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父母，给孩子家的温暖

    留守孩子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提醒人们：在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的成本计算中，至少已经漏算了一代人的成长代价。有识之士提出，应该鼓励社会创办留守孩子托管中心，为农民子女特别是留守孩子，提供看护、兴趣学习等服务，为他们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其次，城市应为接纳留守孩子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和父母同在一个城市生活。呵护“孤独的花朵”，应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可喜的是，浙江省代理家长与万名留守儿童结对关爱行动在一些村里试点后已经在全省铺开。省妇联儿童部有关负责人说，由于今年刚起步，考虑到经验不足及一些地方代理家长资源缺乏，所以准备先结对1万名，以摸索出一些经验来。对于已结对的，他们也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比如代理家长不合格的，或者代理家长与留守儿童不投缘的，将及时调整。

    在结对的启动仪式上，湖州南浔区菱湖镇18名留守儿童与18位代理家长结对。和在菱湖实验小学读书的李明明结对的代理家长沈林强是该校的数学老师，“我当代理家长有优势，我是一名老师，懂教育方法，而且在学校里可以更多地了解孩子。”沈林强说，“况且，我自己也是6岁孩子的爸爸，知道孩子想要些什么，所以我也特别想当代理家长。接下来，我会与明明的班主任、父母交流，了解他的学习情况、生活习惯，然后去家里拜访他的爷爷奶奶。现在我有一些初步打算，比如全家出游时，带上明明；双休日接他到我家里一起吃饭，和他聊天交流；及时关注学校里的学习情况，让明明真正体会到家的温馨。”

    留守孩子最多的温州市为留守儿童征集“代理家长”的关爱计划也已经启动。温州市妇联已对“留守儿童”进行调查摸底，将于5月初，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与留守儿童结对的“代理家长”。“代理家长”对象主要是农村妇代会主任、女党员、老师、志愿者以及老干部等。每个“代理家长”将结对一个或几个留守儿童，“对症下药”地开展“亲情教育”、“情感教育”，正确引导孩子成长。

    早在3月初，由宁波、奉化市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千名“妈妈”与留守儿童结对仪式在奉化滕头公园内举行，百余名来自奉化各地的“爱心妈妈”与100多名留守儿童现场结成“一对一”对子。奉化是宁波市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大堰、溪口等山区镇和裘村等沿海地区。据奉化市妇联和教育局联合调查数据，至去年底，奉化全市共有1291名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约90%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其余则被托付给亲戚、朋友照顾。由于长期与父母缺乏沟通，再加上祖辈的溺爱，部分留守儿童性格孤僻，不善交流，有的甚至长期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

    奉化市妇联积极响应宁波市妇联等单位开展的“代理家长与万名留守儿童结对”行动，在三八节之际，向社会各界征集“爱心妈妈”志愿者，仅几天时间就有100多位“妈妈”报名，她们来自各条战线，有机关干部、医生、教师、个体户等。在结对现场，“爱心妈妈”与自己的结对孩子相互交换了爱心联系卡，“妈妈”们表示，今后将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长期照顾、关怀孩子，让他们得到精神上抚慰。

    诸暨市妇联也牵线搭桥，积极开展代理家长和留守儿童结对活动。在不久前的结对仪式上，来自社会各界的29位热心人士当上了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我当上了代理家长。从今天开始，我要担起教育和指导的责任，把袁桂彬小朋友当作自己的孙子那样去爱护，不仅要辅导他学习，还要在生活上、学习上帮助他。”刚刚签订结对协议的钱泽芳拉着结对对象袁桂彬的手说。袁桂彬是该市暨阳街道朝五相村留守儿童，爸爸妈妈长年在外工作，这次和退休教师钱泽芳结对，袁桂彬一家人非常高兴。

    诸暨市妇联副主席朱玉云介绍说：“诸暨市的留守儿童数量已相当大，像马剑镇的留守儿童比例达到76%。今年，浙江省把关爱留守儿童列入十大实事工程，提出了开展代理家长与留守儿童结对关爱行动的建议。诸暨市作为绍兴市的试点，将建立留守儿童信息库，分四个阶段实施关爱行动。”

    在建德，一些教育工作者除了承担文化教育和知识传授外，开始对留守儿童给予特别关注，教师与留守儿童一对一结对帮扶。学校也建立了心理辅导站，尽量为留守儿童开通情感排解和倾诉的渠道。

    为保障每个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建德市要求每一个在校留守儿童，都必须在所在地出示在校就读证明。目前，这个证明回收数据显示，该市留守儿童的在校率达到100%。另外，当地每个学校还专门为留守儿童建立档案。档案内详细记录了留守儿童家长和代理家长的联系方式，以便学校能在第一时间跟学生家长取得联系。

    象山西周镇特意为留守孩子们成立了退休教师协会，共有40多名成员，由西周中心小学牵头组织，有近20名退休教师和留守学生结对助学。徐婉梅是其中一名热心助学的退休教师，两名留守学生每周六下午到徐老师家中，接受学业辅导。徐老师说：“我退休了这么多年，对学生一直有很深的感情。这些孩子平时很少能得到父母的关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都不识字，所以我不但要辅导他们的学业，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谈心，陪他们玩耍，让他们能有温暖感和稳定感。”

    象山县西周中心小学的留守学生比较多，从2005年开始学校成立了课题组，专门研究留守学生的问题。

    关于缺憾和财富的思辨

    这些打工者的小孩，无论是留守还是跟随，都会体味到生活的孤独与动荡。如何才能将他们从敏感、自卑的心结中拯救出来？如何才能让他们体会到外出务工的父母所承受的颠沛和辛劳，并从他们对父母的冷漠、怨恨等情绪的误区中走出来？如何才能让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享受到童年的快乐，并且能够身心健康地成长？这是时代提出的一个新课题。

    有位长期在某知名县中担任心理辅导的教育专家说，任何一种环境都有两面性，要尽快告知孩子“适者生存”的道理。留守孩子难免有寄人篱下的惶惑和对父母照应不周的埋怨情绪，社会和教育工作者除了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帮助之外，应该多从另一面开导他们，比如可以说：在别人家的小孩还很任性，凡事不懂换位思考的时光，你们已经学会如何在一个复杂的寄养家庭里求生存，你们将来上了大学，或者进入社会，这些与人打交道的经验都是有用的呀。你们不觉得父母走后，你们变成熟了，懂得谦让了、有主见了？

    这确实是一种比较符合实际和理性的观点。每一个孩子最终都是要长大成人的，而留守孩子只是更早地要独立面对原本应该是成人才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我们要帮助他们早一点、快一点从心智上成熟和成长起来，早日教会他们在逆境中自救的方法，这也许是更好地从根本上的解决之道。

    本来嘛，任何一种外部条件都有利有弊，比如跟父母出门打工的孩子，不断更换新的环境，使他们融入新环境的能力变得很强，方言学得很快，语言上的潜力很快显现了出来，这也是一种额外收获啊。行万里路对人的性格锻炼所带来的好处，也许过个一二十年才能完全体现出来，然而，如果我们早有这个意识，将今日所受的委屈辛苦，解释为孩子的一笔人生财富，对孩子抚平心中的不平之意，也许是会有好处的。

    然而，社会的关爱也好，代理家长也好，在所有这一切努力中，父母的亲情与教育依旧是不可或缺的。有许多打工家长只是一味用物质来补偿对孩子的负疚，有社会学家认为，一味对留守的孩子满怀歉疚的心态，只会让他们养成骄纵、任性和乱花钱的习惯。而父母的打工经历，对孩子的成才和成人，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材。有位父亲，在城里送纯净水，挣一点辛苦的脚力钱。这位只是初中毕业的父亲，过年送给儿子的礼物是自己一年来的打工日记。他的日记中，并没有文采，也没有多少大道理，只是把他每天送水上门的感受讲出来，讲到40℃度的天气送水是什么感受，零下8℃送水又是什么感受；城里人叫他把水“搁在外头，别进门”他是什么感觉，而大妈们追了三层楼非要送一只月饼一杯热茶又是什么感觉……结果孩子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父子间的心，一下子贴得很近很近。这位父亲虽然和儿子的地理位置相隔很远，但他在对儿子的教育上并不能说是缺席的。

    还有，孩子对寄养家庭的感恩与反哺之情，也体现了打工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水准。当孩子对父母抱怨寄养家庭如何对他们照顾不周时，有的父母就懂得反过来启发孩子，你慢慢长大了，叔叔婶婶负担那么重，你有没有为他们分忧、分担家务？你有没有为堂弟堂妹树立一个好榜样？

    打工父母们背井离乡实际上是为儿女的未来“铺路”去的，而如果儿女长期处于无人管教的位置上，最终背离了他们的期待，他们半生漂泊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因此，在外打工的父母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了解我的孩子吗？他需要什么？我曾为他的成才做过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时常想想这些问题，虽然身在异乡不能像别的家长一样恪守父母之责，但一样可以成为合格的父母。那样，留守孩子的童年才能幸福像花儿一样开放。

    孤独开花VS蒲公英

    每到过完元宵节，农村里总有一些孩子眼巴巴地看着父母们，收拾起大包小包准备双双出门去打工。于是，分离的惆怅很快取代了正月里短暂团圆的喜悦。孩子的眼中流露出深深的忧郁，一些小孩子依恋地拉住了父母的衣角：“带我走吧，我会很乖，我不再要零食和新衣服，如果我连玩具也不要，你是不是可以带我走？”

    有少数的孩子是能如愿地跟随打工的父母外出，但跟父母出门打工的孩子，因为父母不能很稳定地在同一个地方打工，所以常常要辗转各地，过着很动荡的生活。和那些留守孩子的孤独开花相比，“随工”的孩子更像随风飘荡的蒲公英。他们随父母生活在城里，虽然能和父母相守，但不一定全部是快乐的，一旦进入城市，他们的肤色、笑容、打扮，都与城里长大的孩子有明显的差异，他们有可能受到善待，也有可能遭受奇怪的白眼和额外的怜悯……16岁的张春秀，自7岁起随父母外出，她爸爸带着一个工程队替人盖房子，工程队把房子盖到哪里，他们就把家安到哪里。9年间，她从苏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宁波，再从宁波到南京，一直是生活在路上。

    频繁地转学，每一个环境，每一拨伙伴，几乎都是刚熟悉，就要走了。江苏这边的教材到上海接不上，上海的教材到了浙江又接不上，老师的教学特点也是各不相同，都得重新适应。而且每到一地还要交赞助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民工子弟学校都只有小学和初中部，上高中的手续太麻烦了，张春秀的爸爸努力了很久，终于知难而退，让女儿回老家参加中考。

    不过，张春秀对父母带她一同出门的做法深怀感激，她说：“比起那些留在村里的伙伴，我跟爸妈的关系要亲近得多了，眼界也很开阔。”她在城里就读时有机会接触到电脑、英语口语和相当部分需要先进设备的理化实验，在读书和思考的灵活性方面，走在了她的农村同学的前面。

    在诸暨市次坞镇义源村有一个黄砖厂，一个简陋宅院里，生活着一批又一批的“蒲公英孩子”，因为黄砖厂打工的民工流动性很大，所以，每年都有一批异乡的孩子进入镇中心小学插班念书。放学后，简陋甚至漏雨风的窝棚就是他们做作业和生活的地方，黄砖厂里的煤堆和泥地便是他们玩耍的“乐园”……（浙江工人日报 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