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浙江籍的南宋大学者王应麟，但顺德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健明等认为南宋末年的佛山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作者。顺德方面已决定将《三字经》作为本地的文化项目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此举在宁波文化界人士中引发抗议。（3月20日《现代金报》）

    从纯学术角度看，考证《三字经》的“祖籍”自有其学术价值，但当下“某某故乡之争”的病态语境，往往裹夹着利益之争、地方情绪之争。戴高乐有句名言：“对伟人的忘恩负义，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换言之，放眼世界，要看一个民族多么没出息，也可以从他们对故纸堆里的历史名人死抱不放的“执著指数”来度量———这心理就譬如“咱祖上也曾阔过哩”一样滑稽。

    谁会对“三字经的故乡”感兴趣呢？这个问题不是要贬低其学术思考，而是要警惕在这种被无限放大的历史名人户籍“全民之争”背后，真的是我们对“当事人”的无限热爱、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这种依傍名人祖籍的“地缘优势”和当年“城市户口”的计划心理何其相似，我们功利主义的“热爱”不过是欲拿历史之锅灶兑现经济大餐的小聪明罢了。对于作为中华精神文化遗产的《三字经》，熟知并热爱已经足够，老百姓有几个还眼巴巴等着知道它的“祖籍”甚至“星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