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贵的故事基本上是柳市故事的注脚。

　　这个故事发生在苍南县金乡——与柳市相距大约100多公里的另一个温州小镇。

　　金乡原称金舟卫，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为防倭寇侵扰，建立了十华里长的卫城。后改称金乡卫。清康熙九年降为镇。这里土地稀缺，又地处天涯死角，多少年来都是远近闻名的讨饭村。1978年，新镇委书记到任的当天，金乡人贴出了这样的海报以示欢迎：“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做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

　　没想到，几年后，金乡竟真的变成了“金子”之乡。

　　叶文贵便是掘出了第一桶金子的人。

　　这个长相很乡土的汉子脑子鬼灵，有一手电工绝活。有点本事，又有了政策机会，就坐不住了。1980年起，他先后办了轧铝厂、高频机厂、压延薄膜厂、微机仪器厂、铅箔厂，办一个火一个。

　　叶文贵开始富甲一方，显赫一时。费孝通在他的厂里转了三圈，说：“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鲍勃惠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跑去看叶文贵：“在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县里领导几次登门，告诉他为家乡作贡献不光光是办好自己的厂子，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消息说，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县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

　　个体私营业主竟当上了正经八百的堂堂父母官，这的确是破格，是只有温州人才做得出的中国改革“第一”。
叶文贵更忙了。除了管厂子、跑业务，还得不停地开会、开会。光荣感和兴奋劲过后，他有些厌倦了。这官当得太累。

　　对叶文贵深表同情的新华社常驻温州的著名记者张和平写了一篇内部材料，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
后来，领导有了批示。再后来，叶文贵被悄悄免职。

　　差不多过了两年，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叶文贵成了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会长的惟一候选人。他的毛病又犯了，怎么说也不愿挑这副多少人望眼欲穿的重担。理由是：怕开会，怕做报告，怕耽误时间。

　　叶文贵有自己更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负，他要造电动轿车。

　　80年代末，他觉得动手的时候到了。他停下手中全部的生意，闭门谢客，一心一意做起了“中国农民的轿车梦”。

　　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对他的热情渐渐地消退。他不再有迷人的光环。

　　几年后，丁丁当当的榔头和不算先进的机床竟也掀开了梦的一角。叶文贵的电动轿车真的动起来了。充一夜电能跑上百十公里呢。

　　崎岖的乡间山路上，电动轿车像小马驹似地颠着。叶文贵的心也随之激动地狂跳。

　　然而，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将以悲剧结尾的故事。电动轿车从梦想到商品，需要更完善的技术、更巨额的资金。叶文贵不得不四处奔走。但作为一位山岙里的普通的农民商人，他的声音是微弱的。

　　有媒体就此评点说，在温州金乡点燃的“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最终演变成了“一个中国农民和一个中国农民的轿车梦”。

　　叶文贵耗尽了千万家财，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他发现了自己的孤独。

　　十年后，通过朋友的再三联络，我们找到了早已不再接受任何采访的叶文贵。偌大的厂区寂寥无声。叶文贵默默

　　地领我们来到厂区的一角，荒草丛中，静静地躺着十多个锈迹斑斑的钢铁躯壳。

　　夕阳的余晖无声地撒落。我们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背过身，泪满衣襟。

　　叶文贵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发展目标的锁定上过于罗曼蒂克，在具体运作上脱离了实际……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他一脚踏进了堂吉诃德般独斗风车的黑胡同，近似于闭门造车，没有充分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

　　政府与政治，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强大的力量。依靠这一强大的力量，叶文贵不是没有可能。然而他放弃了。机会，从他的手指缝间无声滑落。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注重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的经营目标调动所有能调动的社会资源。

　　100多年前，著名的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开山之父卡尔·本茨先生就对属下有过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

　　区别也许是，在中国，最大的公共关系不仅仅表现为“企业—政府”这样的双边关系，而是呈现“企业—政治—政府”这样更趋复杂的多边关系。

　　值得进一步观察的是，作为中国新生经济力量的民营企业，讲政治、与政府修好并不单纯是为调动社会资源那么简单。

　　长期边缘化的地位和所有制甄别，使他们备感惶恐和苦恼。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观，但谁也不敢说已经彻底解决了。他们渴望认同、渴望融入，他们渴望完全成为“自己人”。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著名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这样认为，一种政治体系要成功地适应现代化，必须首先能够革新政策，也就是说，必须首先能够通过国家行动促进社会和经济的改革。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能够把那些产生于现代化并因现代化而达到新的社会觉悟的社会力量成功地吸收在这一体系中。

　　很显然，这种成功地“被吸收”，还需要我们打开通道。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允许符合条件的私营业主入党，已经使这条通道变得宽敞起来。

　　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中国民营经济存在的基础——私有财产的安全性，也还处在并不清晰的灰色地带。
据悉，1998年，国家立法机关委托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教授等9位专家成立工作小组，制定我国第一部关于财产保护的法律——《物权法》的起草。经工作小组讨论，委托梁慧星教授具体起草《物权法》。

　　梁教授为此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说的我国财产关系基本准则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梁慧星：主要是我们给财产保护划分了等级，实行等级制保护，对不同财产区别对待，这是不公正的。比如，长期以来我们说“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实际上意味着其他财产可以侵犯。在我们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中，国家财产的保护是第一位的，集体的是第二位，然后才是合资、独资和个人的。这就造成了私有财产的不安全性。一些民营企业家会想：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就是说我的财产可以侵犯吗？

　　记者：国内近年有大量资金流到国外。据有关部门透露，1999年中国资金外逃高达480亿美元。这同我国财产保护规则的不完善有关吗？

　　梁慧星：不止有关，还是主要原因。多年来，个人财产在我们的制度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财产会被剥夺的担心。

　　记者：也就是经济学上说的没有预期？

　　梁慧星：对。没有预期，他们就千方百计把财富从生产中抽出来，挥霍掉、转到外面去。或者，官商勾结，用权力来保护财产，造成大量的权力寻租，贪污腐败横行。个人财产、企业财产与政府的关系必须进入制度和法律的通道，法治才是财产的最终保障者和腐败的有效制约者。

　　记者：《物权法草案》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梁慧星：我们提出合法财产一体化保护，这是公正的。我们不管什么所有制，只要合法，我们同样保护，不分高低贵贱。民营企业家无需忧虑，我们可以使他们放心，私有财产在这个制度里已有保障了。

　　梁教授补充说，《物权法草案》于1999年10月完成，共435条，70多万字，并已递交给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2001年3月4日上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建徽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了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全国人大正在讨论制定《物权法》，有望在本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即2003年3月前通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