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最近开着他的“帕萨特”又回了趟河南周口的老家，一是把自己带出来的工人的工资发到她们父母的手里，一是这边还缺工人，回老家看看能否再招一些，春节好拉过来。

    老王名叫王俊峰，今年４０岁，在平湖服装行业内已经摸爬滚打４年了。老王把自己叫做“领队”，而外人通常将他这样的人称为“工头”。老王说，经他从老家带到平湖服装企业务工的人有３０００多人。

    近年来，像长三角其他地方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样，平湖的服装业也正面临着“用工荒”的难题，以致“消费者是上帝”到了平湖许多服装老板口里被说成了“缝纫工是上帝”。因此，可以想象像老王这样的“工头”，在平湖服装业内有多么地受器重。

    不过，当平湖服装业因“用工荒”而催生出了“工头制”的用工模式后，其与生俱来的弊端也为这个行业埋下了深深的用工隐患。

    “工头”平时只给工人发生活费

    虽然到平湖才４年，其实老王的“工头”生涯已经有１６个年头了。据他介绍，他曾在天津和上海各干过８年和４年，都是帮服装企业招工。

    老王告诉记者，１６年前第一次从老家带人到天津服装企业务工仅有８０人，主要涉及老家的两个村庄，后来“生意”好了，老家１０多个村庄的３０００多人都给自己带出来了。“我老家穷，小女孩从小书念得不多，但‘花红’学得很出色，一出来就是熟练的缝纫工。”他说。

    “我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所以村民都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着我出来。”老王对记者说，他给每个工人都办了银行卡，工资都打在卡里，不过这些卡都掌握在他手里，平时他只给工人每月发三四百元生活费，余下的钱年底带回老家，直接交给工人的家长们。“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她们兜里没钱，不乱花钱。我从不克扣，也不抽‘人头费’，老家的乡亲都很放心。”

    老王还告诉记者，现在他带出来人多了，自己是“总领队”，下面还有２０多个“分领队”，已成为一个上规模的“集团”了。据他介绍，现在这些工人的日常管理都是他和“分领队”来负责，服装工厂都不用操心。“平时安排放假、预支工资、协调矛盾什么的，都由我们来。”老王说，每年回家过年，都是他统一包车送回老家，过完春节再统一包车回来，“绝对保证工厂的用工”。

    据记者了解，目前像老王这样的劳务工“集团”，在平湖服装业内还有１０多个，均以地域划分，分别来自湖南、江西、贵州、四川、安徽等不同的地方。

    “工头制”隐患重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工头制”是近年才在平湖服装业兴起的一种用工模式。“在我们平湖服装业用工比例还很低。”平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李志超对记者说，平湖市目前有服装企业１２００多家，总用工达１０多万人，“应该说，‘工头制’用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服装企业的用工紧张状况。”

    使用这种用工模式的浙江程程制衣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陶照法也告诉记者，近年来平湖服装“名声在外”，企业订单接得多，对熟练的缝纫工需求量非常大，但有时急需用工时，却招不到工人。“‘工头制’能有效解决我们的‘用工荒’。”陶照法说，开始也担心对招同一地方的工人，容易造成聚众后难管理，但实事上让“工头”参与管理后，在乡情、亲情等感情因素下，企业与工人沟通很方便，“不用再为招工难犯愁了”。

    尽管如此，不过“工头制”用工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平湖市服装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认为，“工头制”有其优势，但不能“迷信”和完全依靠，也不宜推广。他说，“工头制”的弊端主要有两个，一是对于服装企业，一旦所有工人均实行“工头制”后，万一在某一方面无法达成“工头”或工人的意愿，很容易发生“集体跳槽”的现象，使服装企业陷入困境，“这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很危险”。“另一点，工人的大部分工资为‘工头掌握’，万一‘工头’生出异心，侵吞这笔钱后失踪，那将使大量工人受害，严重的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到头来损失的还是企业。”

    正是基于上述弊端，劳动部门特别提醒，“工头制”用工模式存在非常严重的劳动用工安全隐患，在没有对其形成制约机制的状况下，像服装企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好慎用。（嘉兴日报：张超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