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必须清除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教条对我国宏观决策的负面影响。

    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深切关注。自去年年底樊纲等经济学家提出今后至少十年收入差距还将拉大的观点以来，各类媒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盛夏的8月，樊纲、肖灼基等五位经济学家又应记者之约提起了这个话题，引起了一波更为热烈也更为深刻的讨论。

    一、真正的分歧点之所在

    不论争论双方的观点怎样不同，对一个基本事实是有共识的，即分别看城市或者农村，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差距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现状和不断拉大的趋势加进来之后，收入差距拉大才真正成为大问题。因而，所谓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实质上又归结到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还是缩小的问题上了。这是一个老话题。

    樊纲等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还将继续拉大至少十年，基本根据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他们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分析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现状和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导致简单劳动岗位过度竞争，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难以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有利于产业资本更快地积累，这同时也是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资本积累得快，才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尽早地进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发展阶段；只有到那时，简单劳动岗位的竞争才能有利于穷人，他们的工资水平才能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而是贫富差距才能缩小。这种收入差距由大到小的过程在经济学上称为倒U型曲线。在樊纲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过去的一二十年乃至今后至少十年，是收入差距拉大的阶段。

    如果笔者对樊纲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没有理解错，那么，如下判断应当成立，即樊纲同批判者的真正分歧，不在于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是否应当缩小，而在于什么时候缩小和如何缩小。笔者同樊纲等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中国的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现在必须且能够缩小。

    二、缩小收入差距的必要性

    首先，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关系社会安危，更关系到经济学家群体的存在价值。在经济学理论宝库中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只占有很小的一个位子，在解释关于收入差距拉大这类社会经济问题上，这个理论并不属于基础理论，因为它只适合于解释欧美以外的传统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部分经济现象，其适用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历史阶段性限制。而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却是所有国家在历史、现在和未来都要面对的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后来层出不穷的各种经济学流派，有很多研究收入差距问题的理论。说到理论分析工具，如果从成百上千个经济学概念中挑出一个最重要的来，恐怕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要选择基尼系数，起码那些对樊纲的理论持批判立场的经济学家们会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们都知道，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就应当引起社会警觉；当超过0.45时，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如果超过0.5甚至是0.6，社会不稳定因素将大大增加甚至是爆发。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在这种局面下，任何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都会想方设法解决问题，任何富有良知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都应该为解决问题建言献策。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倒U型曲线确实包含收入差距拉大的内容，但提出这些理论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否定过基尼系数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我国有经济学家要求人们不要在乎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这个现实。这一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同患者病情很严重了医生却要求病人和家属不要在乎病情恶化一样令人无法理解。如果病情恶化病人只能挺着，要医生何用？信奉市场经济原理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其实，经济学家就是经济理论甚至是经济政策的供给者，也可以说是国民经济这个有机体的医生。如果国民经济出了问题经济学家拿不出解决办法，还要说问题严重下去是合理的，那么经济学家的“供货能力”和“供货质量”受到严肃质疑是必然且应该的。因此，笔者认为，能不能解决当前中国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问题，不仅关系整个社会现在和将来的安危，也直接关系到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的存在价值。

    其次，能否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是对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考验。近几年，源于经济学界的一种说法已经流传到党政官员中间，即从人均GDP一千美元到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是各种社会矛盾多发期。所谓各种矛盾，其中就包括收入差距拉大。但是，学者们说明这一观点基本上用的是战后拉美国家的资料。拉美国家确实在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上出了问题，陷入了所谓的“拉美陷阱”中难以自拔。但拉美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创造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比如巴西的人均GDP曾经超过5000美元，但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在相继发生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打击下，现在的人均GDP已经掉到了3000多美元，而且外债沉重、社会动荡不安。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巴西贫富悬殊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不仅国内市场难以开拓，更为艰难的是人心无以凝聚。所以，我们谈论“拉美陷阱”，绝不是为了说明我国现在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必然存在，想解决也解决不了，而是警示我们，这些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这类基本的社会经济矛盾必须解决，否则即使把人均GDP搞到了几千美元，仍然可能像拉美国家一样掉回到原地。

    那么，在人均GDP到达几千美元之前的发展阶段上能够解决遇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吗？为了把这个问题看透，我们不仅要把眼光远远地望到拉美国家，更应仔细看看近在咫尺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省。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历史上同中国一样，都是小农经济。在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发展差距拉大问题同样遇到过。但他们是在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左右就下决心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当人均GDP到达二三千美元时，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就一并解决了，此后一直没有较大的反复。韩国即使经历了1998年那样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虽然人均GDP也曾经大幅度下跌过，但城乡差距没有明显扩大，而且能够迅速在危机中站立起来；日本在十多年的低速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情况下，城乡居民的收入一直保持着农民略微超过市民的格局，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没有明显拉大。台湾省农户的收入水平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市民的80%左右，基本上实现了均富的发展目标。笔者认为，拉美国家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我国从现在起就缩小收入差距的绝对必要性；而日本、韩国和台湾省的经验则从正面提出严峻的挑战：中国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日本60年代初、韩国和台湾省70年代初的水平，面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日本能够解决，中国能不能解决？韩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解决？这是历史性的考验。我们的回答别无选择，只有一个字：能！否则，我们谈什么都难以理直气壮。

    再次，缩小收入差距，是市场均衡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及发源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不同，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是均衡，失去均衡，交换就难以进行，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活力和魅力。当然，市场经济要求的均衡是有弹性的，尤其是以货币交换为内容的价格机制起着巨大的调节失衡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价格机制打破了被计划经济长期固化了的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制度性地解决了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短缺问题。但是，多年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新的非均衡因素，最基本的是供过于求，表现为大量商品和生产能力过剩闲置，金融机构大量资金无处放贷。这就产生了同计划经济时期异曲同工的怪现象：以前是消费者手里有钱买不来商品，现在是消费者手里缺钱买不来商品。短缺已经成为历史。解决过剩性质的非均衡问题，基本思路是增加穷人的收入，让他们拥有提高生活水平的货币支付能力。否则，过去的短缺会让计划经济的危机因素愈积愈多，同样，现在的过剩则会让市场经济的危机因素愈积愈多。每一件商品和每一份生产能力的过剩，在本质上都意味着债务。虽然搞市场经济离不开债权债务关系，但债务因素积累过多，不但会让债务人破产，同样会导致债权人破产。因此，穷人收入水平低，不仅是穷人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社会经济问题。

    由于穷人收入水平低，缺乏购买力，我国企业只好把销售市场转向国外。十多年来，我国的GDP有20%以上甚至30%多要靠出口来实现。相反，资源缺乏、国土相对狭小的日本，即使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度增长时期，GDP也只有不超过15%的比例靠出口实现。造成中日两国这一差距的基本原因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战后的日本，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基本上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拥有很强的购买力。我国商品大量出口换来了很多外汇虽然不是坏事，但也包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一是一旦美元贬值，我国的外汇存量也要同比例贬值；二是一旦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的外汇额度也会同比例贬值，也等于中国出口企业把商品白白送给了外国一部分，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已经露出了明确的迹象。出现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归根到底，都是以我国穷人的低收入为代价帮助发达国家。具有讽剌意义的是，我们向发达国家出口了那么多质优价廉的商品，可人家并不感谢我们。

    三、缩小收入差距的经济学原理与基本政策主张

    如何彻底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进而解决全社会总体上的贫富不均问题呢？笔者认为，根本的思路是清除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教条对我国宏观决策的负面影响。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被很多经济学家所迷信。但是，必须指出，这一理论提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刘易斯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近三十年，但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都在拉大。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学理论要管用。看来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并不管用。从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来看，也是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如果说斯大林的剪刀差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剥夺农业提供了理论根据，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农民的低收入制造了理论根据。在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均等的政策设计中，没有丝毫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元素，我国学者有什么必要对它顶礼膜拜呢?

    当然，在科学地认识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发展过程问题上，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划时代的，其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从数量分析过渡到结构分析上。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刘易斯乃至费景汉-拉尼斯，对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传统农业要素和现代工业要素的认识还都是比较表面的，尤其是关于引导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政策主张，还基本上停留在自由竞争的框架内。

    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验证明，要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政府必须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带领农民实现农业从生产技术到经营体制的“创新”。基本的创新思路是，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打破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资金不足的瓶颈制约。具体的政策措施有两个，一是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城乡一视同仁，尤其是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二是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紧密配合，保证农民生产经营资金的充足供应和高效率运用。资金供应的标准是“用货币燃烧起小农的劳动热情”（横井时敬，1925）。也就是说，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不是让自由竞争机制尽可能地压低农民的收入，而是用货币收入把农民的劳动热情充分地调动起来，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不论从事什么劳动，也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只要是付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大体相同，劳动收入也大体相同。正因为如此，虽然日本、韩国和台湾省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但在他们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既解决了农村发展资金不足问题，也解决了劳动力过剩问题，实现了工农之间与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改造东方传统小农经济中的具体运用（东[火田]精一，1936）。

    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在经济起飞阶段就通过财政和金融往农村大规模投资，这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主张把资金集中到城市产业完全不同。那么，哪一方更符合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呢？笔者认为，日本、韩国和台湾省的实践更能体现一般的经济学原理的科学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没有深入分析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原因，仅是简单地把这一现象归结于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关系。而日本、韩国与台湾的农业政策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解决了传统农业即小农经济体制下的货币供应不足问题，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都能够在市场中得到合理的报酬。从经济学原理看，货币供应不足，必然导致资源闲置。所谓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正是资源闲置的显性表现，其实，除劳动力闲置外，还有土地生产潜力的闲置和城市相关农业要素的闲置。事实上，从西方工业文明形成的第一天起，工业的发展就需要农业的发展与之相配合，并且也为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准备了技术条件和经营管理条件。但是，西方工业文明中任何生产要素的活跃，都与资金的流动相伴而行。任何生产部门的兴旺与衰落，也都以资金的进退为导向。农业部门也不例外。所谓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部门的落后，其实正是货币资金供应状况还保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的结果。只要有资金相伴，各类现代农业要素自然就会融汇到传统农业部门并使之得到改造。改造的进程如何，取决于农业部门各要素首先是劳动力要素得到的报酬状况。

    那么，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把社会上的一部分资金投向农业部门，会不会降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呢？这是迷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教条者担心的问题。对于靠现代工业支撑的城市经济而言，从它在西欧诞生那天起，就与银行制度和资本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相伴而行，即资金的筹措并没有制度性困难。对于运用资本以求利的企业而言，最难的不是筹措资金，而是找到市场，一个是产品销售市场，另一个是要素购入市场。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本来是在产品和要素两个方面互为市场的关系，但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农业部门仍然像小农经济时代那样资金严重短缺，既不能吸纳城市提供的产品，也不能向城市提供除劳动力以外更多的生产要素。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业政策达到了既开拓农村市场，又提供更多现代生产要素的目的。有人会说，日本的农业政策给财政增加了很大的负担。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是，日本财政为什么能够负担得起。他们从人均GDP几百美元时就向农村大规模投资，当然不能说是国家富得流油的结果，科学的答案是，日本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为财政创造了丰厚的税收；农业为非农产业尽其所能地提供了现代生产要素，降低了发展成本，增强了综合国力；所以日本、韩国和台湾省的农业和农村获得了现代化发展资金，但并没有削弱非农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我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思路已经十分清楚了，那就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彻底消除农村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即货币资金供应短缺问题，为农村的要素价格与城市要素价格的均衡创造条件。为此，首要的是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上必须城乡一视同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但解决不了农村落后的老问题，更有违公共财政的性质。其次是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担负起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资金供给责任。

    解决农村发展资金问题，还必须破除两个讲了多年的陈腐论调。一是没钱论。只要提到向农村提供资金，就有人想到没有钱。目前中国金融机构中有近10万亿元的存款无处放贷，除一部分外汇占款外，大部分是产品生产能力找不到销路在金融上的反映。这些钱用于农村发展与闲在银行里相比，效益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二是增加负担论。有人认为向农村投资会给政府增加资金上的负担。这是与没钱论相联系的模糊认识。农村货币资金短缺制约因素消除后，农民提供的农产品、土地和劳动力从数量到质量都会大大增加和提高，在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发展资金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政府只是创造了一个货币表现农民创造财富价值的政策条件。若论负担，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可用却不能用又要消费，才是国家真正的负担。著名美藉华人经济学家费景汉在总结台湾经济何以起飞的经验时说：“一个字：跑！让所有的人、所有的企业都跑起来。那就要政府创造跑的条件，把一切束缚跑的东西都改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缺少货币资金，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就不可能跑起来，只有他们掌握的要素都能够在市场中表现出合理的价格，才能跑起来后劲十足，收入差距自然就会缩小直至均衡。 文/徐祥临（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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