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张银曙

    当沃尔玛、麦德隆等大型零售企业纷纷在中国各大城市开设连锁店的时候，一座世界级的超级市场在浙江省义乌市悄然崛起：在这座超级市场里，按一天8小时、每家店铺前停留1分钟算，需要120天才能逛遍；在这座超级市场里，有40多万种商品可供采购，只要想得到就能买到；每天，有20万名客商在这里购物或洽谈生意；每天，10万吨商品从这里流向全国260多个大中城市、全世界212个国家和地区。

    2005年，义乌市场商品成交额389亿元，连续第15年居全国专业市场第一位，继续保持着全国性小商品流通中心的地位；联合国有关机构在这里设立了采购中心，全球20强海运企业中有8家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小商品采购基地。

    这个市场传奇，源自于义乌人挑了上百年的货郎担，摇了几代人的拨浪鼓。两只竹筐，竹筐上架一副小木箱，箱子里装满针头线脑、土制麦芽糖等。肩挑这样一副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村串寨讨生活。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义乌农村仍有数千名这样的“货郎”农闲出门，农忙归田。

    26年前，17岁的陶海弟就是这样一个“小货郎”。他吆喝着“鸡毛换糖”，行走在江西省樟树、丰城、新余等地农村。1982年，陶海弟卖掉家里4头猪，再搭上“鸡毛换糖”换来的几百块钱，从温州、石狮买回两袋纽扣，在廿三里镇摆起了地摊。

    几十个与陶海弟一样的“货郎”聚集在一起摆地摊，使这个距离义乌县城十几里的小镇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农民贩卖日用小商品，政策不允许；政府部门屡查屡禁，集市越来越大。

    一天，挑过货郎担的冯爱倩来到县委县政府大院门口，拦住县委书记谢高华责问：“老百姓生活这么苦，摆个地摊还要提心吊胆，政府还给不给我们一口饭吃？”谢高华把她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经过一番争论、交谈，他告诉冯爱倩：“你回去摆摊吧，我告诉有关部门不查你们。”

    很快，县委、县政府派出工作组，对农民生活状况及其摆摊经商问题展开了调查。几个月后，义乌县委、县政府作出一个大胆决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同时，在县城湖清门辟出专门场地，让“货郎”们摆摊经商。简陋的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就这样诞生。

    1984年初，义乌县委、县政府提出“兴商建市”战略。年底，政府出资兴建、有180多个摊位的第二代小商品城建成并投入使用。

    到2005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先后扩建11次，形成了一个由10多个专业市场、30多条专业街连成一片，拥有5.8万个商位和门店、260万平方米经营面积的世界级的超级市场——相当于1982年义乌县城的总面积。义乌，成为一个建在市场上的城市。

    20多年来，数万“冯爱倩”从农村、城市走进这座大市场开店经商，演绎出无数个财富故事。如今，年近70岁的冯爱倩已把商位交给子女经营，自己则在家安享晚年。

    20多年来，数万“陶海弟”又从这座大市场中走出来创办企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业界传奇。如今，陶海弟创办的“伟海拉链厂”年产拉链13亿条，其中一半出口到世界几十个国家。

    义乌人，用20多年时间创造了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市场奇迹，续写了一部富民强市的财富故事。前几年，上溪镇华溪村依托市场办起了工艺品加工厂，村里几十名老人、妇女每天在耕作、家务之余为加工厂做手工活，多的一天可以赚到50元。53岁的余依美身患残疾，手脚不便，一个月也能赚到600元。在义乌农村，有10多万像余依美这样的人，虽然年老体弱、缺少技能，但坐在家里照样能赚市场的钱。

    地处义乌城郊的兴中村，在前几年市场扩建中土地全被征用。村里对旧村进行商住两用改造，家家户户都有一层商铺用房和三层住房。村书记赵绶权说：“改造工程去年底结束，全村1900多间商铺全都出租，形成了饰品、毛绒玩具和无缝内衣三条专业街，与市区的大市场、商贸城内外呼应。村民仅商铺和住房出租收入，少的一年也有近20万元，多的人家超过50万元。”

    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宗南说，像兴中村这样按照城市社区模式改造完成的村子，全市有20多个。这些村毗邻小商品市场或专业街，家家都有几百万元的资产。另有300多个村完成了村庄整治，村村建有灯光球场、图书室、文化活动室，安装了路灯，水泥路通到各家门口。

    过去20多年，义乌市的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每5年就翻一番，去年分别达到300亿元和35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5400美元。义乌人民基本过上了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0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735元，居民人均储蓄存款4.2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