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目前有一些医院出现了兼职医生，更多的大医院名医暗地“走穴”频繁。医生“走穴”一直广遭非议，因此医生“走穴”合法化后，立刻引来众多争议。名医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应聘于不同的医院，挣多份工资。“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进程的突破，专家们在不同的时间段将为不同的医院患者直接服务。卫生管理部门认为，让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是一种趋势，医生的流动利大于弊，对于医生‘走穴’宜疏不宜堵。其中存在的问题，要靠制度来解决。

　　自古以来，医生执业都被称之为“行医”，医生“走穴”合法化无疑让医生重新获得了自由身，那么，现代医生或许可以像名医扁鹊一样可以四处行医了。这无疑将对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对医疗事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如何解决当前医生“走穴”存在的弊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实早在２０００年，中组部、人事部、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文件中就已提出，“医疗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方式”，但是，这个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发生很大作用。原因是“笼统、没有操作性、没有具体配套措施”。目前，医务人员未经单位批准而外出行医的现象被人称为“走穴”，即未经允许的个人行为。怎样对待此事，正如一位资深专家所说“这个问题到该解决的时候了”。

　　评判医生“走穴”的是是非非，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看病找名医     湖州的王先生想请省级医院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心脏专家为他进行手术。因为正逢春季择期手术高峰，他没能如愿住进专家所在那家医院，于是他退而求之，住进了当地一家医院。他通过主管医生请来那位专家为他手术。虽然为此他支付了四位数的会诊开刀费，但让他倍感欣慰的是，他竟然比找门路住进省级医院病房的朋友提早三天动了手术，操刀的是同一位知名专家。     在周末，杭州市各大医院的专家奔波于各地区市县医疗单位之时，上海的专家也成群地往杭州跑。 　　杭州市新建的民营医院建国医院开业义诊，病人多得出乎意料，随行就市，当天6位全国知名专家便坐着“上海专家接送专车”从上海赶来“救急”，确保了医院看病不排队的承诺。行将开业的杭州虹桥医院干脆把上海百余专家集成专家库，只要有三四位病人预约同一位上海专家，医院就会安排那位专家来杭。更多退休或更改执业地点的上海医生吃准杭州的医疗市场，来杭高价坐诊。　     名医是稀缺资源 　　虽然那些著名专家所在的医院并不允许医生自由行医，但业余时间医生愿意出诊，目前医疗市场中名医资源又处于极其稀缺状态，这让名医专家半暗半明的自由流动有了更多机会。 　　一家拥有1000张床位省级医院，日门诊量达3000～4000人次，其中外科有80张床位，但根本无法满足病人需要。尽管已经在走廊上加了床位，但护士的床位预约登记本上，仍然还有一串名字未能落实。于是有的病人托关系，挤进病房；没有门路的退而求其次，住进其他医院，点专家，让专家在业余时间为他开刀。 　　即使外科病房扩增，手术室也容纳不了。择期手术的病人都喜欢在春秋两季，外科工作量的季节性很强。各大医院目前的手术均达高峰，有的手术室几乎全天候开放，夜里急诊手术爆满。有位名医因为不能在最佳的上午时间上手术台，他便限量“供应”，认牢他手术的病人不得不预约到两个月以后。 　　记者在省市大医院发现，下午四点之后，除了看专家门诊的专家，几乎很难见到著名的专家，他们外出讲学，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以及外出手术、会诊都是家常便饭。 　　周末去县城看名医 　　周末，上海、北京等大医院专家来杭义诊的同时，杭州的专家也在浙江各地进行出诊、手术、义诊。一家省医院透露，医院给外科名医的手术指标不能定得太高。因为他们在本院手术收益无法保证。他们愿意更多地去外地医院接台。一次手术往往个人可得四位数。于是像王先生这样的病人在省级医院轮不上一流专家手术，却可以在当地医院轻易选到省大医院的名医。 　　内科名医专家也有自己的网络。几乎各大医院的知名专家都与县市区级医院甚至是乡镇医院挂上钩，专家们利用双休日、节假日下基层指导。不少省级医院的领导无奈地说：即使他们是上班时间去，只要他们安排好，不给医院出大纰漏，我们也只能默许，否则会留不住他们；再说专家大多是业余时间去看病会诊，我们难以制约。 　　杭州不少周边地区的基层医院领导坦言：请省市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来院执导可以提升我们在激烈医疗市场中的地位，是我们的招牌。近年来，除了这种专家个人与基层医院的签约行为外，省级医院也纷纷以官方的名义在县级医院挂上了指导医院或分院的招牌，毕竟杭州地区本身的病人资源有限，外地病人还是占了大医院的大头。挂分院的牌子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吸引当地医院把病人转上来治疗。无形中，分院更多的技术指导工作多压在专家身上，使专家们与各地医院有了更多的联系。 　　基层来的进修医生成了名医“自由执业”的联络人。他们在大医院进修时看中的专家，在回到基层医院后仍然会不时地联络他们，碰到疑难病例，他们先是电话咨询，再是请专家上门服务，万不得已才会把病人转到上级医院。我们请来专家，但把病人留下了，病人的“医疗消费”都留在了我们这里，还是合算的。当然病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实力派专家的服务，不必舟车劳顿，花费旅馆费等额外支出就看好病，自然也十分欢喜。(综合钱江晚报)

医生“走穴”的弊端也非常明显，许多人也提出了顾虑和反对的意见。 　　一位来自广东的患者告诉记者，年初，他被诊断出腹部有一良性肿瘤，需手术治疗。医院说他们的收费比大医院少得多，手术也可以请专家来做，专家的费用每人1500元，要由患者出。可后来发现，来手术的专家竟然是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这位患者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相信这两个年轻人是专家，所以又跑到北京来复查，钱一点没省下，还提心吊胆地担心病没治好。” 　　一些小医院借请专家的名义向患者乱收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前不久，西安市一个非法行医者，租用正规医院的手术室，请来“知名大夫和教授”为患者手术，导致医疗事故，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影响。 　　专家“走穴”，满足了一些小医院和患者的需要，使一些本无条件进行大手术的小医院，对外宣称什么病都能治，什么手术都敢做。 　　目前，因“走穴”导致的医疗事故已经占事故总数1/10。医生“走穴”治疗的病人，大多是小医院治不了或者治坏了的病人，难度一般较大，基层医院的手术条件、人员配备等也良莠不齐，这无疑也增加医疗事故的风险。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大多数医生不是谁都请得到的，去的基本都是较为熟悉的医院，病人情况如何？对方医院具不具备手术实力？术前准备如何？术后有没有必要的护理条件等等，医生事先都要知根知底，否则，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处理。 　　有人担心，医生“走穴”合法化会给其他行业带来示范作用，例如教师课余辅导收费等，是否也应该合法化。还有人认为，医生的劳务报酬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隐蔽性，很难进入税收的监控范围，名医偷税漏税问题也值得关注。（综合千龙新闻网） 　　据记者了解，目前由“走穴”引起的医疗纠纷有越来越来多的趋势，绝大部分都是后期的治疗和护理没跟上而引起的，“我们只是急急忙忙赶过去做个手术，手术一完就得走，不可能留下来，接下来的事还得医院自己做”。某医生毫不讳言地告诉记者，现在某些医院什么病人都敢收，哪怕是自己治不了的也敢收，“反正可以请到专家”，如果放开行医的限制，岂不是鼓励越来越多的小医院收治自己治不了的病人，无形中就增加了治疗的风险。“医院开展诊疗活动不仅仅是医生的事，一台手术的成功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名医就可以保证的，还包括检验、器械、护理等各个方面，‘走穴’医生一般不会留守，一旦病人出现意外，责任由哪方承担也不明确，医生的‘走穴’收入也处于税务部门监测不到的灰色收入，而如何保证医生不在本职工作以外‘走穴’也是个问题”，有关专家认为，要使“走穴”合法化必须要解决好以上矛盾。（综合羊城晚报） 　　●说法　院外私收病号=非法行医 　　就目前存在的医生院外设诊所私收病号现象，记者采访了汕头市卫生局医政科有关负责人。据了解，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按照《执业医师法》规定，取得执业资格并获注册的医生，才能在其注册的合法医疗机构行医。另外，《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医疗机构的设置作出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这位负责人认为，医生到院外私设的非法诊所行医，在法律上等同于非法行医，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应负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综合新浪）

　　允许医生兼职时机成熟了吗？>>>

　　2002年12月，国家卫生部有关人士明确表示，2003年起，在规范化管理的前提下，允许医生兼职，坚决反对医生“走穴”行为。

　　针对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个别医务人员未经单位批准而外出行医的医生“走穴”现象，卫生部有关人士说，“走穴”行为与允许医生兼职有本质区别。2000年中组部、人事部、卫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允许医生兼职。但是，允许医生兼职并不等于医生可以“走穴”。 “走穴”是未经允许的个人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卫生部坚决反对医生“走穴”行为。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卫生人才为一个单位所有的格局正在被逐步打破。卫生部有关人士说，鉴于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医生兼职不是无条件的，必须规范化管理。首先，医生兼职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有关规定。卫生部将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医生兼职的医疗行为。其次，医生兼职要遵守所在医疗机构的有关规定，确保完成本职工作，要对患者负责，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第三，医生兼职所取得的收入要透明化，同时，必须接受税务部门的监督。

　　有媒体分析，允许医生兼职也许可以视为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于医生将可以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一种态度，这是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在推广医疗技术的同时，提高医生待遇。

　　在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生职业中允许兼职或作自由职业者的这一举措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有人认为，这项措施有助于整顿当前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将无序的“走穴”行为纳入有序的管理轨道上来。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在当前相关管理措施还不到位的条件下，此项规定有可能产生医生沉浸于“兼职”赚钱而没有多少心思做好自己岗位上的工作的如果，无益于促进医生职业的健康发展。（综合千龙网）

医生可成为自由职业者，合适吗？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秘书长陈同鉴曾经表示：我不赞成用“走穴”这样刺激性的语言来形容医生兼职，但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对于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在本地或者外地会诊、做手术的问题，应该理性地审视。 　　目前来讲，我国的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患者纷纷涌向大医院，病人分流不尽合理，医院和医生的压力负担非常大，病人挂号排队也很困难。大医院的门诊流量每天都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人次，每个医生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平均分配给每个病人的时间有多少呢？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医疗资源充足，但是在基层，尤其在西部一些省份却相对不足；大城市的一些基层医院的技术也较薄弱，所以他们希望请一些高水平医生来会诊、做手术，满足病人的医疗需求，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技术服务，这本身没有错。（来源北京现代商报） 　　医生反应各不同 患者担心被“倒卖” 　　赵医生(某大医院脑外科骨干)：“医生本来就应该是自由职业者，只要有行医资格，为什么只能在一个医院行医，不让医生“走穴”根本不可能，管理起来太难了，“走穴”是大医院医生节假日的主要活动，南京有1000多家医疗机构，而几家大医院几乎垄断了南京最优秀的医生，“走穴”也是目前医疗资源极不平衡的一种表现，根本压不住的”。 　　刘医生(某二级医院内科医师)：“走穴”本来对我们来说就不公平，都去请三级医院的专家，我们根本没有诊治的机会，怎么才能提高诊治水平呢，而且，一旦可以名正言顺地“走穴”，我们这些小医院医生恐怕饭碗难保了，收入只会更少。 　　诸石明(普通市民)：允许医生走穴就意味着今后小医院也能见到专家，岂不是再不要费劲的去挂专家号了。 　　但是我们也很担心，如果医生“走穴”赚钱受到鼓励，那会不会同时导致乱转病人、倒卖病人呢，以前经常有患者稀里糊涂给“卖”到别的医院去了，到时候手术万一出了意外，或者故意拖长治疗疗程，谁来监督呢？ 　　还有，收费一定要公开，现在这样的动辄上千元的场子费，最后还不是转嫁到患者头上吗? 　　但也有患者认为，专家下基层、走到中小城市，给医疗技术相对落后地区人们就近就医提供了方便。据了解，一些地方医院的医疗费用要比北京的大医院少一半甚至更多，某些手术患者能省下1/4。再加上路费、住店费、饭费、家人陪同护理费等，如果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来自北京的名医的治疗，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  　　医生兼职，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卫生部负责人一再强调：兼职与“走穴”不同。“什么是走穴？歌手、演员赶场子叫走穴，医生是科技人才，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做兼职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当然没什么不好。因为在明确“自由医生”的概念之前，医生“走穴”的新闻早已有之。不过先前有关“星期六医生”以及专家“走穴”、“赶场子”的事件屡见报端，都是以“负面报道”的面目出现的，今天好像给“走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这样说，并不是一定要表达什么质疑，但有一句话却是非问不可的，这就是：医生兼职，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其一，职业道德方面的准备，亦即如何应对医生兼职后的公众需求。 　　其二，“红包”合法化之后的从业心理，亦即怎样保证不会出现偏颇，又如何纠偏？ 　　当一些医生沉浸于“走穴”捞钱之时，还会有多少心思做好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对此，我们是否准备了更好的办法或更完善的措施？ （综合《中国青年报》）

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体制落差引发医生职业化流动 　　在绍兴县空旷的经济开发区，有两栋崭新、豪华的建筑比肩而立，仅隔一条马路，一座是刚建成的绍兴县政府大楼，另一座大厦是绍兴华宇医院。这里将是绍兴县的中心区域，该县的重点产业是轻纺，而轻纺城的重头企业华宇集团就是华宇医院的投资方，投资3.5个亿建立华宇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华宇医院原本是一张白纸！”院长吴正虎说，但正是这张“白纸”预留的空间使华宇医院的人才计划在医疗界造成不小的震动。 　　开业时，这家被称浙江最大民营医院一口气引进了60多名博士，这些资深的医生中不少来自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一流公立医院。其中，国家级学术委员会常委、委员有4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及博导、硕导共30名，归国留学专家23名，院长吴正虎本人此前是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 　　对于吴正虎来说，这只是华宇医院和民营医院招贤纳才的开始。从全局来看，一股医院人才流动的潮流正扑面而来，将对现行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机制造成巨大冲击。 　　一个医生的困惑和希望 　　放射科主任李松柏，于今年4月间从中国医科大学应聘到华宇医院。李早年留学日本，学成后一直供职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样的工作对于李而言，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在附属医院几十年的工作，李松柏的困惑却越积越深：“一是工作精力的安排，二是医院的大锅饭体制。”李松柏任放射科副主任期间，每天的主要事务是处理放射科的医务纠纷，“将科研的主要精力放在人事处理上，我觉得很不合算”。 　　“这让我身心俱疲，科研课题的申报几乎全靠关系。”李松柏说，在附属医院“大锅饭”的体制下，医生做好做坏一个样，没有相应的激励方法。而公立医院陈旧的人力管理体制，严重的论资排辈现象，让大批具有潜质和能力的人力资源长期处于闲置浪费的状态。 　　在今年四五月份华宇医院到中国医科大招聘的时候，李松柏察觉到变动的机遇，首先让李松柏看中的是华宇医院机制灵活。院长允诺，李松柏作为放射科的负责人将拥有充分的决定权和实施权。 　　“管理的简便有利于我开展科研，当然如果我对手下的工作情况不满意，我可以要求将其重新安排工作，不会出现在公立医院中常见的人事纠纷。”李说认真做事情而不是扯皮是进行科研重要的前提。 　　更令李松柏满意的是院方在科研环境上的全力支持。院方允诺，申报的科研课题由院方解决相关补贴和经费。 　　“如果出现问题，可以直接找院长开现场会议，解决问题。”李医生说，由于该医院与一些机构的协议，医生们可以享有课题申请、职称评比等方面相对倾斜政策。 　　对李松柏等医生来说，公立医院狭窄的用人空间和民营医院灵活的财务和人事机制是他们跳槽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些学科带头人而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成了最主要的发展目标。据华宇医院的院长办公室主任介绍，不少医疗技术骨干应聘到绍兴都是出于类似的考虑，他们很多都带着建立一流的实验室的预期来到绍兴，期望民营医院灵活的机制和环境能够提供给他们宽松的科研和业务空间。

民营公立医院的体制落差 　　“我们的吸引力在于灵活的机制。”院长吴正虎说。作为曾经的医疗主管单位的领导，曾经掌管过多家市级医院的的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吴所说的灵活的机制，除了体现在人事和财务的灵活外，关键的还在于医院的内部绩效机制。 　　目前，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来自两大块，一是基本工资，按照职称来评定。另一块是绩效奖金。绩效奖金往往是从每季度的纯收入中提出，按照劳动量考核发给医生。 　　以某医院的外科为例，医生的奖金收入是直接与手术的数量相关的。也有一些改制中的公立医院采取按纯收入比例来分配收入。比如长航医院的口腔科，该科室每个月的纯收入中，六成是医生们的奖金，四成上交给医院。 　　公立医院的惩罚机制同样也以经济任务为指标。医生完不成相应的指标，将被扣除部分的奖金。在改制中的长航医院，外科医生完不成手术任务，将会被扣除50％的奖金。 　　吴正虎认为，如果以经济为杠杆考核就会出现乱检查乱收费的情况，这样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就难以上去。 　　华宇医院提出不将经济指标作为激励机制的考核内容。考核的重点在于“服务质量和医疗质量”。 　　吴正虎说，服务质量主要是根据医生的服务态度，病人的满意程度来考核。比如承诺服务有没有做到，病人的表扬次数之类。医疗质量的考核，则来自对重危病人的抢救成功率，感染率等指标的计算。 　　医生的收入按年薪计算，收入的70％是固定的，另外30％的绩效奖金都是由绩效考核来评定。在该医院，只有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才有资格出诊，也就是说该医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普通门诊，所有门诊均为专家门诊，今后的运营也将以住院综合治疗为主、门诊为辅。 　　“这种激励方法将促使医生专研于业务，因此更科学、合理。”吴正虎说。 　　另外，华宇医院用人机制的另一灵活性表现为人员流动上的自由度。吴正虎说，医生的去与留有较大的自由度，以条约规定，如果一方对另一方不满意，可以友好协商，“在国外，医生的流动性很强，我们也借鉴了这样的方法”。 　　灵活的人员流动机制显然更符合民营医院的发展状况。上海长航医院副院长陈剑鸣认为，民营医院的发展瓶颈在于人才的流动。以骨科为例，上海能够做骨关节手术的医生仅以个位数计，人才的短缺导致了民营医院在短期内还不能与公立医院抗衡。 　　“目前，医生不能同时在几个医院执业，如果打破了这个禁令，民营医院就可以灵活地抢占市场。”尽管，国家鼓励人才的合理流动，而实际上公立医院的人才流动仍困难重重。 　　即便对于吴正虎来说，吸引60多名博士加盟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吴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双方的利益结合点。 　　“人才投资的成本不是特别高。”吴正虎说，对于一个资深医生来说，事业上有发展空间是第一位的追求。 (综合21世纪经济报)

成为自由职业是趋势>>> 　　“让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是一种趋势，国外就是这样操作，具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将来必然要从‘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一位医生认为，自古以来，医生执业都被称之为“行医”，让医生流动起来，可以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医疗水平的差距。而在不同体制的落差之下，公立医院按资排辈的传统遭遇民营医院灵活的激励机制时，流动几成定局。 　　“医院人力资源的整体效应未能有效地发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医院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不健全；二是行政管理部门干预过多；三是人力资源的市场机制不完善。”上海的一家三级医院的副院长说。 　　由于大部分医院的绩效考核仍然在沿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制度，缺乏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压制了医生工作的积极性。薪酬分配上的激励难以付诸实施。这才使民营医院的薪酬体制变成重要的激励砝码。 　　在许多国家，医生都是统一注册，与医院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只要具有相应资格，医生可以到任何一家医院开展手术和治疗。美国医生以州为单位注册，只要经过合法注册，就可以同时在本州内不同医疗机构服务。 　　国内的很多医院都在这方面有所尝试，建立了相关的制度。去年，卫生部就卫生系统人事制度改革提出：“可以根据需要采取专职和兼职结合的方式，聘用部分兼职技术骨干。”北京海淀医院的“兼职医生”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兼职医生只要能通过海淀医院的资格认证，就成了海淀医院的执业医生，医院按照基本工资和计件工资相结合的方式付给报酬。 　　另一个促进医生职业化流动的诱因是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制度。“实施医疗机构分类管理以后，医疗专业技术人才的自由流动将是大势所趋，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一定要与医院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配套进行，全面推进。”国家卫生部人事司的一位官员说。 　　卫生部官员始终表示，医生是科技人才，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做兼职。人事部官员也认为，科技人员在工作之余做兼职，国家没有硬性规定不可以，一些规定只是行业内或单位内定的具体要求。 　　2002年，《健康报》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赞成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自由流动的比率为91％。从医院管理者聘请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类型看，愿意聘请当地人才的占53％，聘本省人才的占18％，聘外省人才的占21％，聘国外人才的占8％。 　　而从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动取向来看，首先考虑专长发挥的占62％，考虑经济待遇的占24％，考虑职务与职位的占5％，考虑其他多项因素的占9％。在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流动中，高薪聘请的吸引力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大，这样的结果显然支持了吴正虎提供“发展空间”的策略，“我们选人才没有把年薪当作吸引人才手法，我们选人才有自己标准——首先他得是一个专家级人才，或是临床一线的学科带头人”。 　　记者从卫生部了解到，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制订的执业医师法配套文件，对医师执业地点、类别及范围做出规定。看来，名医坦然走“江湖”的日子不遥远了。(综合21世纪经济报、千龙新闻网)

我们还是担风险的 　　“我们还是担风险的。”穿梭于各基层医院的名医依然忧虑出了事故怎么办？因为毕竟看病仅一次问诊是不够的，疾病的治疗需要医院整体医疗技术的支撑与配合。而基层医院缺乏这样的整体平台。尽管基层医院与名医们达成默契：出了事由我们兜着。但名医们心里明白：不出事没事，一出事必是大事，怎能脱了干系？ 　　前不久台州某医院一位患者生命垂危，杭州一位名医应邀当天下班后即赶往当地医院现场指导抢救，病情稳定后他返杭。但第二天病人却突然死亡。前一天支付了高额会诊的家属提出疑问，当地医院的医生与院领导都出面做疏导工作，没有惊动杭州的那位名医。基层医院的领导无奈地说：“对医疗风险问题，患者与医生的理解永远不可能一致，我们愿意为名医承担风险。因为我们需要那些名医撑台面，手把手地教技术，并保证病人收治之中带来的其他医疗收益。”　（综合钱江晚报）

竞争：会诊费成了身价硬指标 　　业内人士透露，作为基层医院的顾问、专家都可以定期拿到一笔不菲的费用。外出会诊也似乎都有一个统一的行情，会诊费用依据专家级别而不是疾病治疗的难度。同一位专家，去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医院会诊，通常拿到的会诊费分毫不差。所以业内有句戏言：是不是名医，身价几许，会诊费是项硬指标。即使同一类疾病，不同专家会诊费悬殊达数千之多。 　　医院管理人士称，我国名医专家的收入与国外医学专家相比，实在低很多，医院显然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一分配现状。于是，名医自由流动成为医疗人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有效方法。就目前公立医院的分配制度，一个业务学科带头人的收入一般与同职称的医生相差无几。为了防止乱收费，原先大医院实行过的点刀费已被取消。医疗劳务技术收费没有拉开差距，专家挂号费都是10元左右。浙医一院、浙医二院为了让一批名医与普通的专家有区别，成立了名医馆，挂号费提到了50元。民营医院在这方面的余地大得多。杭州建国医院根据病人预约需求，一次邀请杭州或上海地区的多位专家联合会诊，收费超过百元，依然很有市场。（综合钱江晚报）

单位不是“围城”>>> 　　目前，病人、医生分流都不尽合理。医生都希望来大医院工作，大医院专家多，但并非每个专家都能１００％地发挥自己的才能，造成资源闲置、浪费。同时小医院、偏远地区却极度缺乏医疗人才，病人都愿意到大医院看病，甚至不远千里。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性、对高档医疗需求的迅猛增加，以及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得医生兼职的前景逐渐明朗。 　　在古代，医生是自由职业者，但是在今天，医生单枪匹马闯天下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高科技在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创新手术的复杂程度增加，使得医疗行业更需要团体协作。但是医生不应该仅仅是医院“高墙”之内的宝贵资源，也应该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 　　当然，目前医生兼职还存在几个不确定问题：如何保证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如何协调兼职、本职工作，如何保证收入透明，等等。所以，医生从“单位”走出来或许不难，难的是怎样才能一路好走，不摔跟头。 　　正如专家们所建议的：各种迹象表明，医生兼职是一个趋势，但是医生兼职需要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如何制定这个“游戏规则”，使医生走出医院后，能够真正的在阳光下，给更多的病人带来健康，给社会创造更大的效益？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把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 　　其实兼职是个具有社会性、普遍性的话题，实现人才资源共享，人才良性流动、循环，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少些限制、多些空间，不知被多少人期盼着。（综合北京现代商报） 本文编辑：卞君君　王云（实习）监制：何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