人的特有的"这一段"历史。所以，改革与不改革，在他们身上是会留下切肤之痛的，在他们心中是会产生巨大影响的。

    现任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社团事务处副处长的桑建华庆幸改革使自己没有成为历史的"陪葬品"。他是历次改革的得益者。1992年，也是乘着人才机制允许从集体单位向事业单位流动政策的东风，他从电力局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篆刻爱好者如愿以偿地变成了大名鼎鼎的"西泠印社"旗下的一名篆刻师。2003年改革，因为公开招聘、双向选择的人事改革，才使他这个合同工能够成为一名副处长。

    当时全国刻印数一数二的，除了杭州的"西泠印社"，就是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全国只有40来人以篆刻为职业，桑建华能成为其中一员甭提有多自豪。他的工作很简单，外宾来了，给他们刻印章。因为他卖力自学进修，他的职称也从初级破格到中级。

    "但是，越往后越觉得不对了。单位的效益越来越差。尤其要命的是，西泠印社的机制决定了干多干少一个样，成了一个混日子的地方。我与大部分在职员工不一样，他们都是长期的在编职工，用不着考核，可以吃大锅饭的。而我是合同工，篆刻组就我一个人要考核，职称也不给评。后来，有特长的人才渐渐开始走了，跳到大学或别的单位去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曾经在我们眼里如此崇高的"西泠印社"，变成了一个大家都争先恐后想逃离的地方。"

    现任西泠印社出版社总编办公室主任的邵旭闵也是一名1984年进入"西泠印社"的老员工。她描述，出版社前身是一个美术编辑室，只有"七八条枪"，靠每年编七八本书和编几种挂历维持。直到2003年前，出版社的负责人还不是法人，仍旧没有财务权人事权。在生存成问题的状况下，西泠印社出版社靠卖书号过日子，选题没有报批就提前出版，结果换来的是停业整顿。"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奔头，都走了。"到了2003年，出版社仅有的一个具有中级职称的编辑也走了。

    一直从事"西泠印社"文物保护工作的老职工邓京险，险些连自己也成为一件破败的古董。是2003年的改革给了她全新的生命，正如给了她所保护的文物以全新的生命一样。

    "西泠印社"有2万多件文物，但却命运坎坷、身世飘零。因为自收自支的政策，这些文物的保护和修复经费要从单位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进行。而当时的"西泠印社"连人都过不上好日子，哪里还有更多钱来保护文物？所以，文物库房就设在没有消防设备、没有监控设施、没有恒温装置的杭州葛岭山上的一幢破旧房子里。形象地说，是"消防没有水"，山上连吃的水都要靠人工挑上来；"安全靠一条狗"；"监控靠一台黑白电视机"；工作人员只有4个，保安和修复人员全在内。珍贵的印章散落在抽屉里，价值连城的字画长霉了散落在地上。因为经费困难，水费、电费都要自己省下来。有时候连照明用100瓦灯泡还是40瓦灯泡的问题都要与领导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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