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逝,诸暨的西施遗迹逐渐消失,西施渐渐从人们视野里消失,而西施故里之争无形中推进了诸暨市对西施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西施故里之争引发之后,临浦想把火车站改名为西施火车站,并向铁道部提出申请,铁道部没批准。”何曾武说。“1986年,我们请中国美术学院傅维安教授在诸暨火车站创作西施塑像;同时,还刷新了浣江边王羲之所题的‘浣纱’两字的摩崖石刻。”

    在不断的查资料、写文章反击对手中,阮逊和何曾武都发现,西施的史料非常丰富,何曾武是县越剧团的编剧,阮逊也长于写作,他们决定把西施搬上舞台。

    1979年底,他们合作的大型越剧《西施》创作完成,1980年由县越剧团搬上舞台。

    1982年,由县文化局牵头,他们又合编出版了《西施》一书,这是解放后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全面介绍西施的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们合作的大型越剧《西施与范蠡》在省里得奖,并收入《中国越剧大典》中。1994年阮逊又创作了越剧《西施断缆》,该剧晋京演出,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化部文华奖。诸暨越剧团还携“西施”赴欧洲、韩国等国演出。

    这场争论持续到1986年,直到姜亮夫、苏步青、陈桥驿等著名专家站出来写文章声援,肯定“诸暨说”,争论才告一段落。

    世事难料,王玮常绝对想不到,他引发这场争论无形中促成了西施文化的保护,当“诸暨说”一方同他争论之时,实际上等于是他为“诸暨说”提供了丰富的契机,他同样是保护西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