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5月12日电 据《每日商报》报道,“151、152、153，总共已经来了153位报名者。”昨天上午，天目山路46号宁波大厦803室的一间办公室里，74岁的吴志夫老人回头冲工作人员老蒋笑了笑，用手指比划出了一个数字。

    去年年底，74岁的抗癌明星吴志夫成立了杭州首家遗体捐献俱乐部，短短4个月已有153人报名，50%的登记者已经签订捐献协议。

    老吴说，明天就要把新签订的15份捐献协议送往杭州唯一具有接收遗体资质的单位——浙大医学院。

    浙大医学院人体解剖实验室主任任国良透露，杭州每年的遗体捐献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教学需要，教学大纲要求四个学生解剖一具尸体，但如今7年制的硕士生每8—10人才能解剖一具。

    任国良说，与捐献者缺少生前的有效互动，是尸源流失的关键因素。而吴志夫及遗体捐献俱乐部的出现，正好堵上这个缺口。

    第一对夫妻捐献志愿者

    今年76岁的徐杏标，退休前是浙江省第一地质大队的领导干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这位老党员早已看透生死。

    老徐说，人，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对于捐献遗体，他退休前便动了念想，但真正付诸实践却又是另一回事。每次老徐试探着提出这事，听闻的亲友无不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因为家人极力反对，而老徐也不知道该往哪个部门办理捐献手续，这事搁浅了很久。捐献事宜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去年年底。

    当时，老徐辗转得知，和他一起参加杭州门球俱乐部的老朋友吴志夫，在杭州成立了首家遗体捐献俱乐部，他赶紧找了过去。

    俱乐部创始人吴志夫，年过古稀。32年前，吴志夫身患晚期喉癌，之后经历了一次转移5次复发，但他一次次挺了过来。疾病终归在他身上留下了诸多印痕，面颊两边深深的手术刀疤，以及经常口渴的后遗症。

    “得了癌症，真是生不如死，只有医学发达了，才能找到治愈方法，子孙后代才能免于受苦。”

    早在1990年，老吴便办妥了遗体捐献手续。

    十多年来，老吴也常常劝说身边的亲朋好友，为医学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去年12月26日，由老吴牵头，成立了杭州首个遗体捐献俱乐部，地点定在潮王路的一幢写字楼里，办公场地由一家保健品公司免费提供。

    俱乐部成立第一天，就来了不少咨询电话，还有人直接登门造访。徐杏标也正是在那几天找上了门。

    老徐说，找到了俱乐部，就像找到了“组织”一样倍感亲切，他回家后，用不用商量的口气对儿子下了最后通牒：我要捐献遗体。

    妻子徐根芬这时也站到了老徐一边，她说：活着在一起，死了也跟着老伴一起走。

    两个儿子终于默许，并在捐献登记表亲属意见一栏里，签下了“同意”二字。

    老徐夫妇，成为俱乐部成员后，第一对夫妻共同捐献的志愿者。

    俱乐部成立4个月来，老吴自制的登记表格上，已经出现近200名志愿者的名字。

    他们来自全省各地，有戎马一生的革命军人，有桃李满天下的辛勤园丁，也有默默奉献的医务人员……来登记捐献遗体的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但年纪最小的罗晓威（化名），今年才29岁。

    罗晓威是社区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早年从浙江医科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他的捐献理由很简单：几年前在学校上解剖课，因为尸源紧张，学生们只能十几人共用一具尸体，实践效果可想而知。

    罗晓威说，遗体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供医学研究能发挥最大的功用，何必要与活人去争土地。

    杭州每年只有20具遗体捐献

    罗晓威当年的解剖课经历，如今在医学院学子身上也正频频上演。

    小王是浙江大学医学院口腔系的大二学生，口腔系学生需要掌握头颅解剖知识。尽管要到大三才能正式涉及解剖课程，但好学心切的她和其他同学，也会拜托关系较好的学长，偷偷带他们去看尸体解剖。

    “从理论到实践，这是一个飞跃。”

    在学校，她也听闻过这样的传言：因为尸体不够，学生上完解剖课程后，要把头颅重新缝制好，供下一批学生使用。

    小王强调，这只是听说，不确定是否真实，但尸体数量紧张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浙江大学医学院人体解剖实验室主任任国良给出了具体数据，来验证学生上解剖课程的难度。

    每一学年，医学院要安排300多名学生轮流进行解剖课程的学习。为了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理想状态是4个学生共用一具尸体，但现实情况很难做到。

    近几年，每年自愿捐献的遗体数量只有20多具，即使加上医学院从其他途径获得的尸体，总数也只够安排8-10个学生共用一具。

    杭州的情况还算好，一些地方院校尸源更为紧缺，有时甚至希望浙大医学院予以“支援”，但事实上，医学院也常常是“自身难保”。

    在医学院7年制的硕士生大学期间，解剖课属于必修课程，分量不容小觑。

    任国良说，就像修电视机的工人，如果没有打开电视机看过电路板、线路图，他怎能修好破损的机器？对学医的人而言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见过人体基本结构，了解血管神经走向，就没有扎实基础开展临床诊治工作。

    “那些曾经没有正式上过解剖课、如今在医院工作的外科医生，也会在手术前来学校重新‘回炉’。”

    4/5登记捐献者逝世后“失踪”

    其实，缺少尸体的矛盾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浙江大学医学院是杭州唯一具有接收遗体资质的单位，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尽管登记在册的志愿者人数逾千人，但实际收到的尸体却只有200多具。

    按照正常程序，遗体捐献遵循自愿、无偿原则。捐献人事先填好登记表，签字认可，并签上家人、单位的意见，送回到具有接收遗体资质的单位。死亡时，家人通知单位派车去接。尸体运达后，首先经历固定和防腐处理，之后进行特殊存放，如保存在低温冰箱中，或是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等，存放两年后，再取出进行解剖。

    任国良坦言，遗体捐献的难度比眼角膜捐献更大。因为捐献眼角膜至少从外观上看能保持尸体完整性，捐献者及家属相对容易接受。但遗体捐献因为要破坏人体结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杭州遗体捐献俱乐部负责人吴志夫透露，即使志愿者本人很“想得通”，家属却常常“舍不得”。上个月，一位90岁高龄的老奶奶转了3趟公交车找到俱乐部，要求无偿捐献遗体。老奶奶兴冲冲地领了登记表回家找儿女签字，之后却再也没出现过。

    吴志夫一打听，原来是老奶奶的子女坚决反对。有一次吴志夫打电话想再和老奶奶聊聊，接电话的却是她的女儿。

    “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以后不要再来骚扰老人家。”吴志夫吃了个闭门羹。

    而即便捐献者已经说服家人并填写好登记表登记在册，失败的情况也很多见。

    大部分死者的家属选择无声无息地消失。许多捐献者从登记表上填写的年龄判断，肯定已经离世，但家属却始终没有来电联系。

    任国良说，一旦捐献者过世，家属在极度悲痛之余，可能很难想到主动联系接受捐献的机构，而另一方面，接受机构平时也不好意思经常与捐献者主动联系，因此无法掌握捐献者去世的具体时间，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任承认，与捐献者缺少生前的有效互动是很关键的一点。如果捐献机构与捐献者能经常保持沟通联络，流失尸源的情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以改善。但实际情况是，浙大医学院不可能专门安排工作人员，与捐献者进行互动工作。

    吴志夫及遗体捐献俱乐部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空白。

    保健品公司搬家俱乐部跟着搬家

    去年12月，老吴找到任国良，提出成立俱乐部的想法，任立刻表示全力支持，并愿意出任俱乐部顾问一职。

    任国良评价说，俱乐部确实可以在捐献人与受赠单位之间起到很好的牵线搭桥作用，对于今后遗体捐献的促进作用很大。

    俱乐部成立后，已经登记在册的已有153人，有意向者50多人，吴志夫与随后加入的4位工作人员，每天忙着接待、回访捐献者，联络感情，增进互动。目前，50%的登记者已经签订了捐献协议书，愿意在身后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

    然而，事情总在磕磕绊绊中前行。

    尽管俱乐部工作人员不求任何个人回报，但成立4个月来，资金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俱乐部的发展和志愿者队伍的壮大。

    2月22日，俱乐部留下了第一个遗憾。76岁的肺癌病人陈连生因病去世，早在今年1月，病重的他和吴志夫取得联系，登记成为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老人过世后，家人及时联系了浙江大学医学院，成功捐献遗体。这也是俱乐部成立后，促成的第一例遗体捐献。

    这本应让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但吴志夫却满腹遗憾。

    因为俱乐部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及资金支持，连办公场地也是临时借靠在某保健品公司，今年2月，因为保健品公司要搬家，俱乐部也只能跟着挪地方，原先的热线电话也被取消了，一段时间都没法办公，以至于陈连生老人弥留之时，俱乐部工作人员都没顾得上去看望他，关心他，大家都觉得很难过。

    如今，尽管办公地点重新有了着落，但因为始终是“寄人篱下”，有时处境确实难堪。

    俱乐部工作人员蒋雁南说，在其中一个办公点，俱乐部没有固定位置，而是要看公司的机动安排，挪位子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公司来了客人，没地方坐，俱乐部工作人员就得坐到摆花卉的桌子边将就一下，很不是滋味。

    一位工作人员说，保健品公司给俱乐部腾地方办公，他们挺感激，但作为“回报”，俱乐部偶尔也得向来访的志愿者推销一下公司产品，这让他们很为难。

    俱乐部成立以来，吴志夫和工作人员始终在商讨一个话题，要通过人性化的服务，让志愿者感受到温暖，让他们觉得，做这件好事，能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

    比如每年组织两次户外活动；给每个志愿者送生日蛋糕；在捐献者弥留之时去看望他们，给他们安慰和鼓励；又比如给志愿者拍摄生前录像片，留下他们的音容笑貌，送给家属做留念；俱乐部也希望能在杭州多开几个报名分点，方便大家报名……

    想法诸多，但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让大部分理念只能停留在空想阶段。

    杭州尚未

    就遗体捐献立法

    4月25日上午，俱乐部组织志愿者到涌金广场举行游园活动，三四十位志愿者从杭城的各个角落赶来捧场。活动内容挺简单，无非是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唱唱歌，但现场气氛不错，还有人自告奋勇吹奏起笛子，荡起一片笑声。

    俱乐部为大家准备的点心并不丰富，两个菜包加一包豆奶，现场竞猜环节的奖品，是吴志夫用收集的废纸裁制而成的小本子。

    68岁的俱乐部工作人员蒋雁南在现场来回奔波，忙着照料这照料那，停歇下来，她叹了一口气，说，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些的。

    为了做得更好，蒋雁南前几天还专门联系过政府部门，希望能有部门接收这一民间俱乐部，提供办公场所及一定的资金，让俱乐部有所依靠，更好地开展工作。

    蒋雁南说，上海、南京，甚至是浙江宁波，都已经出台有关遗体捐献的地方法规，捐献机构挂靠在红十字会名下，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希望杭州也能尽快落实。

    事实上，上海市早在2001年就实施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平均每年有1000多人登记遗体捐献，比《条例》实施前18年的年平均登记数翻了一倍多。

    不过，杭州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答复说，红十字会目前也有开展遗体捐献、眼角膜捐献等工作，但只是零散地开展，还不成系统。目前杭州还没有正式就此立法，红十字会暂时不考虑接收这一民间组织。

    吴志夫说，无论多么艰难，俱乐部也一定会坚持下去。如果有企业或单位愿意赞助冠名，非常欢迎。俱乐部目前有两个联系电话，分别是56853972、56316585。

    蒋雁南从随身携带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剪报，说，我每天都带着它，有空看看，会觉得特别欣慰，我们做的这份事，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支持。

    剪报上是一篇由德国大学临床医学学生的母亲所写的文章，叫《在德国，我们学会了感谢死者》。文中许多句子下面，都留有蒋雁南用圆珠笔画下的痕迹。其中一句这么写道：那些一动不动地躺在解剖台上的躯体，在脑海里一下子活了。他们以前是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有被亲人热切呼唤的名字，他们早我们而去，却愿意捐献遗体，给后人提供研究机会，他们很高大，很值得尊敬。

    (来源：每日商报 作者：记者 李思婧 摄影 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