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20世纪最后20年温州备受瞩目相比，此前数十年乃至两千年，温州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
温州依山傍海，山川秀美，境内拥有名闻遐迩的雁荡山和楠溪江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难怪清人孙广图在《忆江南·温州好》一词中发出由衷的赞美：“温州好，别是一乾坤！宜晴宜雨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山色异朝昏。”
然而，温州之美只是“异域之美”。
当中原文化、经济迅速发展时，古属东越、东瓯或瓯越的温州，还因“断发文身”和以蛇蛙为食而被嗤之以蛮夷之地。秦末，群雄纷起，拥兵抗秦。越王勾践的后裔驺摇也率瓯人起义。西汉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驺摇获封东海王，都东瓯，建东瓯国，这是温州历史上第一次见诸记载的行政建置。由于偏居东南一隅，天高皇帝远，这里历来是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
温州三面环山，且多为高山深壑，瓯江和飞云江拦腰横截，行路难不输蜀道。唐代孟浩然早有诗云：“我行穷水国，孤帆天一涯。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直至1989年，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仅温州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
公元998年，瓯人周伫第一个漂洋过海，远走高丽（今朝鲜）经商，水路成了温州人惟一的希望通道。多少年来，温州至上海的船票一直是抢手货，虽然需历时20多个小时，仍免不了舟楫之苦，但相比之下，已属豪华舒适的出行方式了。无怪乎温州人叹言：温州、温州，只有水（当地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1998年3月，也就是在周伫出国定居1000年之后，温州至上海的航班才宣布停开，寿终正寝。
由于自然条件先天不足，又地处海防前哨，长期以来，国家除了从战略角度考虑，在温州修筑必要的军事设施外，经济建设投资基本不予考虑。解放后30年，国家对温州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只有6亿多元，为宁波的1/4。在同期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总额中，温州只占324％，与其作为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称。大型国营企业一个也没有，市属1000人以上的中型国有企业只有冶炼、矾矿、日陶、面砖等7个，500至1000人的也不过区区20个。城市面貌残破不堪，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以至于“姑娘、小嫂挑着粪桶满街跑”一直是温州人羞于启齿的心头之痛。
没有大树即生草。尤其是少有人光顾，杂草更是疯长。这是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经济规律也不例外。
恰巧，温州又是一片商品意识天然浓郁的黑土地。
家庭工业，作为温州草根经济的最初表现形态，仿佛在一夜之间肆意“生长”起来。到1986年，全市家庭工业已飞涨为1465万户，从业者338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66％。而与此同时，全市171家中小国有工业企业如老牛破车，步履蹒跚，亏损53家，亏损额达13亿元。
小企业，小商品，这成为温州家庭工业极其自然的“天仙配”。著名的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生产即为典型案例。有人曾做过测算，按各类纽扣的平均值计，每一麻袋纽扣的总数约为50万粒，每一麻袋纽扣的利润仅为数千元。一粒纽扣获利最薄的以毫计。
滴水成河，聚沙成塔。小有小的魅力。
眼镜、皮鞋、打火机，一直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温州经济的三大“花旦”。有关政府部门开列了这样一张清单： 每小时，温州生产皮鞋12万双；
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
每年，1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温州的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
小的就得相依为命，以扩张共同的生存空间。商品经济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在被称作“蚂蚁军团”的温州企业群中得到了最为精致的体现。
今天，如果谁因为腰别“大哥大”而自命不凡，等待他的，肯定是耻笑和白眼。但是十多年前，倘若能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嗤嗤作响的防风打火机，那你就是爷。这种打火机的面壳上一般都印有亮晃晃的洋文“JAPAN”，售价二三百元算是差的。
没料想，仅仅几年后，防风打火机便被贬为平民。原因是售价去掉一个“零”的同类产品如潮水般迅速蚕食了市场份额。尽管这批后起之秀所标明的产地五花八门，实际上几乎100％来自温州。
1998年，日本一家世界著名打火机企业组成小型经贸考察团造访温州。目的只想揭开一个谜：中国人凭什么少了一个“零”。
在温州最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老板周大虎的介绍令他们倒抽一口冷气：同样一个电子点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周大虎的进价是01元，为大虎厂跑龙套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仅001元。而类似协作配套的作坊式小厂在周大虎手下竟有洋洋数百家。
据说，日本考察团离去时，每一个团员均脸色阴郁，心情沉重。
温州的一位朋友在向我们讲述这个故事时，连眉毛都兴奋得颤抖：这就是人民战争，用小米加步枪给“帝国主义”布下天罗地网。
20多年来，温州工商业微观细胞的组织结构几经裂变，家庭工业——私营企业——联户合伙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等，但从本质上说，家庭经济的基因内核犹在。有的虽然挂上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牌子，事实上还是放大了的家庭经济。
最先提出“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农业生产领域的家庭经济”的李云河复出后痴心不改。在他撰写的专著《中国农村户学》中，李云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农村还是由农村经济集聚而成的城镇，“户”都是生产“生产力”的基本单位。家庭经济具有长期性，它可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人类生育单位的长期性，甚至和爱的永恒性相提并论。据此，他大胆推论：“家庭经济万岁。”
李丁富是外乡人，但与温州朝夕相处40年，担任过文成县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如今在一家民办研究机构挂牌领衔。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每一丝经脉都如数家珍。他从另一个角度把温州的草根经济现象形象地概括为“老百姓经济”。含义有两层：一是这种经济活动的参与面广，渗透力强；二是这种经济活动具有强烈的民间特性，明显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官营经济。
既然是“老百姓经济”，出身注定不“高贵”，就像农家的孩子取名叫“小毛”“二狗子”。不过它很随缘，自立性强，生命力空前旺盛，见土就长，有缝就钻。
史载，南宋年间，一名落魄贵族被贬温州任太守。当时地方百姓日子虽过得艰难，但皆勤勉，各忙各的生路，少有人找至衙门。这位太守百无聊赖，便令一小吏在方志上胡乱画了一笔：天下太平，半年无讼事。
生存在“老百姓经济”中的温州人至今也没有找政府的习惯。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来自温州的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温州国有及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难题不难，轻轻松松。
这可能吗？全国下岗职工有上千万，哪儿的地方官不是抓耳挠腮，一脸苦相？
温州市工商局的负责人证实了这则新闻的可靠性：“我们一直为难以贯彻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下岗职工的诸多优惠政策而忧虑，原因是找不到下岗职工，几乎没有人来打听或申请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是不是温州下岗职工为数寥寥？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当地国有经济历来羸弱，但加上个头不大、数量不少的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也相当可观。据温州失业保险机构1996年对全市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抽样调查，下岗职工总数约10万人，下岗比例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
那么，10万下岗职工究竟到哪里去了？原国家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前往温州实地考察后恍然大悟：民营经济、老百姓经济的繁荣，使温州市提供的现有就业岗位至少超过200万个，这使全国各地包括相同规模的经济发达地区望尘莫及。
王麟权的创业史，为我们真正理解这200万个就业岗位的来龙去脉作出了再清晰不过的注解。 几年前，这位壮实的汉子悄悄辞别了已被兼并的南山陶瓷厂。在家呆久了，的确有点烦。一天，卫生间坐便器堵了，怎么也下不去，急得他乱捅一气。
突然，王麟权来了灵感。他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小屋。多少个日夜之后，只有初中文化的王麟权居然研制成功了专门用于厕所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学制剂“洁厕精”与“塞通”，当时属国内首创，还获得了技术专利。由于他家住在水心新村杏2栋406室，王麟权为自己的产品申报的商标也就叫“406”。
向老妻借了几万元私房钱，招了6名工仔，一家像模像样的公司就算开张了。这些产品千家万户都离不了，却又很少有厂家关注，销路自然不成问题，还经常来不及生产。
“人家都说我是从厕所里掏出了黄金的人。”王麟权得意地哈哈大笑。
谁都知道，城里用于绿化的行道树是要花钱买的，有时还得费心劳神为它们灌溉。而城外的杂草只要有阳光，就会呼啦啦满山坡。当然，种草肯定不是我们的终极心愿，但能长草，就有生机，土地也注定会更加肥沃，林木茂盛是迟早的事。
温州经济发展的今天和明天也大抵如此。(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