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学者在有意无意地扮演着输送理论火药、扩大战火的角色。凡此种种，终使文化申遗成为一场闹剧，当局者乐在闹中，旁观者怒在心底。

    《三字经》的作者是谁，一直都没有定论，不过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浙江省鄞州籍(今属浙江宁波)的南宋大学者王应麟。但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员陈忠烈和顺德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健明认为南宋末年的佛山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作者。不仅如此，顺德方面已经决定将《三字经》作为本地的文化项目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3月20日《现代金报》)

    文化申遗之争是面子之争、地方文化历史面貌真相之争，说到底更是利益之争——混合着经济利益的期待和财富膨胀后的文化优越情结。连《三字经》这个孩童启蒙读物也被拉作“文化申遗”的大旗，你就该嗅出遍布全国的文化遗产归属地争夺战其火药味有多浓了。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还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出现这种各说各有理的申遗乱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先有国家层面的文化申遗热，后有地方上的文化申遗热。与此“热”相伴的遗产意识也来得晚，先觉悟地区抢先申遗，倘若申遗文化为归属地有争议的文化，后觉悟地区必然觉得“吃亏”，由此形成一旦风闻某地申遗，必有其他地区“挤入”的局面。原因很简单，文化遗产历史太久远，一旦追根溯源，难免要陷入沼泽密布的上古“云梦泽”里，无法自拔，各地县志、传说、典籍即使有，也常常有以讹传讹的嫌疑。更有甚者，对文化遗产临时紧急动员，望文生义，编造典故，即使张冠李戴也在所不惜，全无半点敬畏文化之心。

    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学者在文化申遗之争中的站队。必然是甲地的学者力证某遗产为甲地的，乙地的学者力证某遗产是乙地的——从未见过相反的情形出现。这次依然是广东学者力挺佛山人区适子，宁波学者力挺鄞州籍的王应麟。更绝的是，学者的地域性也成为论证彼此观点的武器，广东学者说《三字经》用粤语读起来朗朗上口，宁波学者说《三字经》用宁波话读起来更字字押韵。我们的文化传统也不能容忍一个“吃里扒外”的学者存在，倘甲地学者为乙地文化奔波有被称为“甲奸”的风险。所以，地方学者在有意无意地扮演着输送理论火药、扩大战火的角色。凡此种种，终使文化申遗成为一场闹剧，当局者乐在闹中，旁观者怒在心底。

    要解决这种乱象，最好的办法是实行申遗回避制度。凡属于有争议的文化申遗，当地学者应当回避，有关部门不采纳文化申遗的学者的主张，而采信中立的第三方学者。若暂时无第三方研究成果，可采取搁置待议态度，同时，组织并委托第三方进行相关研究。可笑的是，由于“地方病”作怪，一些地域观念强烈的学者，实际在大量生产学术垃圾，比如有学者竟宣称，已研究出孙悟空弟弟姓什名谁、仙乡何处。因此，或许可以通过实行申遗回避制，以防止少数“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所谓学术成果扰乱视听，危及文化的正常传承。

    高永峰(上海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