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浙江频道1月19日电　（记者：郑黎） 浙江省宁波市部分外贸骨干企业近期以来应对反倾销官司屡遭失利，业内人士认为，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窘境，需要我们反思应对国外反倾销官司的思路了。

    这些年来，凡是遇到欧美各国的反倾销案，我们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都毫无例外地主张积极应对应诉，要敢于打跨国洋官司，这种勇气可嘉，但要讲究策略。中国外销的大都是薄利产品，企业自身实力并不强，很可能一场官司就连累拖垮了一家企业。面对国外强大的对手和贸易壁垒，我国应反思调整企业现行反倾销的方式。

    不平等对话有理无处申

    中国艺术画布案，经过美国国际贸易公司(ITC)和美国商务部(DOC)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听证调查，美方作出终审裁决，对中国画布出口企业课以77.09%至264.09%的惩罚性关税。宁波康大进出口公司董事长许观良告诉记者，经历这一次马拉松式的反倾销应诉，企业已元气大伤。

    中国对美国的艺术画布一年出口仅600万美元，其中宁波康大公司占1/3，全年利润不到六万美元。许观良说，当时我们提出要应对反倾销，一是咽不下这口气，美国公司欺人太甚；二是作为进出口企业，如果康大公司赢了，即使其他公司不应诉，今后也可通过康大的渠道继续保持美国市场的份额。

    然而，这场官司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状态。起诉方将中国产品与印度产品相比较，中国画框是普通桐木，印度画框是进口贵重木材，两者价格要相差几十倍。美方还提出，中国企业需提供画布的配方。康大公司是中英合资企业，英方投资商也非常气愤，说问问美国人，他们愿不愿将可口可乐的配方公之于众。因为抵制了美方的无理要求，于是美方以康大公司不支持配合反倾销调查为由，对其课以264.09%的最高惩罚。

    为应对反倾销官司，康大花高价聘请外籍律师，又组织了10余人的工作小组，准备了1800多万字的材料，摞起来有两层楼高，总计费用达30余万美元，也就是说康大公司在美国市场五六年的生意白干了。许观良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中国企业、中国行业争气，但所有的经济压力却由康大这样一个小公司来扛，实在是风险太大了。他说，现在康大公司已投资50万美元在柬埔寨设立新生产基地，转道出口美国和欧洲市场。许观良表示，我们办企业不能赌气，实现赢利才是根本。

    赢了官司企业也难高兴

    前不久，在土耳其外贸署举行的中国空调反倾销听证会上，浙江奥克斯、广东志高、珠海格力等中国企业终于打赢了反倾销官司，但奥克斯空调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王稳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说，奥克斯空调在土耳其一年有25万台的销量，约5000万美元的销售额，我们靠的是薄利多销，每台的利润也仅在10%左右，以前土耳其空调的关税为6%，后来土耳其方面无理提出，要对中国企业加收40%的反倾销税，我们积极应诉，经土耳其外贸署裁决下降到25%。王稳根说，国内有媒体报道奥克斯打赢了反倾销战，其实这个裁决对我们并无实际意义。因为25%的关税，与40%关税一样，我们都无法承受，只能撤出土耳其市场，这对我们来说是很痛心的。他透露，现在奥克斯考虑在东南亚或土耳其本地设组装工厂，但具体操作起来要有一段过程。

    王稳根说，为应对反倾销官司，我们组建了100多人的庞大班子，做了非常详尽的方案，并多次进行模拟法庭演练，我本人三次赴土耳其，与土耳其外贸署官员和本地经销商沟通交流，这次虽然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但我们集团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也太大了。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张民元律师认为，反倾销应诉光凭企业单枪匹马不行，温州等地已发起全行业参加应诉，费用由协会承担。

    据了解，现在中国机电、轻工等进出口协会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协调协会成员联手应诉，共同分担诉讼费用，但许多企业仍反映收费太高，经济上吃不消。

    高价诉讼企业难承受

    自2003年5月以来，中国中银、南孚等18家电池企业被指控侵权美国企业无汞碱性电池的知识产权，并接受美方“337调查”。中银(宁波)公司总经理王剑浩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此之前，我们公司的控股方、香港金山集团已花费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用专利互换的形式，与美国起诉方达成和解，也就是用金山集团的名义，不打官司也能进入美国市场，但当时中国企业准备联手应诉，我们不好意思中途撤出。几年下来，一审、二审，18家企业共花了400多万美元的律师费，其中我们一家就出了100多万美元，是第一出资大户，但案子现仍处在僵持中。王剑浩说，其实中国十几家企业出口到美国的电池全部加起来年销售额也仅4000多万美元，而且美国起诉方的专利保护还有五年就到期了，因此，不少中国企业提出，我们这样耗费巨大的财力精力打跨洋官司，经济上究竟值不值？

    中国文具业龙头企业宁波贝发集团连同国内另外三家制笔企业2005年被美国文具同行推上了“337调查”的被告席。贝发集团总裁助理王金良说，制笔是薄利行业，一支笔外销只能赚几分甚至几厘美元，而我们寻找美国律师事务所，各家报价没有低于150万美元的，加上还需配合展开大量基础性调查，我们原来预算为300万美元，后来美国律师表示可降低收费标准，我们最终花了130万美元来打这场官司。王金良说，当时我们拍板时也有很大的压力，不打官司，等于拱手放弃市场；打官司，费用如此巨大，且并无成功的把握，企业确实左右为难、处境尴尬。

    浙江大学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所庄道鹤教授认为，按照WTO的规则，政府不能直接补贴企业，但是，如果我们以进出口行业协会为纽带，把相关企业组织起来，由政府资助补贴协会的办法来支持企业应对贸易争端官司，这应该是可行的。庄道鹤说，现在国外律师事务所对承接中国贸易争端官司积极性很高，但要价也很高，我们往往既输官司又输钱，有时赢了官司还输钱，外方始终都是经济上的受益者。我们涉外诉讼受国外律师制约太大，近年来中国企业为打涉外官司，仅聘请外籍律师每年就要花费好几千万美元。

    壮大中国律师团队要政府、协会一起上

    张民元说，现在政府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然而首先碰的难关就是贸易争端。有资料表明，近年来，在被美国“337调查”为非法贸易行为中，中国内地已成为亚洲败诉最多的地区。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张民元说，企业若退回来前功尽弃，迎上去则代价巨大，这就需要政府来提供帮助。张民元建议设立专业反倾销律师署，从全国各地选派优秀的律师参加相应的反倾销培训，并选拔其中优秀的专业律师，在我国遇到反倾销案件，由这些专业律师出面诉讼。

    宁波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俞德鹏教授说，国外大律师所动辄几百人、上千人，我们小律师所根本无法抗衡，如果国家能支持行业协会与国内律师所联手，为企业反倾销提供法律援助，在此过程中，也能培养出一大批中国自己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声望的大律师。俞德鹏认为，在世界生意竞技场上与国外同行相比，中国企业缺的不仅仅是资金、技术，更缺乏对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熟悉和把握，因此，政府提供司法服务，从法律上保驾护航，对于帮助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闯荡国际市场，是一个最佳切入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