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人都跟义乌商人颇有渊源。

    记得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村子里听到一阵阵“笃、笃、笃”拨浪鼓的敲打声。这时候，大家都条件反射似地立刻四散行动，翻出家里的废铜烂铁或者鸡毛鸭毛，因为用这些东西可以从摇拨浪鼓的人那里换到糖吃。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边嚼着糖，一边从大人们的聊天中，隐隐约约知道一个叫义乌的地方，这些挑着货担，手里摇着拨浪鼓的就是义乌人。

    多年以后，儿时的记忆已经离我们远去，不过，这些曾经挑着货担，摇着拨浪鼓的人，却开始左右着国际百货商品的价格。昨天，被誉为小商品业的“道琼斯指数”——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在义乌正式发布。

    义乌商人，何以能够在这片既不靠海也不沿边，资源贫乏，人均耕地稀少的土地上创造一个个经济奇迹。我们试图从这次的民企科学发展浙江行中能够找到些许答案。

    小小“拨浪鼓”成就大市场

    无论是去年的品牌浙江行，还是今年的民企科学发展浙江行，义乌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站。而到了义乌，这里的小商品市场自然是不能错过的，毕竟义乌小商品市场不仅仅是义乌的骄傲，同时也是我省民营经济的一张名片。

    “每年有40多万种商品，每天有1000个满载小商品的集装箱，从这里运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果你一天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中逛8个小时，在每个摊位前停留1分钟，那么这里总共58000个摊位全都逛下来，就得需要4个多月。”

    虽然有些老套，但义乌当地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陪我们逛国际商贸城的时候，依然能够读到他们的自豪。

    不过当记者问道，东阳也在建一个大型的商贸城，这对于义乌会有怎样的影响时，这位工作人员显得有些无奈。他表示，这是一个政府的规划问题，影响肯定是有的，但肯定不会很大。毕竟市场、市场，都是先有市，才有场的。

    当采访团在市场周围逛的时候，记者无意中发现，在针织市场的西门专门立了一尊“鸡毛换糖”的雕塑：左手摇拨浪鼓、肩挑货郎担。这就是我们儿时对于义乌商人的形象记忆。

    陪同的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衣衫褴褛的汉子，手里“笃、笃、笃”地摇着拨浪鼓，穿街走巷，等着人们用宰鸡杀鸭后攒起来的一堆鸡毛鸭毛换他担子里的糖饼。这种“拨浪鼓”文化，或许就是义乌能够崛起的历史原因。

    也许是一种感恩，如今的义乌商人对“拨浪鼓”情有独钟。他们除了在造小商品市场的时候在大门口竖起“鸡毛换糖”的雕塑，还请专家来探讨“拨浪鼓”文化，并在乡土教材里给下一代上“拨浪鼓”文化的课。

    在记者接触到的一些义乌商人中，在他们的意识中，“拨浪鼓”已经成了义乌商人从鸡毛换糖开始涉足传统商业的标志。

    据史书记载，义乌的鸡毛换糖始于清乾隆年间，此后形成规模，世代相传，到抗战胜利时，义乌“敲糖帮”的势力已很大。解放后，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仍有四五千人外出从事这一行当。改革开放后，这里就渐渐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如今的“拨浪鼓”文化内涵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社会上也有很多版本。不过记者认为，“拨浪鼓”文化最主要的还是，敢闯敢冒、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百折不挠、善于变通、刻苦务实的实干精神。这同样是众多义乌商人的个性特征。

    经商意识渗透到每一角落

    说义乌是一个建在市场上的城市，一点都不为过。因为，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生活都跟小商品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次采访团一行到义乌的时候，就了解到在义乌最近出现一批穿行于农村手工业大军和市场老板之间的使者。当地人称这群人为经纪人。

    这些经纪人的作用，是将市场老板们的来料分派到分散的农户手中做成成品，然后再集中回收交给老板。正是这群人的存在，让整个义乌几乎是“全民皆商”。采访团也在走访小商品市场之后，来到了义乌郊区的东河乡七一村。

    这里的书记何德兴告诉记者，市场里的商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属劳动密集型手工业产品，从而催生了来料加工市场，在广大农村形成了一支依附市场的就业大军。农村经纪人应运而生、队伍日益壮大。目前，全村420户人家当中有60%以上的农户经商。

    据当地工商部门统计，目前，与义乌市场有往来的农村经纪人在１万名左右，预计经纪业务年成交额将超过100亿元，直接收益的农民人数达50万，人均增加年收入2000余元。

    旧时商人的事迹不入宗谱，但在七一村刚完成的村志、宗谱当中，记者却看到了两个商人的事迹：办厂的何小平和办托运的何关林。何小平原先在政府部门当公务员。2004年辞去工作后，他就在家中办起了工厂，从事的正是来料加工。1996年底，何关林托运的一卡车货物不幸在山东翻车焚毁，造成90多万元经济损失。但何关林并不赖账，立即到银行借款，将损失的款项如数赔偿给货主。何关林的事业从此越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