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浙江模式"转型、提升的方向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的释放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彻底解决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企业产品附加值偏低、创新能力不足、城乡二元分割、区域差距明显、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深层次矛盾，逐步形成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为基本内涵和工作重点的"新浙江模式"

    近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全国的位次迅速上升。2006年，浙江人均GDP、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年纯收入等指标超过广东、江苏、山东等大省，有些指标还接近或超过了全国第三大直辖市天津。总的来说，目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的排位，似可用"坐四望三"一语概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以及全国一些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对总结浙江经验，研究"浙江模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由刘迎秋等同志主编的《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系列丛书，就是一项集大成的力作。如何正确地评价浙江的过去，科学地谋划浙江未来，成为省内外干部群众所瞩目的一个焦点。当此关键时刻，刚刚闭幕的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坚持以又好又快发展、全面改善民生为主线"、"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对加快发展转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拟就"浙江模式"及其转型与提升谈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浙江经验与"浙江模式"

    关于浙江经验和"浙江模式"，省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都有过不同的总结和表述。如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提出了"发挥八大优势，采取八项举措"的"八八战略"，又如前述《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一书将浙江发展经验概括为："经济民本多元，社会包容有序，文化自强创新，政府服务有为，党建坚强有力。"浙江著名学者方民生教授在《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一书中将浙江经验概括为："思维创新、重构市场主体、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特色经济、民众与政府形成合力"的内源自力型模式；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将"浙江模式"的内涵与特征概括为：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利用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浙江模式"不仅仅是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以区域局部突破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创新模式。近年来，"浙江模式"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如美国斯隆管理学院学者黄亚生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理解浙江的兴起是了解中国发展真谛的最佳途径，他认为"浙江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永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浙江模式"值得深思》的文章，称"'浙江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说具有方向性的意义。"省内外关于"浙江模式"的研究，还包括对浙江各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富有特色的做法和经验的总结，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一直延续至今；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关于"义乌模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06年省委调研组总结了"义乌发展经验"。最近，为了迎接党的十七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浙江各市纷纷开展对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在当地的实践与经验的系统总结，突显了自身的特色，如杭州以"和谐创业"和"生活品质之城"为主线、宁波以"六大联动、六大提升"为主题、温州以"民本和谐、敢为人先"为主线、台州以从"草根经济"到"青藤经济"为主线、金华以"浙中城市群"为主线、丽水以"浙江绿谷"为主线、衢州以"特色竞争"为主线，陆续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所有这些都为深化对"浙江模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综上所述，浙江经验与"浙江模式"的内容十分丰富。赵洪祝书记在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讲话中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所取得的成绩概括为五个"新"：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社会和谐稳定呈现新局面，文化综合实力实现新提升，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将取得成绩的原因总结为：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中央重大战略思想；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人民；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发展举措；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加强党的领导，努力提高执政能力等五个方面，这是十分全面和准确的。作为一名长期研究浙江经济发展的理论工作者，笔者认为，"浙江模式"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发展战略上，始终贯彻了一条"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红线。正确地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近30年来浙江历届省委、政府实施的发展战略，大体经历了以"富民强县"为目标发展农村工业、专业市场、民营经济--通过城市化提高工业化、市场化水平，壮大区域特色经济--实施"八八战略"，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争取走在全国前列--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样几个阶段。这几个发展阶段的重心虽然有所不同，但始终贯彻了一条红线：创业富民、创新强省。

    --经济体制上，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从浙江原有公有制经济比重很小这一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尤其是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等各种非公有制企业的作用，成为民营经济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2月底，全省私营企业达40.64万户，投资者92.61万人；个体户达到179.8万户，从业人员364.82万人。全省个体私营企业实现总产值12546.91亿元，占全省生产总产值的80%；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367.55亿元，约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2%。事实上，由于统计口径与方法等原因，浙江民营经济主体的实际数量、规模和业绩远远超出上述统计数据。

    --运行机制上，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培养、发挥民间专业市场的作用，全省市场成交总额已连续16年排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首位，成为超亿元、超十亿元、超百亿元市场个数等指标均居全国前列的市场大省。并以此为载体，注重培育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课题组根据所有制结构、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发育情况、体制活力与外向程度四个方面，选取16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我国30个省市区市场化的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评价结果表明2000到2005年浙江省市场化水平均居全国第一位。

    --发展思路上，比较注重统筹各方、协调发展。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主要精力放在培育民营企业、壮大农村经济、推进农村工业化上，那么近10年来则在民营经济大省、市场大省等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以城市化进一步推动和提升农村工业化、市场化，省委、省政府继1999年在全国率先推出城市化战略和规划之后，又于2004年在全国率先推出第一个城乡一体化纲要，以及一域（融入长三角）、两翼（山区、海岛）、三区（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三群（三大主体城市群，即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城市群）等事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并取得了明显效果。

    --发展内容上，确立建设"文化大省"目标，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早在2000年，省委就出台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提出了"3+8+4"的工作架构，即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等"三个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等"四个强省"。

    笔者认为，基于上述基本内涵和经验，可把"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培育壮大区域经济，发挥城市带动作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二、模式转型、提升的必要性

    传统发展模式往往将经济总量的增长作为发展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其它领域的发展，并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高投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片面化、短期性、难持续的发展模式。新型发展模式的理论依据，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它强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科学的发展模式以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动力，它是一种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可循环、高效率，全面化、长远性、可持续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由上可见，发展模式转型的实质是逐步摒弃传统的以经济总量增长为首要甚至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追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人类与自然、对内与对外的和谐发展；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充分发挥人和其他知识性要素的决定作用，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浙江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浙江模式"的转型是一个充满创新的过程，需要在发展思路、策略、举措等方面提出新的理念、采用新的方法。要推进"浙江模式"转型，就必须创新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战略、创新发展内容、创新发展举措。

    转型是"浙江模式"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中共浙江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和全省"十一五"规划研究、讨论中，省领导和专家就已着重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初步形成共识。而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仅明确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发展道路，而且更加清晰地提出必须加强自主创新，加快发展转型，在加强自主创新方面实现新突破，形成科学发展的模式；在经济建设上，尤其要深化改革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这就更加明确地揭示了推动"浙江模式"转型、提升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浙江实现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走在前列"宏伟目标的体制和环境保障。由上可见，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旗帜鲜明地做出了实现"浙江模式"转型、提升的战略决策。

    之所以要实现"浙江模式"的转型、提升，主要是由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总体而言，过去近30年，中国经济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级阶段"。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建立或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浙江原有的先发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正如学术界有些人士已经指出的，以"破产法"的实施为标志，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了"中级阶段"。目前，全国各地的发展条件和竞争手段，至少从政策和法律上说，已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已经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喝到了宝贵的"头口水"的浙江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原来很多自己所熟悉的东西现在已不再成为独家的"秘密武器"。浙江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干在实处"之外，还必须与时俱进，"谋在新处"、"赢在特处"。必须高举自主创新的旗帜，把创新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来落实，作为发展理念来强化，作为重大战略来推进，以创新促转型，以创新促提升，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体地说，之所以要推进"浙江模式"的转型与提升，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是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口号已经喊了很久，并已开始取得可喜的进展，但从总体看，迄今为止浙江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尚未真正实现从主要依靠低价格、大批量的粗放型向优质高效、低能减排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据统计，在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全省以投资增长3.7倍、能源消费总量增长2.2倍，支撑了人均生产总值增长2.4倍。2005年，浙江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为1.49吨标准煤，高于广东（1.08吨标准煤）、上海（1.18吨标准煤）、天津（1.45吨标准煤）、福建（1.45吨标准煤）；万元GDP能耗为0.9吨标准煤，高于广东（0.79吨标准煤）、北京（0.8吨标准煤）、上海（0.88吨标准煤）；万元GDP电耗为1222.2千瓦时，明显高于北京（828.5千瓦时）、海南（912.3）、江西（966.3千瓦时）等省市，在全国排第17位。近20多年来，浙江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生产总值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与生产总值的比值1978年时仅为18.8%，2006年则达到了48.5%，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由"六五"计划时期的1亿元提高到"十五"时期的3亿元。可见，尽快转变主要依靠资源要素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显得十分迫切，这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突破资源要素瓶颈制约的要求。浙江是一个"缺铁、少煤、无油"的资源小省，全省一次能源自给率只有5%，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位；铁矿石保有储量仅占全国的0.07%，铜资源保有储量只有全国的0.05%，石油储量微乎其微，煤炭储量为全国的万分之一。近年来浙江经济保持了迅猛发展态势，资源要素供给压力日益加大。据了解，全省约有80％以上的市（县、区）都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工业强市（县、区）、工业立市（县、区）的发展战略。诚然，通过工业化，实现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向工业经济乃至城市经济为主导的结构转变是世界经济史已经表明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浙江也概莫能外。但事实上，浙江总体上已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初期，按照国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适时进行制造业的结构转型，并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必然趋势。如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此后，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0%提高到了2004年的62%。由于浙江土地、水、能源等自然资源短缺，过多发展占地多、能耗高、污染大的一般加工工业不仅在现阶段难以为继，而且从长远看更是得不偿失的，尤其是一些生态资源保护任务较重的水源、森林覆盖地，不加选择地发展有悖于当地主体功能的高能耗工业更是一种短视的行为。有鉴于此，浙江要突破资源要素瓶颈制约，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突显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主导地位，这也是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的必然要求。

    再次，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升浙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竞争从表面上看是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竞争，但实质上是科技、教育、人才的竞争。目前大部分浙江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主要竞争武器是低价格、大批量，产品的科技含量较低，知名品牌较少，主要出口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许多从事定单出口的企业沦为国外知名企业的"加工车间"。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生产原料价格上涨的形势下，由于主动权掌握在国外品牌公司手里，缺乏与之进行对等的价格谈判的地位，浙江众多贴牌加工企业的利润空间日益缩小。因此，要避免浙江工业企业沦为国外知名企业"加工车间"的困境，就必须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