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的这种争论，由来已久。远有韩国与中国的“端午习俗”之争，近有安徽涡阳和河南洛邑抢老子，浙江的萧山、诸暨和绍兴抢西施，河南的南阳和湖北的襄阳抢诸葛亮等。这种“文化遗产”的争夺，从炎帝到老子、孙子，从司马迁、董仲舒到王安石……如果把有归属争议的历史人物一一排列，可能会涉及中国史的多处，就地域而言，从省际、市际发展到县际甚至是乡际之争。

    虽然说，历史名人是种文化资源，同样是一种旅游资源，名人故里一旦进行旅游开发，便可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即使不能也仍然可通过名人效应，达到提高城市知名度的效果，从而取得间接效益。因此，名人故里之争并不是虚名薄利，在看似争名人、争祖业的背后，实际是在争资源，争世人对其历史文化积淀的厚度、深度的认同，争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的“卖点"，在“争吵”中争“炒”，炒作出炙手可热的大旅游产业。

    如果争夺是本着参与国家抢救、保护和传承文化的宗旨，以真正的保护为目的，把几千年来优秀的文化“古为今用”，然后再创造出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扩大地方的知名度，这当然无可厚非，也应该说是件好事，起码能唤起同一领域其他地方的文化保护意识，不是等到国外来“争”时才恍然大悟。

    但是，时下的争夺却大多建立在功利的立场，往往用“忘本”的态度进行无谓的“抢夺”。韩国提出“端午节申遗”在中国大惹非议后，苏州却提出了端午节“伍子胥起源说”，与传统的“屈原说”分庭抗礼，希望确立“苏州端午习俗”的地位。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天津社科院专家对近千名市民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五成青少年不知端午节来历和具体日期，更多的年轻人表示喜欢过“洋节”。

    这种反差令人深思，如果青少年对我们民族引以为豪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习俗都如此陌生和淡漠，并转而热衷于洋节异俗，那么只专注于“文化遗产”之争，而不倾心于维护和传承文化，这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是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地应尊重历史和事实，用保护和传承的态度面对，透过固有的形式观察其背后蕴藏着的丰富精神内涵，为今天的我们所用，为世界所用。各地绝不应凭着狭隘的目光，只着眼于地方利益而进行无谓的文化遗产争夺，这对文化的传承百害而无一利。(白林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