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6月8日电  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大量的非典报道。事实上，这次非典给媒体带来了相当开阔的报道空间和非常丰富的新闻点，对媒体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但是我们的媒体在充分利用这次机遇的同时，有没有好好想过，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这样做对吗？我们还应该怎么做？

　　我们 看到很多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往往用追求恐惧诉求的方法，“语不惊人誓不休”，来吸引网民的眼球，大搞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内容却与标题很不相称，平平淡淡。

　　其实，媒体在除了报道真相外，还应该做得更多：及时给群众提供防治SARS的即时信息；告诉公众一些必须注意的生活细节；提醒公众对SARS要持续重视……　　

　　■搜索

　　非典时期，非常数字

　　先来看看下面几个数字吧。

　　昨天下午，在搜索引擎GOOGLE里，用“非典”和SARS进行搜索，分别可以得到35．1万和14．2万个中文网页。

　　5月30日下午2点到3点、3点到4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连续直播了两场有关非典防治工作进展的新闻发布会，一场是北京市政府就非典防治工作向北京市人大的说明会；另一场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就全国非典防治工作召开的记者招待会。除了推出抗击非典的直播新闻外，央视的《面对面》等周刊类栏目，也打破了以往采编的习惯，几乎每天都问世一档有关抗非英雄的访谈。

　　再看看此前浙江媒体在非典报道中的表现吧。

　　据不完全统计，在4月19日到5月12日抗击非典最紧张的这段时间，省内主要媒体共投入非典一线采编人员800多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发表报道2200篇，专版专刊300个，其中浙江在线网站制作4个专题，发表报道5000多条，120多万人次浏览；省广电集团自采、自制、编发3051篇报道；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发表报道3530篇；杭州广电集团播发报道3300篇。

　　不论你生活在省会杭州还是其他地市，在非典时期关注有关非典疫情的各种相关信息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你每天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新闻网站上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是否曾想到这些信息背后的传媒，以及为此忙碌的编辑记者？在这个大众对有关非典的各种信息的需求急剧膨胀的时候，媒体站出来了，主动承担了及时披露信息、消弭谣言、提醒骗局的责任。　　

　　■实例

　　传媒披露，赢得公信

　　民众对媒体的信赖源自媒体的公信力。

　　SARS来了，大众对信息的需求再度膨胀，媒体又成了焦点。面对SARS危机，大众不仅需要真实的信息，更希望媒体告诉他们正确的处理方式。

　　◆案例一：2月10日前后，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地出现市民抢购板蓝根冲剂和醋制品的现象。就在广东部分地区市民抢购药品的同时，海南、南昌、南京等地也同步出现抢购药品现象，并迅速扩散到浙江等其他省份。发达的通讯手段、无处不在的网络，为公众恐慌情绪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空间。

　　广东媒体对这次恐慌进行了大篇幅全方位的报道，《南方都市报》还推出了市民调查。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广东政府能够在恐慌爆发第二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的大量报道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

　　◆案例二：2月13日，浙江天台、长兴等地爆发了抢购食盐的风潮，这是由于“由于非典，市面上的盐都快卖光了”的谣言而起的一场闹剧。本报记者在接到报料后兵分四路，两路分别往长兴、天台进行调查；有一路往省盐业公司核实情况；另一路则到浙江省物价局核实情况，并了解到了该部门在SARS袭来后，将在稳定物价方面出台的一些新措施。

　　第二天，这四篇报道被整合在一个版面上刊出，并配发了一线记者撰写的早报看法，分析了市民恐慌的原因，提醒广大市民要“谨慎、理性地面对这场危机”，虽然那时候浙江还没有发现一个SARS病例。报道刊发以后，这一抢购食盐的风潮不到半天就平息了。

　　◆案例三：4月30日，本报在1版报道了中联大药房消毒液乱涨价，并援引工商、物价执法人员的说法——该药店将被罚款2万元至20万元。

　　5月1日，本报再次刊登追踪报道：杭州市物价监督检查所和西湖区物价检查所在进一步查实的基础上，对该药店作出了罚款4．5万元的处罚。这是杭州出现非典疫情以来，物价部门开出的最高罚单。　　

　　■典范

　　政府媒体，良性互动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接受央视《新闻会客厅》主持人沈冰采访时说：“我们除了在第一时间进行隔离的想法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理念，就是要在第一时间把疫情告诉每一个老百姓。”

　　他说：“关于‘疫情要不要见报’这个问题，4月19日晚上开会讨论的时候，这个问题讨论的时间很长，最后还是决定立即向社会公布。”

　　随后杭州市政府马上向在杭媒体发布疫情，广播、电视马上中断节目，插播了疫情，随后滚动播出；而早已经过了正常付印时间的报纸，都克服困难，在4月20日当天的报纸上公布了疫情。

　　政府与媒体良性互动，使杭州的公众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的每一项举动。　　

　　■思考

　　尽管传媒在SARS来临后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由于国内的媒体此前并没有经历过像SARS这样大规模的事件，所以大多数媒体都没能保持冷静、克制与理性的报道方式，相反，却显得有些急躁。

　　而急躁，恰恰是媒体最要不得的情绪。由于这种急躁，在SARS爆发以来，众多媒体已经经历了两次尴尬。我们在这里回顾这种尴尬，是想给包括本报在内的所有媒体同行提个醒。

　　SARS疫苗速成说

　　4月底，上海某报称，上海科研人员保守估计，一种专门克制SARS的核酸疫苗一个月后可望研制成功，市民注射这种疫苗后，机体会主动产生全面免疫力，阻挡SARS侵入。果真如此，这无疑是自抗击SARS以来“最大的好消息”。但这一报道很快遭到了专家的质疑和批评。

　　其他媒体很快刊登了反驳文章：一般说来，找到候选疫苗之后，只有通过严格的动物实验和三期人体临床试验之后，才能获准上市，而这一过程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时间。当然，对SARS这个特殊的疾病，有关机构可能设立一些绿色通道，但证实疫苗有效性与安全性的程序绝不可少，否则的话，可能会带来另一场灾难。

　　而最新的消息是，5月31日《光明日报》报道，在此前举行的全国SARS科技攻关组座谈会上，与会的院士专家都认为，SARS疫苗真正问世，最快也要两年。

　　果子狸的无厘头灭亡

　　5月24日，各媒体发布新闻：非典冠状病毒来自果子狸。仅过了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质疑：果子狸样本来自疫区同一个市场，难以确认病毒是动物传给人，还是人传给动物。冠状病毒究竟是否会来自果子狸，也还未可知。冠状病毒来源之说又受挑战。

　　来不及等到科学的结论和方法出来，有部分媒体已经开始呼吁对果子狸赶尽杀绝了。理性的声音一直在提醒政府和公众，谨防SARS防治非理性、过当。而媒体这时候非理性的煽动确实为集体的非理性提供了借口和可能。（据《今日早报》/王海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