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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我愿意去坐牢"
冬天的杭州非常寒冷，但却涌动着一股股的热流。
黑幕已经越揭越大，矛头直指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层---中国足协。但是中国足协始终没有什么声音。
李东升的到来带来了一丝希望，但那希望很快又像枝头枯黄的树叶般在令人焦灼的等待中随寒风逝去。
分社对这次足球打黑的报道非常重视，随着事件的发展，分社社长费强和采编室领导多次对调研工作的进程作出具体的指示。总社也有不少领导对此事越来越关注。
国内部的重点报道栏目、以抓热点难点问题见长的"新华视点"编辑室主任陈芸在听了分社介绍的情况后，非常关注事件的进展情况。经过协调配合，我的长篇述评《且看足球打黑如何破门》播发了。这篇文章的发表，真正意味着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从公开和内部两条战线一起强势介入这一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
自从上次那篇内部报告发过去之后，总社就很重视。昨天深夜，总社国内部内参编辑室打来电话，询问事件进展情况。经过对形势的分析，我们决定采访的方向直击这一事件中的重要主体、但是至今在我们的调研中信息量体现不够的中国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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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年前我在北京总社值班时曾经去中国足协采访过联赛部主任马克坚，印象已经不深，记得的就是他额上的头发很亮，是打了摩丝的。
几经联系，把话递了进去，等待他们的答复。
今天早晨，忙碌了一晚上的我还在床上睡觉，家里的电话响起来了，一个朋友打来的，说中国足协新闻办主任董华就在他身边。一个响亮的北京腔传来:"是方老师吗?"
"我是。"
"我是中国足协新闻办董华。"
"你好。"
"你提出要采访足协，要对目前的这些问题作调研，这样，我先向领导汇报一下，等一下给你打电话好吗?"
按照惯例，这样的说法常常意味着起码半天时间才会有回音---领导都很忙的，我们很理解，虽然我们也很忙。
搁下电话我正开始第二次的迷糊。"丁零零"，电话又响起来了。"谁啊?""是方老师吗，我是董华。"嘿，够快的，是为了保密故意撇开我那位朋友吧，这个董华做事很干练老到。
"你们对足球的关心，我们表示感谢;你们能对中国足球的问题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很欢迎你来采访。我们也正打算就这些问题和你做一些沟通，有很多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举措、部署，我们想要向你作一下介绍，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采访的方式?"
"电话采访怎么样?"
"领导的意思，很多事情正在做，还没有对外公布，有一些情况是不便公开的比较内部的东西，你看是否能面谈一下?"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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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初步定在星期五上午，我和领导汇报一下。"
搁下电话我已经睡意全无了。
一会儿电话又响起来了，董华说，足协的几位副主席研究了一下，由阎世铎出面接受我的采访，时间定在星期五也就是12月28日的上午10点。
阎世铎，一个著名人物，就任中国足协法人代表、专职副主席以来，一直被人们寄予厚望，认为从人品到能力都堪孚重任。他以他那句著名的"斩立决，杀无赦"被人们称为"阎王"，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个褒义词，代表着人们对阎世铎新官上任，没有历史恩怨纠缠，能够放开手脚治理足球痼疾的希望。
当新华社记者8年来，我采写过大量的内部调研报道，将各种好的坏的事物以及成熟的或尚在摸索中的规律向中央反映，其中有反映社会新动向的，有揭示问题的，也有总结探索中的新经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过各色各样的人，需要费尽心思，上演一出出的"智斗"，也需要敞开心怀，获得人们对你的彻底信任。在这些采访中，有的批评对象对我恨之入骨，很多干部群众对我热情支持，也有批评对象对我非常感激甚至最后成了朋友，一些原本是为之代言的倒最后反成了冤家。社会很复杂，人是最难琢磨的，那么，这位阎世铎副主席会和我建立起一种怎样的采访关系呢?
我订了12月27日下午飞往北京的航班。
---方益波2001年12月26日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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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疯了么?
他疯了么，自己做的坏事都拿来说，还要揭发别人，想不想在圈内混了?
有人窃窃私语。
这是在杭州世贸中心饭店的二楼。行装各异的人进进出出，面色凝重。偶尔有闪光灯的亮光射出门外。
坐在台上的是宋卫平、李书福和桂生悦。
挂在他们身后的是"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的横幅。台下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
宋卫平正在台上慷慨陈词:"足球关系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自尊心。如果再不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架构，整个中国足球都会毁掉。"
他们在自曝"污点"的同时，批评矛头直指中国足坛的管理者---中国足协。
桂生悦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金钱，却发现受到了巨大的欺骗和侮辱;采取起诉的手段，是要把这种愤怒之情表达出来，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他激动地指出，中国足球丑恶现象不断，腐败丛生，根子在中国足球的管理层。吉利要讨个说法，所以采取了这一法律行动。
"和上海中远队的比赛之后，我们就向足协申诉，我也几次上北京找阎世铎、张吉龙，但他们都很敷衍，我们只能告上法庭。我们受到了欺骗，说是甲B最后一轮由外地裁判来执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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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是这样，而且很不正常地把裁判名单提前一天在上海的报纸上公布。有的裁判一年可以为某些俱乐部吹四场比赛，其他俱乐部根本做不到。中远客场和红金龙一仗，裁判都定了，比赛前一天晚上还可以把一位经常吹中远比赛的裁判临时从厦门调换过来，这没有足协的配合怎么做得到?"
桂生悦说，甲B今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表面上看是各个俱乐部的行为，实际上根子在足协。吉利对上海中远一战是冲A关键性一役，如果这场球当时不判错，就不会有后来的江苏舜天、吉林亚泰、浙江绿城和广州吉利等球队的丑闻，这些球员也不会就这样被牺牲掉。所以说，如果俱乐部有什么错的话，那也是足球的大环境造成的。
宋卫平也说:"甲B最后一轮比赛，我说，这样的毛病白痴才看不出来;别人跟我说，这样的足球环境，白痴才搞足球。中国足协对恶劣足球环境的漠然视之，已经使其成为中国足球的罪人。"李书福在发言中说，阎世铎的"讨假书"，矛头直指俱乐部，何尝有关于足协、裁判的责任的陈述?我们就是要打破中国足协这种专制化的形象。
李书福说，我从事经济活动20年，其他方面也有不正之风，但是绝没有中国足坛这样黑，这样大手大脚。"从事经济活动哪有这么厉害的黑幕，后来我都怕了，这样弄什么时候被抓起来都不知道。"
绿城董事长宋卫平说:"第一次和主教练谷明昌谈，我说，那种场外的钱我们不要给。第二次跟他谈的时候，他说:'宋总，裁判的钱是一定要给的，走遍天下都要给，主场6万元，客场是人家给，跟你没关系。'"一旁的桂生悦说，客场也要给，为了求他尽量公平点。当人们追问是多少时，宋卫平说:"几千总拿不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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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再次追问时，他说:"看比赛的重要性，最多可以达到6位数。"
桂生悦说，每场比赛之前，我们都会接到形形色色的电话。在广州的时候有人出35万买图穆，后来图穆用进球回答了他们。跟上海中远那场球输了以后，有人来电说掌握了上海中远行贿的证据，当然也是要我们出钱买的，我们没有答应。李书福说，没有涉足足球之前，以为这是一项神圣的运动;进入这个圈子以后，送钱送得我自己都怕了，几千块裁判根本看不上眼。经常是主客场都花了钱，那裁判就忙坏了，你的球判给他，他的球判给你，"吃了原告吃被告"，两边做好人，否则摆不平。
他说，自己现在头疼的是这么多钱做账怎么做，现在要审计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宋卫平说，有时看比赛，我都感到一阵阵心酸，比赛的结果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只有球迷不知道，还在热情地欢呼。
他说，看看比赛结束之后中国足协对裁判工作的陈述，一片大好，99%的裁判没有问题，难道裁判的问题他们没有看到吗?这太令我们伤心了。
他说，对中国足球的这种丑恶现象，俱乐部如果不抗争，是对关心足球的方方面面不负责任，是同流合污!他还指出，这种场面如不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进行清理，最后裁判也会成为恶劣的足球环境的牺牲品，付出的代价将会非常沉重。
"为什么我不把这些裁判讲出来呢?"他说，"因为讲出来肯定够得上刑法，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足球本来只是一种play，不应该这样血腥。"
李书福和桂生悦在回答记者关于"黑钱"的提问时说，每场比赛之前，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电话，都说自己是代表裁判的，说出来的关系足以让你相信够"铁"，要求你给多少多少钱，就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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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裁判搞定。有时还会出现对方球员或俱乐部打电话来说，想赢球吗，报个价吧。给个点球，或者帮助控制场上局面等，都可以报价。联赛到后来关键时刻，每场价码甚至达到100万元以上。
整个赛季，吉利大概送了有几十万元"黑钱"，但是具体数目"还要查查账"，他们透露说。和中远汇丽比赛后，还有人打电话来，说有中远汇丽送黑钱的证据，"当然，也是要我们花钱买"。有的中间人是不是自己把钱黑了，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看效果是最好的判断。李书福说。
宋卫平说，这样的事情早就是公开的秘密，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全运会我们跟山东队的一场比赛，山东队已经出线了，有人示意出点钱山东队可以"放水"，这样我们就可以挤进八强，奖金是100万元。不过10月6号的事件对我们的教训已经够大了，我们再也不会做这种犯罪的事了。两家俱乐部的老总都表示，自己都参与了这些黑幕，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李书福说，只要法庭需要，我们就可以提交证据，送钱虽然很难做账，但都是做了记录的。"现在问题是好像谁都不需要这些证据，没有人需要"。
李书福此时收到手机短消息，他大声地读了出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漂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是劝我不要告了。我们很可能被葬送掉，不过我们并不害怕，我们怕的是法庭根本不来取证，不需要我们提供这些证据。如果牺牲了我们能令中国足球扭转乾坤的话，高尚就是我们的墓志铭。"接着，宋卫平说了一段非常动情的话，他说，吉利这么做，不管我还搞不搞足球，都要支持，不支持是没良心。
这种支持是要付出代价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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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治行贿罪，我相信在足球的范围内，讲讲足球还是自由的。
有记者提出，举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国足球是一个赌场，你们都是赌徒，同样要追究责任。
李书福说，假如这个赌场是被批准的，我就没有问题;但这个赌场未被批准，所以我就退出了。
宋卫平说，肯定要有代价，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的性质，是在犯罪，我们今天这么做，是在争取坦白从宽。首先是整个环境是这样的，我们也很难避免，我们对于自己的人性的弱点，并不讳言。如果要我们承担责任，那也是无可奈何，既然做了，就要承担。
"铁窗，不是没有可能的事。"他说。看到球迷为了这个充满魅力的纯洁的足球而欢呼，我们感到值得，但是自己别的事情都不能做了，对于个人来说是代价太大了，"过于沉重"。
宋卫平说，我们无意给中国足球抹黑，无意毁坏中国足球的形象，但问题必须解决，不能任其泛滥。曾经有一个比足协官员还权威的业内资深专家和我说，他听说一支甲B球队最后几场比赛的花费在1000万元以上。我绝对相信阎世铎的人品，但不能寄希望于他个人，而是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和组织结构。我们俱乐部应该结成联盟，维护自己的利益。
吉利和绿城都认为，中国足球环境恶劣的根子在于管理体制的架构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法制化。宋卫平说，吉利诉诸法律是希望司法管理介入"行规管理";对于尚在圈内的各个俱乐部，则应该结成联盟，足坛靠"人治"永远没有希望，不要希望什么"救世主"，而应从管理架构和自身约束入手，建立良好的现代化制度，为建设足球管理的科学机制而做出实际行动。完全可以采取给予俱乐部老总联席会议一定的权力，以及让德高望重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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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老裁判员和媒体代表组成足球听证会等方式来治足球界的顽症。
谈到将来，李书福提出，足球报纸炒了这么多年了，没什么用，没有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社会的注意，吉利准备拍一本电视连续剧，题目就叫《黑哨》，反映足坛的黑幕，绿城表示愿意参加投资。
记者问起今天这样的活动之后，绿城将怎样对待这个足球环境。宋卫平说，以后有机会，请客吃饭，送点土特产，表示传统的热情礼仪，在正常范围内，还是要有的，但不会提要求。他表示，宁可在球场上被消灭，也不会再去犯罪了。
宋卫平说，前段时间，足协曾有一纸传真发到俱乐部，表示"足协没有组织过任何调查，俱乐部接受任何调查，都必须经过足协同意"，我很纳闷，一个行业协会居然可以命令我们不能讲话。这就是行规，行规要我们不说话。《足球》报上登过《我给裁判送红包》这样的文章，很容易调查清楚，但又有谁去认真调查过?我不知道明年我们绿城的各级球队会受到哪些裁判的"照顾"，但我会展开寸土不让的斗争，我倒要看看哪些裁判会明目张胆地欺负我们!
吉利已经退出，绿城又将如何?
宋卫平说，"假球"、"黑哨"这些问题由来已久，没有随着联赛的出现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在这个圈子里，我们与李书福的经历和对足球的认识都不同，所以不会轻易退出比赛。从一个圈内人的角度，我声明两点，一是我们对中国足球还抱有信心，我们还将按照足协的一些办事规程来做事，包括上诉，我们还是会首先考虑跟足协作足够的沟通;二是下个赛季，我们绿城队不会拿出哪怕一分钱，去做那些贿赂裁判之类的"场外工作"。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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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在足球场上被对手消灭，也不愿意再犯罪。"10·6"事件，我们的球员被收买了，这就是给我们绿城的一个最响亮的耳光。但是我们太爱足球，不能自拔，只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也预料到，不给有关人士送钱以后，我们的球队会遭到这样那样不公平的待遇。如果这样，我们一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跟丑恶现象展开寸土不让的斗争。我们认为，在足球界，什么都可以腐败，但是裁判不能腐败，裁判腐败就相当于社会中的法官腐败。
宋卫平说，吉利退出足坛和绿城誓言不再行贿，都表明浙江人的一种态度---与目前中国足坛"假球"、"黑哨"当道的丑恶现象势不两立。
宋卫平说，尽管浙江足球现在并不景气，但是浙江人的传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经过一些年以后，浙江足球总会有一席之地，总会有为浙江争得荣誉的一天。只要我们生意上经营得好，就还会把足球继续做下去。
联手曝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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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有很多魅力，有很多让人感动的东西，不要因为足球场上的黑暗而远离足球。"他说。
这是最大规模的揭露黑幕的活动。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几十家媒体记者听到、看到了，也记下、拍下、录下了。
见面会结束后，吉利的一位工作人员将一份写着《黑哨》拍摄提纲的材料送到宋卫平处。
实际上，宋卫平早就想把这些天来郁积胸中的块垒作一宣泄。本来还有点顾忌和犹豫，后来听到李书福和桂生悦在广州的讲话，一下子激发了他的情绪，就主动打电话给李书福，专门邀请他到杭州来"讲一讲"。
在会后的闲谈中，宋卫平显得很沉默，也许，他也不知道这样的放言无忌，会在那不可知的未来，给他带来怎样的命运。
我的第一份内部报告
当晚，我在一种激奋的情感中，运用这段时间以来积累的大量资料，在同事章苒的帮助下，写成了一份长达3000字的内部调研报告，连夜发往北京。就是这份内部报告，使我以一种特殊的状态，深深地介入了这场足球反黑斗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工作的纪律要求和现阶段的情况，这份内部报告不能在本书中出现，希望读者朋友见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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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锋
一个打官司，一个炮轰。中国足协作出反应。这是此次打黑风波中中国足协的第二次表态。
12月19日下午，在北京昆仑饭店召开的中国足协新闻通气会上，中国足协发言人董华就最近发生的反黑事件和吉利诉讼事宜表明了中国足协的态度。
他说，中国足协已经通过传媒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并高度重视这一事件的发展。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严厉处罚足球比赛中的各种违规违纪，坚决打击足球比赛中的舞弊行为，是中国足协一贯的原则立场和态度。
比赛中的不正之风和舞弊问题严重地干扰了中国足球的发展，必须给予严厉打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足协与各个甲级俱乐部、新闻媒体、广大球迷和社会各界的态度、目标、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欢迎甲级俱乐部、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对足球界有关违规违纪问题进行监督和举报，同时我们也希望所有参与、关心中国足球的单位和人士能够依法和遵守国际足联中国足协的有关章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发表言论和处理有关事件。
中国足协在此再次重申认真对待、严厉查处的原则，对于属于违法违纪的问题，无论涉及到谁，涉及多少人，都将依法进行严肃处理。中国足球和中国的甲级职业联赛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足球中发生任何违规腐败行为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决心和行动，也需要全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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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足球经过半个世纪，特别是这些年的改革发展迎来了今天的大好局面，实属来之不易。我们每个人应该珍惜，只要我们携起手来，就能促进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
另外，今天上午中国足协确实已收到了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寄来的有关诉讼通知书和民事起诉书的副本，我们现在已将此事委托相关律师全权处理。对于广州吉利俱乐部起诉中国足协一事，我们的态度是:尊重法律和国际足联的有关章程。我们将通过法律的程序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针对这一表态，浙江方面立即作出反应，反黑事件中的两个主角直接发生短兵相接的交锋。
绿城方面表态说:我们对中国足协就此事件表示出的打黑决心感到欣慰。前不久我们揭露的问题，是中国足坛目前的大环境造成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年才有的，也不是偶尔发生的，可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有效改变。中国足协作为全国足球运动的管理协调组织，在促进足球运动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对于所出现的问题也负有领导责任。
作为第一线的俱乐部，我们深切感受到目前中国足坛某些方面环境之恶劣，潜伏的危害之严重，我们深受腐败之风的侵扰和伤害。对此，足协也不可能没有察觉、一无所知，可遗憾的是由于所处角度不同，大家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判断还不一样，足协似乎还缺少切肤之痛和紧迫感。
现在社会各界对足坛腐败现象之严重已经有了普遍共识。我们认为，足协应该更积极、更勇敢、更主动地直面问题，拿出具体措施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动地根据下面的反映应付了事。
作为基层俱乐部，我们当然希望能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我们此前已多次这样做。可事实说明，这个渠道还不足以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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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们认为更大的影响和压力，有助于迫使有关方面更加重视，更加积极地解决问题。我们这样做不含有任何私利，惟一的目的就是切实解决问题，促进中国足球更加健康地发展，让足球真正成为积极、真实、健康、快乐、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尚运动。
吉利董事长李书福因去德国联系生意，没有就此事表态。
陈培德扬眉剑出鞘
向来与体坛丑恶现象势不两立，屡次大声疾呼的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十分钦佩宋卫平他们的勇气，给予声援。他在接受央视等媒体的采访时，说话锋芒毕露。
陈培德表示绿城和吉利今年也或多或少介入了黑幕，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他们作为足坛新人，这样做更多的是一种"花钱买公平"的无奈之举，现在他们能批判、否定自己，在不惜毁灭自己的同时站出来揭露黑幕，勇气难能可贵，应该受到支持和保护。
陈培德非常明确地说: 直面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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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头就有涉及到具体受贿人的材料，不过在这里还不能公开，因为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查实，也需要听当事人的说法。我们揭露的目的不是为了炒作，而是为了解决问题。"
他对着电视镜头大声责问:"那些心里有鬼、拿过黑钱的人，你们现在一定会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吧?你们今后还敢这样做吗?"
陈培德并不认为打击足坛腐败无从下手，难以进行。"只要有党中央抓经济领域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足坛这些问题哪怕是一对一的事也查得出来。"他认为，裁判大发横财完全涉及到了法律问题，一定要有司法介入才能解决，"如果有更多的俱乐部为了中国足球的命运，也为了俱乐部的命运，能像吉利、绿城这样站出来说真话，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向足坛腐败宣战，郑重承诺不再涉足黑幕，那中国足球才真正有希望"。
12月21日，消息传来:12月21日，中国足协裁判办公室主任李东升等人受命飞赴杭州调查有关"黑哨"的问题。
李东升一到杭州，就和宋卫平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秘密会谈。
据宋卫平后来讲，当时他就已经将有关的情况对李东升作了详细的介绍。他甚至将绿城的具体比赛场次中哪几场是做过裁判"工作"的都告诉了李东升。宋卫平认为，这实际上已经将具体的受贿裁判名字告诉了李东升，中国足协应该已经有了足够的调查线索。
更加重要的是，在这次密谈中，宋卫平拿出了一个"重磅炸弹"，那就是一封裁判的忏悔信。他同时告诉李东升，这个裁判已经将从中间人处收到的4万元钱如数退还给绿城。
这封信的原件和4万元钱都保存在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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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升于次日回京，将这封信的复印件带回了足协。
这封裁判来信一下子吸引了媒体的强烈关注。吉利和绿城关于"黑哨"的呼吁不是空穴来风，实实在在地就有人来表示忏悔了。舆论大哗。
我立即赶到陈培德处，作为一名老体育局长，陈培德对新华社的调研工作非常信任，他向我出示了相关材料。
有关工作人员从体育局的保险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拿出四沓钱，每沓1万元，其中两沓的捆扎法和另两沓不同，看起来就好像出自两个银行。上面分别盖着两个银行职员的名章。还有一封信，信皮上还写着中间人的名字。
这封电脑打印的来信以"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为题，全文如下: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 忏悔信和退还的"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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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接受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就目前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与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行为，深深的（原文如此）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现在写的这份材料，我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1.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2.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的支持。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全国的裁判们，都会受到震撼，会接受教训。我也呼吁全国的足球裁判都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署名为"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落款时间为"2001年12月17日"。但是整封信没有手写的任何痕迹。
12月26日，浙江省体育局将这封信向部分媒体作了公布。
陈培德专门针对这封来信，表明了四点意见:
第一，这封信说明吉利、绿城对裁判"黑哨"问题的揭露和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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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体育局的表态，决不是空穴来风，其严重程度不可低估。说明我们有的主管部门过去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并对有问题的裁判按行规内部处理，才使"黑哨"和"巨贪"现象愈来愈严重，愈来愈普遍，很值得主管部门从领导和管理的角度总结教训。
第二，那种主张内部解决问题，不让媒体介入的想法和做法，不可能产生足够的震慑力。这封来信恰恰证明，媒体为足球反腐败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攻势，正是舆论的声势，对足坛的黑暗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管理部门应与媒体很好地合作，充分依靠媒体，才能打好足球反腐败这场政治仗。
第三，那种按行规来处理足球的问题，不要司法介入的观点是法盲的表现，足球的活动岂能成为法律的特区和盲区?只有司法介入，足球反腐才可能走向彻底。
第四，为了彻底揭开足坛腐败的黑幕，应该对敢于主动公开承认自己有行贿和受贿行为的当事人给予保护，处理上应尽可能从轻，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出来说话。
据悉，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已经辗转联系了相关的一些收过黑钱的裁判，也已有一些裁判主动与绿城俱乐部联系。不少裁判表示自己做了错事，担心曝光后受到法律的制裁，希望俱乐部不要暴露他们的姓名，这次如能和俱乐部私下了结，今后绝不再参与这种肮脏的交易了。
很多人怀疑，裁判有这样的觉悟?不需要逼迫就如此具有忏悔意识?
在后来一次闲谈中，宋卫平告诉我，实际上并不是这位裁判主动，而是宋卫平在12月14日发表揭黑宣言之后，感觉应该找一个例证。他拨通了一位他认为人品还比较好、可以配合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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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话，那位裁判自己也正愿意将这笔钱退还给俱乐部，双方一拍即合。宋卫平同时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材料作为说明，这就是这封忏悔信的由来。
宋卫平反复强调，他们这样做，"没想和任何人作对，只是为了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净化中国足球的环境"。
已经被有些媒体称为"打黑斗士"的宋卫平对现在的局面打了个比喻，"我就像一个中场球员，中国足协就像一个前锋，我已经把球传给了他，能不能破门得分就看他的了"。
李东升带着宋卫平的"传球"回北京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资料链接】
本文作者李洪文曾担任深圳平安队副领队，曾经经历过足坛的许许多多是是非非，是中国足球许多幕后交易的目击者。文中的王先生是李洪文的好朋友，与他有着极其相似的足球圈中人的经历，王先生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对李洪文自己某些经历�"复印"。
---编者
我给"黑哨"送红包
---一个俱乐部官员披露绝对内幕
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几乎无一不受到过"黑哨"的侵害，而这些曾饱受侵害的俱乐部却往往又成为了下一次"黑哨"事件的制造者---为了球队的成绩、投资人的利益和地方的荣誉，他们"不得已"铤而走险。于是，那一声声刺耳的哨声在绿茵场上此起彼伏、屡禁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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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甲A俱乐部任职多年的王先生可以说是"黑哨"方面的权威。他曾在这条隐蔽的战线与裁判们打过两年的交道，他的诉说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对"黑哨"现象及其丑恶嘴脸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对于他的坦诚，王先生解释说:"有一点需要申明，我所在的俱乐部和广大正直的球迷都是这些丑恶现象的经历人和目击者，我们所有人都曾被这名'惯犯'所侵害。那些违法者，正是由于受害者的沉默才得以逍遥法外。现在，在'检方'需要指证时，是顾及名誉和颜面还是伸张正义?我想所有正直的人都会有自己正确的选择。"
以下为王先生的自述。
一套运动服换来了一记点球
当时俱乐部的每个人都没有"收买裁判"方面的经验，在足球圈内也没有可靠的内线关系，所以我只能"硬闯"。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接近裁判。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裁判的接待工作均由比赛地的足球协会负责。因为向裁判"行贿"，甚至提一些额外的要求，毕竟属于俱乐部极端"隐私"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绕开地方足协而单独工作。
1998赛季我们队主场对大连万达队的比赛前，球迷在私下的场合就经常抱怨联赛环境的恶劣和赛场上"黑哨"的横行，同时对我们队保级的前景充满了忧虑。
"决心"似乎到了该下的时候了。
比赛前一天（星期六）的晚上，我悄悄来到了地方足协指定的接待裁判的某度假中心。
虽然执法的裁判员加上第四官员一共来了四人，而且当时还未确定第二天的主裁判到底是谁，但是我还是凭着经验确定其中的一名国际裁判一定会是明天比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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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哨。趁着他用完餐刚从餐厅走出之际，我贸然地向他表明了身分，并将事先打听好的价码:吹胜一场，主裁判2万元，边裁1万元，平局则减半的原则告诉了他。当时他对我的"冒失"略感惊讶，随后环顾四周，低声地对我说:"大连队很强啊!到时候再看，我住在×××房间。"
从酒店出来，我心里非常忐忑，他的态度让我难以琢磨。也许一切真的要到比赛的时候才能分辨出来。
比赛的主裁判果然是他。在大连队如潮的攻势面前，我们队只能极力死守。而我只能在暗暗为自己球队祷告的同时，期盼着只有我才明白的那一刻尽早到来。
窃喜!像我这样性情外露的人第一次体验到与外人不能分享的快乐。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整天做着白日梦的穷光蛋突然发了一笔不义之财一样。上半场20多分钟，他吹给了我们队一个点球!看台上沸腾了。我身边的球迷在激动地议论:这是我们队今年主场的第一个点球。好像有了点球，他们心爱的球队就有了保级的希望。
可最终的结果还是我们队以1比4惨败。既然失利了，原先的承诺也就失去了兑现的依据。但是为了这一记难得的点球，特别是通过这记点球，让我们尝到了"禁果"的甜头，我还是将一套价值不菲的"阿迪"运动服送到了他的房间里。
红包惹来的猜疑
总结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我对以后工作的步骤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大概是对上海申花队比赛前，由于地方足协的接待用车发生了故障，所以俱乐部临时抽调了一台车帮助足协接送裁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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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当时刚到俱乐部工作不久，足协的人员对我并不熟悉，所以我就冒充为驾驶员，这样可以有全方位的机会去接触我的"对象"。
为了让裁判们了解我们的诚意，同时遵循必要的"视结果付钱"的圈内原则，我事先给裁判们每个人一个装有2000块钱的红包，价码也提高到胜一场，主裁判4万元，其他裁判2万元，平局则减半。可没想到，正是这个红包，却惹来了不必要的猜疑。
比赛前一天的晚上，那个与我已算熟悉的边裁打电话给我，说第四裁判认为其他人拿的红包比他的要厚，虽经过他们之间的解释和协调，但该人坚持认为不是其他裁判在红包上做了手脚，就是我这里"厚此薄彼"，并希望我能够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真心"想帮我们的裁判与第一次的那个"好心人"一样，由于我们队的失利，他们也只能空手而归了。
把钱带到客场去。
那是一个北方城市。我们队的保级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面对其他赛场近乎疯狂的"假球"、"黑哨"，我们每个人当时心里都十分清楚:除了球队的实力，"外力"已经举足轻重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足球圈已经被完全颠倒了。
接触裁判多了，也算是有了几个熟人。得知"他"要执法这场比赛，我拎着钱就与球队一同赶到了赛地。赛前赶到裁判们下榻的酒店，在大堂里见到他，只一个眼神，一切就尽在不言中"了。
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倒不是说风险有多大，关键是不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有驾驭局势的信心。你做"工作"，对手就不做吗?你做"工作"的力度有对手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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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谢地!1比1的结果让我满意了。对于我们队追平的那个球，我专门问过队里的几个队员，他们都认为这个进球是个好球，不像对手和当地球迷认为的是个越位球。
吃过晚饭，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已经在赶往家乡的火车上。在电话里，"他"除了向我们队祝贺外，还一再强调我方的进球完全�"可吹可不吹"的范围内……我向"他"表示，这次没有机会见"他"，等"他"以后来我们主场，我再和"他"好好"聊聊"。
谁知，一别至今，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这应该算是我的一大"遗憾"（在我这儿，他拿到了可能是他今生的最后一笔不义之财）。
这是另一名裁判，那1万元钱，也是我惟一送出去的一笔"贿金"。
关键的保级战，关键的主场。我们队拿到了至关生死的一分。事后，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将1万元钱包好，来到了他所居住的酒店。等了近两个小时，他的房门依旧紧锁着。我干脆找服务员，请她将他的房门打开。服务员坚持未经客人授权，她无权将我带进酒店住客的房间。
对付一个小姑娘比对付一名裁判毕竟容易多了，我让她以送水的名义带我进去，并在她的监督之下给住客留下纸条和所送的物品。
这之后不久，这名裁判因在当年一场重要的赛事中严重的误判，遭到了中国足协禁止执法的严厉处罚。如果在那场比赛中他确实清清白白的话，那么这1万块钱就是他至今收到的最后一笔"不义之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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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黑哨"
这名裁判，和我队颇有缘分。因为这几年我们队与沈阳队的客场比赛，大多由该人执法，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他却是最让我们队员、俱乐部官员和圈内人士有苦难言的人。
如果不是1998赛季的那次"意外"，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将会始终高大、完美。
由于接他的车辆没有按时赶到机场，他便"一怒之下"自己打的进了市区。不巧的是，由于路上警察查车，他就将一肚子气撒向民警。后来幸亏足协的人来了，才替他解了围。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他执法我们队这场比赛入场前作为牢骚讲给了与他相熟的一位队员。事后我也与有关人士进行了核实，证实他所言的并非杜撰。我始终认为他是一�"干净"的裁判，但是在此之后，只要是他执法我们队的比赛，他对我们队的判罚都让你"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不用任何人做任何"工作"，从他嘴里吹出的哨声却比"黑哨"还刺耳。如果说"拿钱吹哨"是品质问题，那么这种"借哨泄愤"则可以称得上是彻头彻尾的道德问题。
从他身上，我才知道，没有金钱的诱导，"黑哨"照样可以滋生。
写这篇文章可能会得罪一些人，这一点我能预料得到。有关我所经历的"黑哨"事件在圈内似乎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对一个或所有希望中国足球真正"站起来"的人来说，这些是不能回避的。
（摘自《足球》报2001年10月17日作者:原深圳平安队副领队李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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