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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的人类中出现了新新一族——“留守族”,在每年数千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由于受到体制性因素等的制约,他们的孩子被留在乡下,那些留守孩子像孤独的花朵,在寂寞中度过花样年华,甚至像荒草一样随意地生长,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已经以措手不及之势出现了……
浙江省26万双留守眼睛的渴望
他们父母双全,但却不能朝夕相处、晨昏相伴,因为他们的父母或其中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去工作,而他们却被留在户籍所在地,“爸爸妈妈”这个原本最最亲切的称呼,对于他们而言,遥远而陌生。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2亿的来自农村打工者在各地流动,留下了2000万不到14周岁的农村孩子。我省目前约有26.3万名留守儿童,其中温州最多,其次是衢州、金华等地。
这些留守儿童大多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还有一些是叔婶姑舅、邻居朋友、老师监护,更有少数是留守儿童一个人生活。
由于这些留守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负责照顾孩子的农村老人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难以从体力、智力和德育上担负监管重任,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孤独开放的花朵”缺乏呵护和关爱,使他们心灵上受到极大的创伤,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往往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发生种种不幸。
今年春节前夕,有关媒体对建德市下涯镇的上百名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留守儿童最期待的事就是——爸爸妈妈回家过年。亲情、关爱、家庭的温暖是这些孩子最缺少的东西。
下涯是建德有名的草莓种植地。最近几年,本地草莓市场渐趋饱和,莓农们开始走出家门,远赴福建、湖南、广东等地种植草莓。年关将至,正好是草莓生意旺季,也是外出种草莓的下涯人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不会回乡。相比其他村镇,下涯的留守儿童在春节的时候心情更低落。大多数留守孩子,只能在对父母的思念中孤独地迎来新年。在下涯镇的下涯小学有200多名住校生,他们的父母大都是镇上外出务工的莓农。其中有个六年级的13岁女生叫陈群艳,已经过了5个没有爸爸妈妈作陪的新年了。过年时,她就去五六十公里开外的桐庐大伯家。她还有个弟弟,远在江西的爷爷奶奶家住。
陈群艳的家距离学校有六七公里。平时她住在学校里,周末或者放假,她就一个人回到村中简陋的农舍里。她父母出门前把她托付给70多岁的邻居老人照顾。离开前,他们除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外,还特意给她留下一缸大米,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完。“牙膏用完了,就去跟爷爷要钱去买。”每年她都会收到父母给的200元压岁钱。每次有了压岁钱,她就自己去商店里买件新衣服,剩下的钱就买点本子和笔,还有一些日用品。
但是,在饮食上,陈群艳还是不太会照顾自己。5年里,她曾经生过两次病,还有一次直接打了点滴。“医生说我有肠胃炎,是吃坏肚子害的。我喜欢吃零食。”陈群艳说,其实还有很多次,胃痛的时候她都忍着没去学校附近的卫生院。只有在实在无法忍痛的时候,她才让同寝室的好朋友陪她去看医生。每次去卫生院看病她都是打的欠条,因为她妈妈和医生认识。
她已经这样一个人生活了五年。平时无法和父母联系,因为她不知道爸爸妈妈工作的地址。村里人说,种草莓的人在一处待不久,往往一年换一个地方。
同村陈群艳班里的班长肖家林,在他9岁的时候,父母外出,现在在福建种草莓。在他的记忆里,父母很多年没回来过春节了。今年春节他照例要跟奶奶和姑姑过年。前年他搬进一幢三层楼的新家,但也是这幢房子,让他的父母不但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还背负了六七万元的债务。“爸爸妈妈最好又能赚钱又能回家过年”的日子,是肖家林所希望的,但他自己都不知这样的日子要等多久。
像陈群艳、肖家林这样的留守儿童占学校总人数的70%左右。许多孩子连过年的时候都见不着父母,平时家长对孩子的关爱之少可想而知。
其实,不只是下涯镇,在建德的航头中心小学、上马中心小学等偏僻山区学校里,留守儿童占全校学生的30%—50%。
几乎所有的留守儿童都经历过寄人篱下的辛酸。家住东阳农村的小晖,父母均在上海的建筑工地打工,他从两岁起就被寄养在外公外婆家,实际上相当于寄养在舅舅舅妈家,因为在农村,老人往往是跟着儿子儿媳过,一家之主,当然是小晖在村头开烟酒店的舅舅。
从四五岁起,小晖就明白他在家中,与舅舅的一儿一女地位不一样,他们有泡泡糖吃,有塑料玩具玩,有妈妈亲手洗脸梳头,他没有。有一年中秋节,小晖的妈妈从上海回到村里,她在村口的一群顽童中一眼认出了儿子:那个头发最脏、衣服鞋子最破的小男孩。妈妈从衣袋里掏出梳子给儿子梳头,梳了半天,儿子枯黄的头发还是纠结在一起,妈妈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即便如此,但因为妈妈无法带走儿子,妈妈仍对弟弟弟媳笑脸相迎,并将两盒盒装月饼和两瓶白酒客客气气地送给弟弟。留给小晖和外公外婆的,只是城里最便宜的散装月饼。当日,小晖为吃盒装月饼闹得天翻地覆,孩子的逻辑很简单,为何舅舅舅妈偏向他们的一儿一女,妈妈为何也偏向他们?那天夜里,妈妈打了“不懂事”的儿子,又抱住他,无声地哭了。
现在杭州某茶馆做服务员的小燕刚满20岁,想起自己曾经12年的留守生涯,至今依旧满腹怨怼。父母远赴广州打工时她才8岁,下面还有一个5岁的弟弟,父母一走就是12年,小燕和弟弟是跟奶奶及叔叔婶婶一家长大的。小燕回忆说:有几年我对奶奶很亲,但对父母却有一腔恨意,我恨他们既然生下我和弟弟,为什么不管我们,把我们抛在开化一个小山村里不管。尤其是她进入青春期后,对父母格外的冷淡,甚至于有一丝隐隐的敌意。父母回乡过年,买很多礼物来讨好一双儿女,小燕却始终是不冷不热的表情。
小燕在当地是个出了名的小辣椒,即使理屈也不饶人,倔得近乎野蛮。她说:我凶,是因为我父母长年不在身边,我心里特别没有安全感。而她的弟弟正好和她相反,性格特别内向、懦弱。她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我和弟弟的性格这么极端,能说跟他们把我们丢在老家12年不闻不问没有关系吗?
而那些担任着“隔代教育”重任的老人也有许多的抱怨。大多数留守儿童都由祖辈代为照管。祖辈“代理家长”往往有两个问题:一是过分溺爱,二是不会教育。这些祖辈们多数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文盲或半文盲的比例高,导致他们不但无法在学习上给予孙辈帮助和辅导,而且沟通也存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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