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2月至今，一个名叫詹启智的河南人和他的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在法律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詹启智，44岁，郑州人。曾任河南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副教授，1997年从高校下海进入出版行业。2004年，投资200万元，成立了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三年的时间里，詹启智的公司向全国近300家网站提起索赔诉讼，其中40％以上是政府部门主办、主管的网站。起诉事由，均是网络转载侵犯著作权。

    这家公司的所作所为，在网络界掀起轩然大波，有赞许的，说这家公司是在维权，叫他“网络王海”；有愤怒声讨的，叫他“网络碰瓷”，“网络撞车党”，搞敲诈勒索。

    10月27日，记者和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詹启智取得联系后，他爽快地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对侵权盗版行为深恶痛绝

    今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公司的名字，为什么叫“三面向”？

    詹启智（以下简称詹）：这个“三面向”，是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邓小平同志给北京景山学校题的词。我原来是教师，对这个教育思想非常敬佩，所以就给公司取了这个名字。

    记：当初怎么决定开一家版权代理公司的？

    詹：我本身就是一个作者，也曾做过出版工作，深知创作之艰难，对盗版行为的危害性有切身的感受，对侵权盗版行为深恶痛绝。

    2004年，我投资200万元，成立了这家版权代理公司，专门从事著作权许可、转让，以及相应的出版、发行工作。

    为了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就需要我或者我的公司拥有相关作品的版权，以版权所有者的身份与出版者签订合同。于是我就组建起了这家版权代理公司。一方面保障公司作品的合法出版发行，权利被侵犯时可以依法维权；另一方面，当有其他人需要进行版权保护方面的支持时，我们也可以进行必要的适当支持。

    今：有哪些让你难忘的被侵权的经历？

    詹：2002年我自己创作的《工业经济效益学》、《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效益》等五部专著约160万字曾被一家数字图书馆盗版。我创作的许多论文，都被盗版了。

    记：怎么跟网站较上了劲？

    詹：网络侵权的现象我是从2002年开始注意的，2002年超星数字图书馆侵犯了我们的版权。自己创作和编辑的许多作品都被网络免费转载了，所以在痛心之后就决定和侵权者较上劲。可以说我们国家的网站，除了极少数政府网站，可能很难找到几个不侵权的。

    记：目前你们已对多少家网站提起了索赔诉讼？有多少侵权网站自愿赔偿？

    詹：我们已在全国对300多家网站提起了侵权诉讼。公司在起诉前，一般都通过发律师函的方法，向侵权者提出索赔请求。但是，这些律师函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很少有进行回复的。据我公司统计，律师函回复率不到1%，自愿赔偿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记：公司现在主要的业务是在打维权官司，是吗？

    詹：这是一个误解。我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组织创作以及著作权转让、许可使用服务。到目前为止，我公司组织创作和出版了30多部原创性学术著作，还有2种电子出版物。

    ●网站不该享用“免费的午餐”

    记：一些评论者认为，互联网诞生是源于创始者公开、公平、共享、互助的思想。现在互联网发布的信息为什么不能共享？

    詹：这种公开、公平、共享、互助，应当建立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没有法律规范，这些只是一种美好但不切实际的空想。网络不付费、不通知作者就转载文章是惯例，但这种惯例是违法的。而且正是长期免费使用作品助长了网络的畸形发展，我们就要改变这种状况。

    从一开始，“复制”与“粘贴”，似乎就是网站成长的宿命，网站已经习惯了免费转载，一直以来也很少有人去较真地“讨要稿费”。其实它侵害了所有作品作者的权利，只是很多作者没有能力去维权。

    记：公益性网站，比如学术性网站，能不能例外？

    詹：应当承认，这些网站主要是为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但这不是侵权的理由。国家法律法规并没有免除这些网站侵权赔偿的法定事由。法律面前，没有例外可言。

    事实上，对于非盈利性的公益性网站，我们在诉讼上是有所区别的。按照国家规定，侵犯著作权可以按照合理稿酬损失的2～5倍索赔。对于学术网站，我们通常是按照2~3倍索赔，对于盈利性的网站，我们通常是按照4~5倍索赔。

    ●我们不是王海，更不是“网络撞车党”

    记：面对索赔风暴，很多网站纷纷列出“黑名单”，公布了与您的公司签约的作者的名单，以免招惹麻烦。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詹：一些网站列出“黑名单”，其目的在于所谓“自救”。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所有网站只有依法办网才能真正实现自救和发展。真正应该列入“黑名单”的应该是那些侵权网站。因为他们才是事件的制造者，他们才是真正的违法者，才是真正的“黑”。

    记：对三面向公司的维权，目前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你们是“网络王海”，另外一种说你们是“网络撞车党”，您认同哪种说法？

    詹：我既不认同“网络王海”的说法，更不认同“网络撞车党”的蔑称。

    我们与王海是不同的。王海以消费者身份打假，我们是以著作权人身份追讨著作权，从身份上说二者是不同的。此外，我们维权时依据的法律不同，王海维权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公司维权适用《著作权法》。

    不过，从依法维权的角度讲也具有相似性。其实，中国目前有很多版权公司和我们在做一样的事，但可能因为没有我们做得大，所以没有我们出名。而“撞车党”是假撞车真讹诈的不法分子。我们跟这些人没有可比性。

    记：网络著作权保护的棘手之处在哪儿？

    詹：公司成立三年来，感觉最难最棘手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维权之路无比艰辛，往往是赢了官司赔了钱。另外就是，侵权人对著作权人合法权利的无视和对著作权法的公然挑衅。

    记：有没有感到什么压力？

    詹：至于压力，我感觉主要是公司资金还比较紧张，没有能力将侵权盗版者一网打尽。至于侵权者的攻击和漫骂以及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舆论，我则不感到有什么压力。因为我更相信法律，不愿相信舆论。我更相信，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依法治国的推进，我公司的维权工作会越来越顺利。

    ●首先还是取义，在义之基础上取利

    记：目前与公司签约的合作方有多少人？双方合作状况怎么样？

    詹：公司现在有签约作者200多人，除一个博士生导师试图撕毁合同外，总体合作得非常好。

    记：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探讨“义”与“利”的关系。在“义”“利”的天平上，您目前偏向于哪边？

    詹：我作为一个自然人，经常受传统义利观的左右。比如说，我经常无偿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但是，作为公司负责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能不讲利。否则，公司不能发展，社会也难以进步。公司的盈利多少，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是对社会贡献的程度。我认为，对于公司或企业来讲，义利本身是统一的，二者之间没有矛盾。我首先还是取义，在义之基础上取利。

    记：您对三面向公司的维权行动满意吗？

    詹：事实证明，自从三面向公司在全国打官司后，网站在转载时就不像以前那么随意了。应该说，三面向公司的大规模维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公众的网络著作权意识。

    詹：维权本身不属于经营范畴，维权只是弥补部分因被第三人侵权而造成的损失，维权本身也只能是对原有或应有效益损失的挽回，不属于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从根本上就不会存在“追求经济效益而冷落社会责任”的问题。

    ■相关评论

    蒋志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按照著作权法律法规办，网站不是不能生存下去。说网站支付了转载稿酬就办不下去，是在为网站侵权找借口。《南方周末》

    党达强（北京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在三面向公司起诉网站之前，网站与网站之间，网站与作者之间，网站与网民之间，对于作品转载基本上是有一种默契的。

    恰当地说，是人们保持着沉默。有的权利人对自己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获得报酬权无知；有的权利人为了作品的传播而容忍；有的权利人想制止侵权但不知道怎么去做或者怕麻烦。

    北京三面向公司的诉讼，打破了这种沉寂，掀起了波澜。

    经济观察网

    曹新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网络作品版权同样受法律保护。就三面向公司而言，其诉讼动机和目的是否一致，经营手段是否恰当，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这家公司本着“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作者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依法经营，其维权行为就受法律保护。《人民日报》