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事件发展至今，其基本的态势是：达能以一纸合同为依据，以中国现行法律为后盾而孤军奋战；宗庆后一方则以“保卫民族品牌”为大旗，引导舆论、汇聚民意，至今已有“娃哈哈全体职工代表”、“娃哈哈全国销售将士”和娃哈哈非合资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先后加入战团，而在“保卫民族品牌”、“抵御外资垄断中国市场”等悲情呼吁下集聚起来的公众情绪，也间接为宗庆后提供着舆论支持。

    虽然最终战果尚难预料，但此一番“非典型性博弈”，必将作为经典案例而进入中国企业发展史教程。

    此番博弈的“非典型性”在于，如果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既有游戏规则，达能一方稳操胜券，宗庆后面对公众发出的所有诸如“当初也不懂资本运作那一套”或“达能在合同中暗伏陷阱”等指控，相对于法律约束下的合同约定，其实全无效力。然而，宗庆后为弥补当初失误而成立的非合资公司，在达能默许下“非法”使用娃哈哈商标逾十年而未受到追究，可见达能也深知，无论合签订得对自己多么有利，也无法解决企业经营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对于饮料制造这种技术门槛不高却对销售渠道高度依赖的产业，品牌价值固然可贵，却又必须依附于原有的渠道和市场，方能充分实现其价值。因此，达能宁肯以默许非合资公司“非法”分享娃哈哈品牌为代价，也要留住原有的渠道和市场。

    作为精明的企业家，宗庆后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因此无论他对于合同“陷阱”的指控有几分把握，一直被其牢牢掌控的销售渠道，才是他此番博弈的真正筹码。“娃哈哈全体职工代表”和“娃哈哈全国销售将士”的先后表态，不但向达能宣示了宗庆后对娃哈哈企业的掌控能力，更是摆明了“以渠道相威胁”的底牌。如果“全国销售将士”确如他们宣誓的那样对“宗总”抱定誓死效忠的决心，则宗庆后所称的“大不了再创一个品牌”的示威虽然未必一定顺利，但对达能的伤害却一定是致命的———一个脱离了渠道和市场的品牌，其价值必将大打折扣，甚至一钱不值，而建立渠道、开辟市场，却恰好是外资公司的“短板”。因此，宗庆后一方看似“义和团”式的非理性啸聚，其实有着精明的布局和精确的计算。

    作为事件的旁观者，我们的心态无疑矛盾而复杂。坦白地说，无论是娃哈哈当初的“失误”，或后来的反悔和“找后账”，都显得太不专业。而“以渠道相威胁”的姿态，和“职工代表”、“销售将士”、“地方政府”轮番上阵的战法，在一个呼吁市场和法治秩序建设的大背景下，也显得江湖气太重。可是，在看过太多“资本为王”的不公平之后，有幸目击一场“渠道为王”与“资本为王”的对决，也不无快意。况且，如果“全体职工”和“全国将士”确如他们宣示的那样对宗总和娃哈哈死忠，则证明“渠道”的背后，还背负着职工们的利益，“渠道”与“资本”的对决，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职工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博弈。“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以对渠道的掌握和职工人心的向背，与51%资本份额的话事权博弈，也是维护劳动者这一“要素”权利的途径之一。情理、法理、事理矛盾交织，则是此次事件的“非典型性”特征之一。作者：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