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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益波,《黑哨调查》连载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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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雨夜来了黑衣人

  足坛打击腐败的行动目前已进入了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此时尤其需要人们保持冷静和理性。

  目前,各路媒体记者齐聚打黑风暴中心的杭州。有的地方媒体公布8名"黑哨"名单,其真实性受到怀疑,被点名的裁判开始反击。15日夜至16日晨,一位青年男子雨夜到杭,揭发"某俱乐部"和"某著名主教练",成为众多媒体争相报道的重点。但今天这位男子已承认他所谈的许多内容是"胡编乱造"。在足坛打假行动中竟然出现造假行为,给这场健康的体育反腐败行动蒙上了阴影,也促使媒体反思。

  现在反"黑哨"斗争需要媒体进行踏实的调查研究和全面客观的报道。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在昨天下午举行的浙江企业界支持绿城打假扫黑座谈会上再三说,新闻界在这次行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应该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本着使事态往良性方向发展的目标去努力。

  目前,媒体、法律专家以及当事人都在积极探讨司法介入的可行性,试图为这次足坛反腐败行动寻找到一个突破口,这才是当务之急。

  整治中国足球环境,意义深远,关系重大,个中矛盾错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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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对当事人、媒体和球迷而言,如果说在打黑的起步阶段,勇气和胆识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到了打黑的深入阶段,最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足够的耐心和理性的评判。

                          ---方益波2002年1月18日手记

  傍晚拿到"黑名单"

  傍晚,正是街上车水马龙的时候。一眼看去每个人好像都在为"打黑"取得进展而高兴似的。

  电话里传来消息,有一份重要的材料即将送出。

  我赶到宋卫平的办公室,一张从电脑上打印出来的纸已经摆在那里。

  这是什么?

  这张薄薄的纸上印着《情况汇报》,是绿城在这个赛季"做过工作"的所有裁判的名单、具体金额以及交付细节等。

  其中有主场的情况,也有客场的情况。

  "全部都在这里了。有的我都感到吃惊,有一些是我从前所不知道的。"宋卫平说。

  有一句话让我感到触目惊心:绿城对××(第×轮)通过中间人给主裁7万元现金,由他做主裁工作。

  "要知道,这个主裁是孙葆洁啊,这可是金哨。不过我估计是中间人把钱吞了,孙葆洁应该不会干这样的事。"宋卫平说。

  我立即赶回家中,并于当夜通过相关渠道将消息发往北京。总社又编发了一个公开稿。

  第二天,大小报纸都登出新华社的这条电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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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城交出全部裁判"黑名单"

  新华社杭州1月7日电(记者方益波、杨明) 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今天把全部裁判"黑名单"交给了本社记者。

  这份题为《情况汇报》的材料,包括了在这次甲B联赛中俱乐部"做过工作"的主客场全部裁判的名字,以及具体金额、交付过程等相关内容。

  这份材料中涉及的裁判总共有8名。有的是赛前收钱,有的是赛后收钱,也有的是赛前有所承诺,因为没有获胜而未兑现的。给付或承诺的"黑钱"数额最低3万元,最高达到16万元。

  新华社已经通过有关渠道进行反映。

  与此同时,宋卫平已经将这份名单派人送往中国足协,希望能对中国足协的工作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消息一出,舆论再次哗然,有人推算出上次提供给新华社的名单和这次名单之间场次和人的重叠,认为最后名单应该是9个人。从此,围绕这9人名单,猜测、怀疑、威胁、呼吁以及举证、宣称要诉讼等纷至沓来。

  在此期间,很多人再次把盼望的眼光投向司法介入,希望司法介入能真正将涉案裁判查个水落石出。

  也有很多人开始进入一个"'黑哨'猜猜猜"的大转盘。

  有不少媒体开始对有关裁判在这次联赛中的表现作各种分析,试图从中找出名单上的蛛丝马迹。

  而此时,北京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

  中国足协自从阎世铎回北京之后,就没有了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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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有消息传来,足协领导指令李东升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了一些裁判谈话。谈话内容及结果都不得而知。

  大家都在等待中。

  前段时间的喜悦渐渐消失了,人们在等待中开始怀疑,在怀疑中,焦躁的情绪又逐渐抬头。

  一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吵醒,一看时间,已经是凌晨1点钟。来电者是夜猫子宋卫平。

  他的声音显得很焦灼,和从前从容淡定、信心十足的状态很不一样。他告诉我,他已经把"黑名单"给了有关权威媒体,假如足协在几天内再没有消息,他就准备同意由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在1月19日的节目中播出。我感觉,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杀手锏"。

  宋卫平已经等不及了。

  1月5日阎世铎来杭州时,他曾经在充满希望的情况下说,"这次的变化是突然的,今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个突然"。现在看来,他无意中说出的话应验了。

  宋卫平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本来他一直希望通过协助、配合中国足协,推进反黑事业的发展。假如足协有决心,他会投身在足协的大旗下,但是现在没有看到落实,他身上的那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又冒出来了。

  在多个场合,宋卫平已经表明态度:"受招安得有一个条件---让足球环境真正干净起来。"

  他明确表示对中国足协目前的工作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我要中国足协给个说法,一个阶段性的说法。"否则,他表示就要把相关的内幕全部抖出来,甚至连"联赛崩盘也无所谓"。

  1月15日,上海电视台记者通过排出名单并在电话里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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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给宋卫平听的方式,向他进行求证。宋卫平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但表示�"差不多吧"。上海电视台公布了这个"差不多"的名单,其中包括"金哨"孙葆洁。这个消息立即使社会舆论炸开了锅。有关裁判纷纷采取措施。孙葆洁发表严正讲话,表示要打官司。张宝华也发来了律师函。宋卫平后来说:"这个名单和我们无关。"明确表示不予承认。但是在上海电视台记者向他道歉时,他又说,他是说了差不多,实际上也确实是差不多,所以没有必要道
歉。

  雨夜来了黑衣人

  1月14日深夜,电话响起。

  一个声音在电话里对我说,希望我能确证一下宋卫平有没有收到关于中远俱乐部收买裁判和著名教练员收买球员的证据。

  电话连续来了几个,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据宋卫平说,1月14日,他在上海的时候收到一个神秘来电,对方宣称他手上有中远俱乐部收买裁判的证据和著名教练徐根宝以5万元收买浙江绿城球员夏青的证据,愿意提供给宋卫平,为处于打黑困境中的宋卫平出一分力。得到这个消息,宋卫平喜出望外。他在上海和此人接触之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杨明。杨明立即发出了通稿。虽然没有点出俱乐部和教练的姓名,但已足以引起轩然大波。

  在稿子中还说到,此人愿意近日在公众前亮相指证此事。据了解,这位神秘男子是通过曾做过霍顿翻译的谢强,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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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宋卫平的手机号码的。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新闻调查"的记者马上赶到上海,在宋卫平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位男子,进行了采访。

  1月15日深夜到16日凌晨,杭州发生了一些神秘的事。

  天下着大雨,寒气逼人。

  消息传来,那位神秘男子将在当晚从上海抵达绿城俱乐部。绿城想约请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以及杭城几家主要媒体的记者,召开个小型见面会,让这位知情人在媒体面前讲讲他帮助汇款的经过。据宋卫平讲,因为上次拿出那封裁判忏悔信,结果引来关于信的真伪的怀疑,所以这次特地请一些记者朋友作个见证。

  当我按照预定时间,在8点多钟来到位于杭州西山路的绿城俱乐部时,发现花木掩映中的俱乐部已经是人影憧憧。汇聚杭州的全国很多媒体得到消息,纷纷赶来。

  俱乐部副总经理刘维宏正坐在那里看电视。我和他打了招呼之后,就在会议桌旁坐下来等活动开始。一位朋友走过来,嘀咕着:"说好只通知5个单位的,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记者们进进出出,都是默默的,好像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即将开演。

  外面的雨哗哗地下着。

  烟抽了一支又一支。

  一直没有动静。

  偶尔有人声从门口传来,有的记者跑出去,电视台架起机器准备拍摄神秘人在风雨中进门的经典镜头。结果却发现是一场空。我给宋卫平打电话,他说:"还在谈,还在谈。"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刘维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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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那里,一直就没有动过地方,也不说一句话。

  有人跑进来,说:"不来了,不来了,活动被取消了。"他没有多解释什么,就又跑开了。

  "走,走。"本来就觉得计划可能要泡汤的记者们纷纷散去。

  我的手机响起。"你别走,等一下再回来。"一个声音在电话那头说。

  我走出门,到车里坐了一会儿,看着一辆辆采访车打亮灯离开,雨水在车前灯的照射下划出箭一样的流线。

  再走进门的时候,俱乐部里只有会议室还亮着灯。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的记者和浙江电视台的记者先后出现,随后,《杭州日报》的俞翔和《钱江晚报》的吴鹏也来了。吴鹏淋得衣服上都是水。

  10点半,门口人声喧杂,宋卫平没穿外套,和桂生悦一起匆匆走进会议室。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尽管他身边有很多人,但是那种闪烁的神情让人一下子确定,就是他!

  这个人穿一身黑色西装,里面是蓝衬衫,没有系领带,体形单薄,面目给人一种俊秀柔和的感觉,右手戴一块钢表,左手腕戴了一串佛珠。

  他坐在会议桌中间,宋卫平和桂生悦左右一边一个。电视台的摄像机立即对准了他,他叫起来:"宋总,这个……"他用手指着摄像机镜头。宋卫平说,只是朋友,留个证明,不播出的。

  宋卫平首先发言: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讨论足球的阴暗面,集中在俱乐部如何做裁判工作这个问题上。绿城的有关情况都已经说过了,今天有上海的朋友过来,是长期在足球圈内的,和大家作一些沟通讨论。桂生悦说,沿宋总的话题,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地步了,我们感到自己肩上负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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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责任,已经不单是发发怨气。我们认为有责任借这次机会,彻底改善中国足球的环境。这是我们肩上的责任,也应该是中国足球今后发展的方向。

  宋卫平说,他们已经向中国足协提供了名单,一共是9个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做过张建军的工作,是通过中间人给的,桂总这里也是通过中间人给了张建军钱。

  在两人都指认张建军就是"黑哨"之后,这个神秘的青年开始说话了。

  他说,他今天能坐在这里,是冲着宋总的义举。是宋总的魄力,使他鼓起勇气,把一些事实提供给宋总。他说,他从事了好几年的足球工作,一直听说存在中间人,他自己也从事过有关的工作。他认为,"假球"、"黑哨"在中国足坛已经是很泛滥了。

  他揭露说,××在上海客场对中远作战,比赛进行到第75分时,他已经获知,中远马上就会换上外援×××。这个球员突破能力很强,特别是在禁区前的突破,他能在禁区前假摔以骗取点球。他打电话给客队的副总经理,告知这个情况,要他转达给主教练,不要让球传到这个外援脚下。但是比赛到最后一刻,那一幕还是发生了,在这名外援的配合下,中远在禁区前突破进了一球。他借此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对中远情况非常熟悉的人,说中远的准备情况他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到。

  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在中远做财务工作的。当时这位朋友就对他说,这场球中远肯定能拿下。他们早在10天前就已经做工作了,要不裁判怎会换成中国内地裁判而不是预先说好的外籍裁判。他就向这位朋友刨根问底,现在手上也有了一份证据。

  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电汇单复印件,上面的金额是30万元,是中远俱乐部汇到北京建轩体育服务公司的。他说,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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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掌握,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张建军的太太,这是一家体育中介服务公司。他还说,有可能他朋友所说的十天前就做了的工作包括这个换裁判的事,但是没有证据。

  当有人问他这么做的动机时,他说,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没有向任何人索取一分钱,只是在这个环境中时间长了,看破了一些东西。他说,自己从1994年联赛开展至今一直从事足球工作。他否认自己是中间人,但是又说干过一些和中间人有关的工作。

  那张电汇单被记者们传阅,上面的日期是9月21日。

  宋卫平说:"我们也不是说,这样就可以下结论,我们也希望这些证据不是真的,假如是真的,希望当事人能证明这一切纯属巧合。"他表示,在真假难辨,各方面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不打算把这件事和中国足协说。

  桂生悦评点说,现在的关键是确证这个年轻人的话是否属实。

  这个神秘男子说,一方面他有帮助宋总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是在观察媒体,觉得时机成熟了,自己可以推动这个事情了,就出来了。"我知道宋总现在骑虎难下,需要证据,需要子弹,我就是给他送子弹来了。"

  接下去他又开始讲"著名教练"的事,说,绿城队员夏青,99赛季在浦东队。那时候他们就认识了,私交还不错。2001年5月的某一天,夏青打电话给他,说请他帮忙去中远俱乐部拿点东西,他就答应了。5月17日下午,他到源生体育宾馆4009号徐指导处取了东西,打开一看是5万元钱,都是100元面值的,用报纸包着,放在塑料袋里。第二天,他就按照预定计划,坐车到杭州,上车前打了夏青的手机。中午11点45分左右,在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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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汽车东站处将钱交给了应约前来的夏青。

  宋卫平问:当时夏青怎么做。神秘男子说:他分了点钱给我。

  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材料,很多人感到怀疑。

  有人问:"你能说出徐指导的全名吗?"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徐根宝。"

  有人质问,实际上那场球夏青因为受伤没有上场,徐根宝为什么要送钱给夏青呢?

  他说,徐根宝可能不知道夏青不上场,也有可能是叫夏青做其他队员的工作。

  又有人问:"根据我们知道的行情,5万元收买球员,恐怕太少了吧?"

  这个青年愣了一下,提高了声音说:"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同样做球员工作,徐指导出价肯定比别人低,徐指导的面子就值5万元。"

  他说,他认识徐根宝很早,后来断了三四年联系,徐根宝后来搞02俱乐部时,他曾经在俱乐部工作过�"徐根宝应该可以毫无困难地叫出我的名字。"他说。他也和夏青在一起呆过一年,经常在一起玩,一起吃饭。

  当有人问起既然你在上海和夏青联系过送钱的事,是否可以说出夏青的手机号码时,他说,他有夏青的手机号码,但是因为他曾经在外地工作过一段时间,有两个手机,夏青的号码存在那只外地手机里,没有带在身边。
"那你可以说出徐根宝的电话号码吗?"有人问。

  他马上流利地回答。

  他介绍自己的情况,说自己并没有在中远俱乐部做过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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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时候也踢过球,跟足球圈内人士很熟,现在在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做塑胶跑道上的塑胶粒子生意。

  "你这样出来说话,以后在圈内还能混吗?"有人问。

  他说,当天比赛之后,他就已经决定,在必要的时候,把有关材料交出去。现在是因为"宋总的精神鼓励了我"。他说:"以后圈内没法混,我就到宋总处混。"

  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出来作证,却不敢面对公众。他说,要看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一切事情往对宋总有利的方向发展,有朝一日他会愿意在公众面前出现。但还是希望电视上不要出现他的脸。"用马赛克遮掉行吗?"记者问。"马赛克要打得粗一点�"他比划着说。

  "声音也要经过处理,让别人听不出来",因为"最担心的就是打击报复"。

  "家里嘛,只能事后再和他们商量了。"他说,上海方面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听天由命了,"最坏的结果,那真是不敢想下去。"

  他说,他也一直希望司法介入,希望司法介入之后,这份材料能对事情的调查处理有所帮助。

  宋卫平告诉我们,夏青听说有人指证他收了5万元钱,主动打电话给他,要求和此人对质,说说清楚。当天已经从大连飞来杭州,现正在宾馆里,俱乐部的有关领导在和他谈话。

  我和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的记者立即赶往宾馆。那个神秘男子在后面惊慌地叫:"宋总,不是说好了先不和夏青见面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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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青签下保证书

  此时已快到午夜。

  宾馆大堂里没有人。

  一个俱乐部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面前。"他们在房间里。"他轻声说。

  我们穿过走廊,有个房间开着门,门边站着一个高大的男青年,正朝我们这边张望。

  这就是绿城队球员夏青,在"10·6"事件中被宋卫平开除的5名队员之一。他穿着一件印有卡通动物图案的休闲衫,头发染成金黄色,眉目很英俊,有点日韩偶像明星的味道。据说当初他被开除的消息传出,有的女球迷眼泪哗哗地流,一定要赶来再见他一面。

  夏青看见我们,转身就进了房间。

  我们跟进去,刚才还在俱乐部的刘维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这个房间里。一个小小的标准间又挤进4个人和2台摄像机,立刻显得拥挤起来。

  "你好,夏青。"我递上名片,大家热情地寒暄着。

  夏青脸色铁青,还没有等我们说什么,他拉了拉一位俱乐部工作人员的衣服,躲到门外去了。过了一会儿,他俩进来。那个工作人员对我说,夏青想和我单独谈一下。

  我跟着夏青进了卫生间。

  夏青一屁股坐到了洗脸池台面上。

  "我知道你是新华社记者,我知道新华社是什么性质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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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我只想和你说一下,我想和宋卫平说说清楚,我不想和媒体说什么。""我们只是想要和你谈一谈,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希望你负责任地回答我们。"我说。

  "我打电话给宋卫平,说有人说我拿了5万元,我就是想问问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到底认不认识我,是通过谁找到我的。我只是想要宋卫平、那个人、还有我三个人见面认一下,说说清楚。假如是我拿了钱,以后我自己会到媒体那儿说。假如不是我,宋卫平得到媒体那儿去说清楚。"

  他的浓眉紧蹙着,眼睛里面都是紧张和郁闷。

  "我不想弄这么大,我觉得还是要低调处理,假如是宋卫平说我拿钱,他就要澄清。"

  "你有什么理由呢?"

  "第一,我没有打这场比赛,我已经一周没有训练了。第二,我不认识什么中间人,听说这个人姓简,我根本不认识姓这个姓的人。"他说,当天下午,是他主动和宋卫平联系,要来帮助宋卫平调查。他希望调查清楚,通过宋卫平本人来进行澄清。"我要是拿了钱,我还会主动过来吗?"他说。

  "当然也不能排除认识那个人的可能性,但是肯定没有拿过钱。也有可能是中间人吞了呀。"他说,"徐根宝我是认识的,但是不熟……"

  我晓以利害,讲清道理,夏青坚持说,自己没有干过那样的事。他一再申明,他不愿意接受媒体访问,假如有必要,他自己会找媒体讲。"在哪儿没有媒体啊,我干嘛要专门到杭州来接受采访?"他说。

  我们从卫生间出来,电视台的记者再次对他进行各种提问。夏青就是坚持不接受采访。

  他说他可以表这个态,没有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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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但是当电视台记者要求他在镜头前表一下态,算是留个说法时,他就是不同意。

  我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写一个书面的东西,也可以留作此时此地的表态证明,电视也可以拍这个保证书。

  夏青没有反对。我从宾馆服务指南上扯了一张信纸,看夏青不积极,我说,我来写,你签名就行了。在我写下"我保证没有收受过别人指证我收的伍万元'收买球员'的钱"之后,夏青在下面签上了名字,注明了时间。此时,已经是1月16日的零点15分。我们出了门,大家对那个姓简的神秘男子的疑心更大了。

  李书福夜半发高论

  1点20分,李书福从宁波赶到杭州。

  他一走进绿城俱乐部会议室就和大家打了个哈哈,坐到了已经离开的神秘男子简先生的座位上。

  "'黑哨'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结构,我们就是要调整这种产业结构。我们是一片苦心啊!"他大声地、豪情万丈地说。

  "为什么中国乒乓球发展得好,足球就不行?"他继续阐发着他的理论,"因为裁判不能在乒乓上乱来啊!"

  他说,发展足球要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要有团队精神,二是裁判必须公正。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国家的足球肯定是世界第一。

  "只要这样去做,肯定能做好。"他自信地说,"我们搞汽车,大家都说不行,我不是也搞起来了嘛。"

  在勾画了一番发展汽车工业的美好前景之后,李书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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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然地说:"我有感觉,老天在保佑我们,真理在保佑我们,我们要主动站到真理这一边。千万不要试图让真理站到我们这一边。我相信,真理一定会战胜邪恶,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

  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光明一定会来到。"

  他再次阐发他的"悲观论":"阎世铎在杭州的讲话我很不满意,我相信结果不会怎么样的,毕竟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最后开除几个,停职几个,有的人永远不能做裁判了,等等,就差不多了。"

  他说,司法介入要有一个过程,不相信会有把谁抓起来判刑的事,但是最后肯定要有说法,如果名单上的9个人最后还是在执法,他们这些人现在在做的事就很无聊了。

  李书福肯定地说,受贿的,判个两三年一点都不过分。我们这些行贿的,可是怀着崇高的理想来投入足球的。他比喻说,结果被骗了,莫名其妙地就卷进去了,卷到了一个没有粮食只有苦瓜的地方。但是没有办法,只有苦瓜也只好吃下去了。这完全是被迫的。后来看清了,也就退出了么。

  他说,他们还是需要学习,向足坛上有经验的人学习,争取学好,现在是"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学,再玩,过几年还是要再做足球的。

  李书福说,过去汽车为什么中国的比日本、韩国的贵?他认为,那是因为垄断,是因为不让民营经济介入,现在打破了垄断,他有信心一定可以把车价继续降低。

  "足协应该变成民间的,俱乐部的共同决定应该可以推翻主席的规定,俱乐部可以自己选举新的主席。"他引申到足球上来说,"有了这样的机制,裁判受不受贿,大家都看得清,随时采取措施,这样才会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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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明明在乱来,足协偏要说好球。"提起往事,李书福又气不打一处来。"中国足球到底葬送在谁手中?现在看球队的强弱,就看钱的多少,而不是球队本身实力。拿冠军很简单,送钱就行。但是,我们值不值得这样去做?"他再次厉声问:"这样搞,希望在哪里?"

  李书福开始引用名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们就是在沉默中爆发了。"

  桂生悦补充说明,最早的时候,吉利主要是有一股气,现在主要是觉得有一种责任、道义和情义。他说,尽管已经退出足坛,但为了让同盟军今后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我们是不会沉默的"。在玩笑中,李书福还表示,绿城保级成功,每个球员奖励一辆吉利车"没有问题"。

  绿城和吉利的同盟之约体现在对外援图穆的态度上。

  桂生悦说,对图穆他总有一种"对不起"的想法。只要广州足球队继续用图穆,吉利愿意提供赞助。宋卫平也表示,尽管图穆在杭州进了绿城两个球,但绿城也很欣赏他,很希望能把图穆要过来。他已经同新签约的"拒黑"教练霍顿认真地谈过此事。

  两家的同盟之约在对绵阳的态度上再次得到印证。

  他们共同呼吁应该恢复绵阳的甲B席位,认为对绵阳的处罚不讲规则,没有秩序可言。在没有调查听证的情况下,却对绵阳两次处罚,违反了所有的规定和常识。

  已经凌晨4点,大家红着眼睛散去,李书福要去参加全省工商联的会议,宋卫平要送父亲骨灰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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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链接】

  娱乐的激情与法律的理性
  ---关于足坛反黑的五大法律问题

  一场本来属于球迷和娱乐圈的局域事件和新闻,现在已经成了法律界人士、立法人士、司法人士都开始卷入讨论的大事件。整个事件的演变,使企业和企业家得到了知名度、记者得到了素材、球迷得到了宣泄、球员得到了身价、裁判得到了黑而有道的良心、中国足协得到了造势。此事件中得分最高的是企业和企业人士,失分最多的是裁判和管理足球秩序的机构,忙得最欢最累的是娱乐记者,掏腰包花时间最多的是媒体受众。但是,不要把这一事件光看作是一场炒作,这是媒体和行业反复互动推进黑幕调查和法制进步的经典案例。虽然发生在娱乐业,但对中国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它为我们传统的封闭式反腐败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另类范式。

  我不喜欢足球,因此我关注这场讨论纯粹是从法律的角度和社会动态的角度出发。

  1.足协有处罚权吗?

  这个问题是我看阎世铎的电视讲话时突然冒出来的。当时他引经据典声言"治乱世用重典",要严厉处罚玩"假球"的球队和俱乐部。此后并有"严刑伤及无辜"等说法,连"刑"字都用上了。

  处罚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可以包括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规处罚,狭义的特指行政处罚。对于财产罚(如罚款),《行政处罚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只有省以上人大和规章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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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以上的行政机关才能制定。对于人身罚(如拘留),《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只有国家法律有权设定。社会团体既无权制定有财产罚内容的处罚规则,也无权行使处罚权。因为法定的处罚权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而足协如果没有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授权,那只是一个行业协会性质的社会团体,它可以在同业公认(如入会时要承认章程中的义务)的前提下,规定一些行业的规则,在规则约定的范围内进行"处罚"。这种处罚的依据,不是国家的强制力,而是行业内部的约定俗成。最重的、最后手段的处分,也只是取消其会籍。

  现在足协风波中的大量报道,对这些概念并没有搞清,把所有的"处罚",包括刑罚、行政罚、行规罚都混为一谈了,由此来指责中国足协,来指责中国法制不够健全,这是因为没有完全搞明白法律概念。据网上消息,足协处罚吉利足球俱乐部11万元,吉利没有交,这就体现了这个问题。因为足协这个罚款是违法的,没有罚款的依据,也没有罚款的权力。吉利可以不交,不是因为其自称的"交了不等于承认了吗",而是因为在法律上这属于乱罚款。吉利不交,足协也没有办法,也不可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两种介入,两种诉权。

  现在许多媒体记者、律师、体育官员都在呼吁司法介入足球反腐败。那么,这儿就涉及到可不可以介入、谁启动介入、以什么依据介入、用什么方式介入、介入以后如何办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足协成了各方关注的两头受气的对象。而司法机关则隔岸观火,除了个别人士谈了一些学术上的看法外,基本保持沉默。在法制社会,任何社会矛盾、任何对失衡了的社会秩序的调整,解决的最后手段都是法律。从这一点说,法律不能对足球腐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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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法律不应该存在盲区。但介入的具体途径,则也需要廓清。

  介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民事诉讼,另一种是刑事侦查。对于启动程序,也有两种,一种是民事起诉权,另一种是刑事上的举报权。

  民事上的介入,实际上已经启动,那就是吉利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了中国足协,把足协当成一个平等法律关系中的事业法人。你散布于我不利的不实新闻材料,损害了我企业法人声誉,我就可以告你。广州天河法院已经确认了其诉权,受理了本案。其实民事上的介入还有合同争议、财产争议、处罚结果的仲裁(因为不将足协确定为行政主体和行政授权主体,它就不可能当行政被告,不服只有按行规去申请仲裁)。这个主动权一般主体广泛享有。

  民事诉讼是被动的,民有告,官才理,只要符合起诉条件,法院都会受理。

  问题是中国足协已经于12月31日向法院提出的管辖异议有没有道理。他们引用的《国际足联章程》第59条规定:"国家协会、俱乐部或俱乐部会员不得将与国际足联或其他协会、俱乐部或俱乐部会员间的争议诉诸法庭,应将争议提交经各方同意指定的仲裁机构。"《亚洲足球联合会章程》第5条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他们还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调解、仲裁。"

  足协的异议理由,要而言之是两条:一、足协同吉利是内部管理事务,法院不能管辖;二、足协的处罚自身有终裁权,不许司法介入。这些争议的焦点,是将吉利看作独立的事业法人,还是足协的内部机构;是将对吉利的名誉损害看作内部处罚,还是民事侵权;足协这种国际性的社会团体的章程约定,能不能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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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管辖权排除在外。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法院司法解释权的范畴,已经涉及立法权。

  刑事上的介入比民事还要复杂得多。这取决于三方面:相关人的举报和司法机关的审查认可,同时,还涉及到法律是否已经规定了对被举报行为进行刑罚调整。

  因此,指责中国足协打黑不力是没有道理的。等待和要求足协启动举报程序,本身就是找错了地方。因为举报犯罪是任何公民和法人的权利。足协有行业规范的调查权和有限的行规处分权,对涉及犯罪的问题没有处分权。因为如果涉及犯罪,不需要通过它审查是否准许司法机关调查。如果有犯罪材料故意不移送,反而是符合刑法的"包庇罪"规定的(针对个人而言)。介入调查和介入处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一旦涉及刑法,侦查主体和对证据的要求都要严格得多。而司法机关的介入,是有主动的权力的。监控犯罪、打击犯罪属于公权力,司法机关在没有举报的情况下发现线索,也可以主动立案侦查。其审查的依据是两方面,即基本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有无基本的证据以及是不是已经属于国家刑法要追究的范围。

  3.足球裁判能否构成受贿罪主体?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尽管记者都已经以"受贿"直称一些"黑哨"裁判的行为,但在法律上,这种说法并不能得到有力的回应。原因就在于,我国的刑法对于职务犯罪的指向,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渎行为,其他行业中的贪渎行为,没有经过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确认,并不能任意以"受贿"来追究。争议的焦点,是足协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足协聘请和指定的裁判,算不算"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主体,包括:明确的国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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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即占国家干部编制有公务管理权的人;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有公司、企事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委派的公务人员,即国有公司、企事业委派到不是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相类似的,还有《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即前述以外的在公司中的其他管理人,如不属国家工作人员的董事、监事、经理、会计及其他行政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和回扣,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可以构成本罪。

  毫无疑问,"黑哨"裁判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牟利,是一种权钱交易行为。问题是他们的权力,是不是一种国家管理性质的公权力,这是有争议的。这涉及到对整个足球行业的界定。我们迄今为止的观念,是体育属于国家提倡的健身娱乐行业,对管理这个行业的协会行为,我们本质上没有将其看作一种国家管理权。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局足球管理中心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足协官员利用权力直接受贿,按受贿罪追究没有问题;但对不在其编制中的临时约请和指定的裁判(尤其是外籍裁判),其身份性质是很难界定的。能不能将其视作"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一种委托管理关系还是一种聘用劳务关系?足球的现场裁判行为算不算公务?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出发,明确认为他们不能构成受贿罪主体。而有的法律实务界人士主张按一般经济犯罪的判断方法,用足协活动的投资性质,即有没有国家投入来界定可否定罪,这有点失之机械。主要的区分,是更深层次的分野:即足球规则的管理权,能否上升为国家管理权来理解。另一个也是高层次的区分,即司法权和行业自律权的合理分工问题,是不是所有问题都只有国家刑法调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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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路?欧洲议会1988年制定的《企业事业单位违法的责任》建议指引,规定了警告、禁止、罚金、撤换、关闭、赔偿、谴责等15种方式,只有在认为"对社会的重要性和防止进一步违法"有必要时,才可以考虑刑事责任和刑事惩罚。因此,在没有明确法律解释之前,"黑哨"裁判暂时还只能受舆论法庭和道德法庭的裁判,以及足协按行业纪律进行处罚。

  4.商业投入还是行贿犯罪?

  尽管宋卫平和李书福都声言不惜牺牲自己也要揭露足坛黑幕,但企业家都是精明的,不要以为他们是一时冲动。因为他们明白,以现有的规则,他们收买裁判和球员的行为,算不上刑法上的行贿。揭露一下,自己不会有太多的损失,至多是惹恼中国足协而已。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敢声明坚决不透露退赃4万的裁判的真实姓名。足球,在全世界都是一种商业行为。既然球员可买,裁判为什么不能买?这对于把足球当商业运作的企业家来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假球"的孪生兄弟自然是"黑哨"。企业从正路玩上了野路,从被动变成了主动,最后玩不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索性从反面造势,当起了打假英雄。然后又说自己原先参与的勾当都是被逼良为娼的。我们这样指明,不是指责勇于揭黑的企业家,而是要提醒法律界人士,要认清足球腐败同官场腐败毕竟是性质不同的,要看透其中的商业化气息。

  行贿罪是指为了获取某种正当和不正当的利益,向有管理权的主体以财物收买施加影响的行为。从表现特征来看,俱乐部的行为可以符合这种犯罪的特征。但行贿是和受贿相对的,裁判构不成受贿,他们也构不成行贿。从总体上说,他们为赢某一场球或升个级的投入,与其说是一种行贿,不如说是一种商业投入,同买一个高价球员基本相似。当然,其不同点是对体育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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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是对全体球迷的欺骗和愚弄。但当大家在总体上都将其当作一种娱乐和游戏时,则可以接受得多。司法机关对这次事件保持距离和沉默,冷静地进行研究,是中国司法成熟和理性的表现。

  5.一个预言: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可能启动。

  阎世铎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足球相对于中国而言,总体上属于外来文化(我不同意高俅玩球之类的国粹说法)。中国人已经等得有点心焦,结果等来了一个"成绩最差、赚钱最多、内幕最黑"的大众性娱乐业。球迷失望,俱乐部失望,企业家失望。但又没有一种运动能将现代信息传媒利用得这么好,能把这么多受众高效率地调动起来,因此又不得不玩。这就使好多人窝了一肚子的火。有的人把足球当作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因此对足球的激情转化为对黑幕的痛恨,以为天真的塌了。其实今日中国足球只是大量值得关注的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新闻的过分热衷把其影响过度膨胀了。这种情绪影响到新闻,进而影响到法律。如果法律不保持理性和冷静,就难免会矫枉过正。但是这种关注和争论是有好处的,是民意、新闻、司法互动推进中国开放和进步的一次好的练习。这次争论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收获:即对于公共事业中的管理人员和有管理权裁决权的从业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最终可能真的会催生出一个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比�"国家工作人员"扩大为"受贿罪"的适格主体。如果这样,裁判确实就不是那么好当了。而中国足球的环境,应当会清净许多。

                     (摘自《浙江法制报》作者:陈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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