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4月19日电 中国的劳动保障部门，可能是最为忙碌而至穷以应付，最为琐碎而又兹事体大的一个职能部门。如果我们愿意了解得更多，就必然会对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抱以敬意。——一直以来，他们都在试图去完成一种不可能的任务。单以各地曝出麦当劳、肯得基等洋外餐违规用工事件为例。    

    洋外餐“用工门”事件，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这些企业存在涉嫌违反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小时工资标准等诸多问题”。国家出台《最低工资规定》之后，各地都对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规定，如广东为7.5元，上海及长沙等地则为6.5元。洋外餐大面积“违法”，惊动了总工会，自然也惊动了劳动保障部门。但最后会出现一个怎样的结果，仍需拭目以待。    

    劳动保障部门面临的麻烦，并不在洋外餐“用工门”的事件本身，而在除此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理性或勇气，应当承认洋外餐“违法”并非其多么可恶，而是因其根植于我们这样一片“低薪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上。“低薪时代”的一个证据是，在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工资总额在ＧＤＰ中所占比例逐年走低。”而去年国家统计局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收入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该地区的农民工工资20多年不变，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    

    然而在“低薪时代”的背景之下，面对洋快餐“用工门”事件，几乎没有媒体愿意去调查或提供国内或中资企业的用工及工资现状，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事实，也是在整个事件中被有意无意回避了的。在面对外企“违法”而“同仇敌忾”的同时，我们缺乏一种反躬自省的能力。像仿佛中国的劳工，只能任由中国人自己盘剥。这一点，媒体可以无视，但劳动保障部门心里是明白的。    

    并不是说，因为中资企业存在“违法用工”，所以就不能查处洋外餐的“违法用工”。重要的是劳动保障部门是否有能力给予所有企业的公平的国民待遇。在这方面，我们拒绝一种“查处一个是一个”“保证一个是一个”的说辞，国家的司的职责，是要保证起码的公平，底线的公平。因此在大面积底线公平的失守之下，劳动保障部门也就只能无奈面对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了。    

    在劳工权益的保障及维护方面，政府权力总只能扮演一种“事后”的角色。劳动保障部门不可能跟所有的用工者进行谈判，不可能警觉于劳工权益受损之前，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权益行为都了解到事无巨细。还可以说，劳动保障部门甚至不可能将屁股仅仅坐在劳工一方。作为政府的部门，在有的时候，它渴求企业的发展或许更甚于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如此，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言而明。    

    谁是纾解政府部门麻烦的人？谁能够更好地缓和劳资冲突？是劳工工会或行业协会。它们是劳工权益真正代言者，它们以劳工集体意志的方式，克服了个体劳工的无力感，以及对资方“不怕招不到人”的忧虑感，因此足与资方相抗衡，从而可以通过博弈争取到易以被大多数所接受的权利待遇。因此洋外餐“用工门”事件也好，中资企业的问题也好，其背后真正的问题，不是劳动保障部门的缺位，而是工会或行业协会的缺乏，这当然也包括，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工会或行业协会的先天无力。    

    就在洋外餐深陷“用工门”之时，湖南省劳动保障部门传出消息，将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工作。这应当是一个可能给劳动保障工作带来一些亮色的消息。但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如何真正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保障，如何给劳资双方建立更公平的博弈机制，却是仍需要探讨的。（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